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读任彦升碑》

李商隐

任昉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

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

这首诗包含一段故事。南朝文学家任昉字彦升。擅长表、奏、书、启各体散文。“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有“任笔沈(约)诗”之称。齐永元末为司徒右长史。萧衍建立梁朝后，历御史中丞，秘书监，新安太守。任昉与萧衍等人，早年并游于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号称“八友”。萧衍曾对任昉说：“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衍说：“我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骑兵参军，为节镇僚属)。”公元501年，萧衍为大司马开府时，引昉为骠骑记室参军，以符其言。“任昉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可怜，可喜、可贺的意思。这头两句盛赞任昉少壮之年，名声赫赫，其才气纵横奔放，尤其令人爱重。不是么？他跟萧衍所对开的玩笑，就证明他确实才调纵横，充满自信，不受拘束。“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南朝称禁城为台城，以某一朝兴起为某台建。凭着任昉的才调纵横和自信，当萧衍尊贵，位至大司马开府时，引他为记室，他应该感到惆怅失意吧。当初的戏言，竟是萧衍的话应验了，而他却未得到萧衍作骑兵参军。任昉和萧衍当初关系至为亲昵，后萧衍尊贵，而任昉不过为他从事文字之役，这本来已足以引起人的慨叹。可是联系作者的经历，不难发现，诗中所设想的任昉可能有的惆怅，正是作者心中的一层隐痛。清人程梦星说：“此诗明为大中四年十月令狐绹入相而发。盖义山初为(令狐)楚(绹父)所知，令与诸子游，则绹与义山等耳。其时义山已有才名，绹自不可企及。岂知己则老为幕僚，绹居然政府，才质之高下，有何定耶？故借任昉与梁武帝伤之……绹颇不学……此诗用‘骑兵’事薄绹……”所说值得参考。但商隐一生沉沦，同辈人到头来高踞在他之上的，又岂止令狐绹，因此诗人升沉之慨，尚不止一人一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慨并不显得哀伤低沉。诗人把任昉的戏言坐实认真，设想他为未得开建梁朝的萧衍作骑兵而遗憾，便多少带有一点不平之气，反映了内在的倔强性格和“命压人头不奈何”的深沉苦闷。

诗中包含着自伤、自怜、自嘲、自负等种种复杂情绪，而以幽默调侃的笔调出之。起二句赞任昉的才名，对后二句起了衬跌的作用。后两句写任昉处境的尴尬可悲，却又借以衬托其内在的倔强，看似率尔成篇，实则颇耐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