李白《明堂赋》系年新考

          关于李白《明堂赋》的创作时间历来争议不断， 清王琦在《李白年谱》中认为此赋作于开元三、四年间。詹锳先生不同意王琦看法， 在《李白诗文系年》一书中将此赋系于开元二十三年。而孟繁森则认为应当作于天宝初年， 虽划定一定范围， 但是不够具体。以上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也存在一些疏漏， 笔者拟对以上三个观点进行分析， 指出其不严谨之处， 在此基础上对《明堂赋》系年进行重新考证。

        清王琦《李白年谱》中说：“按太白《明堂赋序》历溯天皇、天后、中宗而不及睿宗， 则是赋之作， 不特在未改乾元殿之先， 并在睿宗未崩之先矣。考睿宗之崩在开元四年六月， 制改明堂为乾元殿在开元五年七月， 赋之作应在三、四年间。岂所谓十五观奇书， 作赋凌相如者， 即是《明堂》一赋软？”考《明堂赋》正文， 确实未提到睿宗， 如“昔在天皇……天后继作， 中宗成之”“天后勤劳辅政兮， 中宗以钦明克昌”, 但是也由此可见文中对于明堂的建造之功的归属是以高宗为主的， 天后是继作是辅佐， 而中宗是收尾工作， 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客观的陈述。根据赋作中各位皇帝的出场顺序即先高宗、武后再是中宗， 可知将中宗和睿宗在武后继位前作傀儡皇帝的时候抹去不提， 而睿宗在中宗驾崩后继位时间又短不超过三年， 政绩平平且无关明堂， 此处不提到睿宗也是情理之中， 如果张冠李戴对睿宗之于明堂进行歌颂那才是贻笑大方。

        再者王琦根据李白的《赠张相镐二首》一诗中提到的“十五观奇书， 作赋凌相如”一句来判定《明堂赋》写于李白十五岁时更是值得商榷。因为此诗是李白为求得官职的干谒之诗， 即向张镐表明心迹， 欲求其用之意。本身对于自己的身世和才能就有一定的夸耀成分。这当然不是否定李白在文学方面的造诣， 只是李白在开元三、四年间为十五六岁， 无论是其思想和文学创作还未成熟。此间虽有一些优秀的诗赋出现， 但是李白的主要活动还是继续深入学习， 从逻辑上看， 若此时写《明堂赋》, 不管是格局规模还是气势都远远超过后来进献的《大猎赋》也是说不通的。且诗歌中关于年岁时间的表述往往是泛化的和模糊的， 是为突出诗歌所表现的主题服务的， 未必就是和作者的行迹一一对应的。

        而詹锳先生主要根据明堂和乾元殿之间的名称变更来限定此赋写作时间。他在《李白诗文系年》一书中说：“按《通鉴》开元十年：冬十月癸丑复以乾元段为明堂。又开元二十五年：是岁命将作大监康种素之东都毁明堂， 赋素言毁之劳人， 请去上层， 卑于旧九十五尺， 仍旧为乾元殿， 从之。是开元十年以后二十五年以前白亦有作《明堂赋》之可能。”据此， 将此赋系于开元二十三年。但是我认为仅仅根据名称变更来确定写作时间是不合理的， 理由有二， 首先《旧唐书•礼仪志一》:“ (武德初定令) 季秋， 祀五方上帝于明堂， 元帝配， 牲用苍犊二。”又《旧唐书•礼仪志二》:“武德时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高祖时明堂并未建成， 但却使用明堂的名称规定相关的礼仪。可见明堂自周代产生以来更多是一种统治阶级的象征， 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建筑实物， 其主要意义在于借神权以布政， 宣扬君权神授。隋和唐初均施行过明堂礼， 彼时明堂均未建成， 故借用其他礼制建筑如圜丘、雩坛等来暂行此礼。其次， 以钱起等人创作的《朝元阁赋》为例来看， 朝元阁就是唐王朝在骊山上朝拜和祭祀大圣祖玄元皇帝的地方。天宝七载十二月， 唐玄宗夜里梦见太上老君降临朝元阁， 故更名为降圣观。即便更名后天宝十年中进士的钱起等人均将赋作命名为《朝元阁赋》, 从微观看， 即使官员名称已变更也往往使用古名， 如古时候将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员称为奉常， 670年已明确将奉常之名更为太常， 之后并无变更， 但写于751年的《花萼楼赋》行文中使用的依然是奉常。所以我认为如果单单根据名称变更来限定创作时间来是不足以使人信服的。

        而且如果仅从明堂的存废来考察作品的写作时间， 那么， 开元二十七年以后的情况也应予以考虑。因为开元二十七年以后又修复了明堂。《通鉴》开元二十七年：“冬， 十月， 辛已， 改修东都明堂。十一月甲辰， 明堂成。”基于此， 结合《明堂赋序》中说：“臣白美颐， 恭惟述焉。”考虑到李白自称为臣， 所以孟繁森认为这是李白在皇帝身边写的并献于皇帝的， 应当为天宝初年李白待诏翰林时作。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不够精确。因为不是同一时期的《大猎赋》中也多次自称臣， 如“臣谓语其略”、“而臣以为不能以大道匡君”等等这又作何解释呢？古时只要是像皇帝或者朝廷献赋都可以自称为臣。所以只能说明这篇赋作是李白或直接或间接的进献之作， 而未必是当官之后所作。

        《大猎赋》是进献之作， 学术界已大抵认同， 因为赋中李白以臣称谓， 以臣称谓必然是献给皇帝的。李白一生有两次献赋：一次是投刺苏颧， 通过苏颧向朝庭荐举；另一次是李白直接向玄宗进献。《大猎赋》的创作时间虽然有争议， 但好在李白在赋序中进行了一定交代。“李白《大猎赋序》云：“以孟冬十月大猎于秦， 亦将暇威讲武， 扫天荡野。”据《通鉴》考证， 玄宗大猎于秦者有三次， 一次是先天元年十月癸卯， 上幸新丰， 猎于骊山之下；另一次是开元元年甲辰， 猎于渭川；还有一次是开元八年十月壬午， 败于下封。无论是哪次， 李白都做不到向皇上直接进献。所以不影响本文的判断， 不作过多赘述。但是通过《大猎赋》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测出， 《明堂赋》也是进献之作， 因为以臣自称， 所作应当四李白直接进献给玄宗的作品。

        据《新唐书•李白传》记载可见：“天宝初……往见贺知章…… (贺知章) 言于玄宗， 召见金銮殿， 论当世事， 奏颂一篇。帝赐食， 亲为调羹， 有诏供奉翰林。”而《明堂赋》是李白创作的一篇大格局的朝气蓬勃的赋作， 李白于天宝秋担任翰林供奉后， 其创作多是为了娱乐帝王贵妃， 陪侍皇帝。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 这种创作的范式让我们不禁想起了流行于梁陈的宫体诗。如初春， 玄宗于宫中行乐， 李白奉诏作《宫中行乐词》;暮春， 兴庆池牡丹盛开， 玄宗与杨玉环同赏， 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但在天宝三年李白或由于对御用文人生活日渐厌倦 (虽有官名而无实权) , 或者因才高受人嫉妒等不得而知的原因离开了朝廷， 随即在洛阳与杜甫会面。

        根据史书中的明确记载我们得到了几个信息， 首先， 尽管目前有李白两次入长安、三次入长安等不同说法， 但天宝初几年在长安， 史书对此明确记载， 所以并无异议。也正是天宝初， 李白才有机会面见玄宗， 故笔者推测， 《明堂赋》似有可能为《新唐书•李白传》中提到的与玄宗面谈时候所谓的“奏颂一篇”, 因为自古以来赋颂连称， 界限模糊。且以李白的作品关注度和创作背景的特殊性以及《李太白集》版本的可靠度， 这篇颂是极有可能流传下来的。但是现存的李白作品中仅有两篇以颂命名， 分别是《赵公西侯新亭颂》和《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 (《全唐文》也仅收此二颂) , 观其内容也可知并非是献给玄宗。所以《明堂赋》极有可能是李白进献给玄宗的所谓的“颂”。即使认为上述提到的李白当在受到玄宗接见的时候进献《明堂赋》对于《明堂赋》创作时间的考证不够严谨。那么放宽范围， 也应当在天宝元年初玄宗的一系列祭祀和诏令下， 李白或在天宝元年二月至秋季见玄宗之间创作此赋。因为李白在担任翰林供奉后， 正是因为对御用文人生活的厌倦， 才纵酒昏秽， 且与贺知章等人结成“酒中八仙”之游， 加之旁人诽谤， 才辞官远游。故而在任职期间撰写此类大格局赋是不符合李白的处境的， 李白最受玄宗宠幸的也就是天宝元年， 因为天宝二年的时候， 李白创作的多是“宫体派的作品”, 也正因此， 李白才认为自己的才能无法施展， 并和玄宗产生嫌隙， 而天宝三年正月， 贺知章还乡， 三月李白自知不为朝廷所重用， 求放还， 上许之， 离长安而去。

        其次， 玄宗是在金銮殿召见李白， 金銮殿属于兴庆宫， 是唐长安城三大宫殿群 (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 之一， 是唐玄宗做藩王时期的府邸。更是开元、天宝时代的中国政治中心所在， 也是他与爱妃杨玉环长期居住的地方。宋史学家胡三省注引宋代程大昌《雍录》曰：“金銮坡者， 龙首山之支陇， 隐起平地而坡陁靡迤者也。其上有殿， 名曰金銮殿。殿旁有坡， 名曰金銮坡。”由于比邻大明宫西边的翰林院， 金銮殿是文人学士等待皇帝诏命应对之所， 因此极有名气。而玄宗在天宝元年的九月份御花萼楼， 花萼楼与金銮殿同在兴庆宫。十月玄宗幸温泉宫。所以符合玄宗于天宝元年秋见李白于金銮殿。此时进献《明堂赋》, 既是对个人才能的展示， 也是对玄宗政绩的夸赞以及对国家强盛的信心。不论是哪个角度都能得到皇帝的欢心。

        最后， 李白《明堂赋》中提到：“于是王正孟月， 朝阳登曦。天子乃施苍玉， 辔苍螭， 临乎青阳左个， 方御瑶瑟而弹鸣丝。展乎国容， 辉乎皇仪。傍瞻神台， 顺观云之轨；俯对清庙， 崇配天之规。”据《旧唐书•玄宗纪》载， 在天宝元年正月春， 帝大赦天下， 改元， 并置玄元庙于大宁坊。因为在开元二十三年之后， 表面看似繁华的唐王朝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与突骑施战、与吐蕃战， 且多败绩。开元二十五年由于种种误会致使玄宗亲手杀死三个儿子， 同年爱妃武惠妃去世。接着开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刺史陈思挺反， 吐蕃寇河西。所以玄宗在天宝元年才会迫切的需求人才。并于天宝元年正月下诏：“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秀逸及军谋武艺者， 所在具以名表。”天宝元年二月辛卯， 帝亲享玄元皇帝于新庙。甲午， 亲享太庙。丙申， 合祭天地于南郊。这些一系列祭祀活动和诏令， 不仅为李白创作此赋提供了题材， 也提供了创作的动力。《明堂赋》的内容不仅切合玄宗在天宝元年的行为， 且玄宗下达诏令也为李白被推荐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所以理财能够得到玄宗的青睐， 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综合以上， 考虑到《明堂赋》的写作内容、作者处境以及玄宗的为政举措和唐代的社会背景， 笔者推测《明堂赋》一文应当作于天宝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