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柳敬亭传 |
释义 | 柳敬亭传后二十年,金陵有善谈论柳生,衣冠怀之,辐辏门,车常接毂,所到坐中皆惊。有识之者,曰:“此固向年过江时休树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独以能著。或问生何师,生曰:“吾无师也。吾之师乃儒者云间莫君后光。”莫君言之曰:“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绎之欲其安,进而止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非天下至精者,其孰与于斯矣?”柳生乃退就舍,养气定词,审音辨物,以为揣摩。期月而后请莫君。莫君曰:“子之说未也。闻子说者,欢咍嗢噱,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说几矣。闻子说者,危坐变色,毛发尽悚,舌桥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见惊起曰“子得之矣! 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此说之全矣!”于是听者傥然若有见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虽以行天下莫能难也!” 已而柳生辞去,之扬州,之杭,之吴。吴最久。之金陵,所至与其豪长者相结,人人昵就生。其处己也,虽甚卑贱,必折节下之;即通显。敖弄无所诎。与人谈,初不甚谐谑,徐举一往事相酬答,淡辞雅对,一座倾靡。诸公以此重之,亦不尽以其技强也。 当是时,士大夫避寇南下,侨金陵者万家。大司马吴桥范公,以本兵开府,名好士;相国何文瑞,阖门避造请。两家引生为上客。客有谓生者曰:“方海内无事,生所谈,皆豪猾大侠、草泽亡命。吾等闻之,笑谓必无是,乃公故善诞耳;孰图今日不幸竟亲见之乎?”生闻其语慨然。属与吴人张燕筑、沈公宪俱。张、沈以歌,生以谈。三人者,酒酣,悲吟击节,意凄怆伤怀。凡北人流离在南者, 闻之无不流涕。 未几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宁南伯良玉军。噪而南,寻奉诏守楚,驻皖城待发。守皖者,杜将军弘域,于生为故人。宁南尝奏酒,思得一异客,杜既已泄之矣。会两人用军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进之,左以为此天下辩士,欲以观其能,帐下用长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慑失次。生拜讫,索酒,诙啁谐笑,旁若无人者。左大惊, 自以为得生晚也。居数日,左沉吟不乐,熟视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将军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将军不敢以专也。生请衔命矣。”驰一骑入杜将军军中,斩数人,乃定。 左幕府多儒生,所为文檄,不甚中窽会。生故不知书, 口画便宜辄合。左起卒伍,少孤贫,与母相失,请貤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闻天子赐姓事乎?此吾说书中故实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 即以为知古令、识大体矣。 阮司马怀宁,生旧识也,与左郄而新用事。生还南中,请左曰:“见阮云何?”左无文书,即令口报阮,以捐弃故嫌,图国事于司马也。生归,对如宁南旨,且约结还报。及闻坂矶筑城,则顿足曰:“此示西备,疑必起矣!”后果如其虑焉。 左丧过龙江关,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则其爱将陈秀也。秀尝有急,生活之。具为予言救秀状。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行榰梧,乃设之以事曰:“今日饮酒不乐,君侯有奇物玩好,请一观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画己像二,其一“关陇破贼图”也,揽镜自照,叹曰:“良玉,天下健儿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贼后,将入山,此图所以志也。”见衲而杖者数童子,从其负瓢笠,且近,则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为谁,左语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负恩当死,顾君侯以亲信,即入山且令相从,而杀之,即此图为不全矣!”左颔之。其善用权谲,为人排患解纷率类此。 初,生从武昌归,以客将新道军所来,朝贵皆倾动;顾自安旧节,起居故人无所改。逮江上之变,生所携及留军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贫困而意气自如。或问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时,夜寒藉束藁卧,屝履踵决,行雨雪中,窃不自料以至于此。今虽复落,尚足为生,且有吾技在,宁渠忧贫乎?”乃复来吴中,每被酒,常为人说故宁南时事,则欷歔洒泣。既在军中久,其所谈益习,而无聊不平之气无所用,益发之于书,故晚节尤进云。 旧史氏曰:予从金陵识柳生。同时有杨生季蘅,故医也,亦客于左,奏摄武昌守,拜为真。左因强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杨今去官,仍故业,在南中亦纵横士,与予善。 柳敬亭是明末清初的一个著名说书艺人,除了吴梅村,那时为其立传的尚有黄宗羲、周容、沈龙翔等。此外,孔尚任、阎尔梅、张岱、钱谦益、陈维崧、杜濬等一批有名的文人在文章、诗词、戏曲中也对柳敬亭多有褒词。柳敬亭曾入名将左良玉的幕府,左良玉是明代赫奕一世的将军。崇祯年间他曾大败满族军队,福王立于南京,他被封宁南侯。后起兵征讨朝内奸雄马士英、阮大铖,可惜军至九江病死军中。马士英、阮大铖亦是东林复社人士的死敌,故东林复社中人对左良玉是很佩服的。柳敬亭本人也与一些东林党人关系甚密,清人夏荃在《退庵笔记》卷七中说:敬亭热肠侠骨,求之士大夫不可多得,故当时通侯上相,东林诸君子极重之。上面提到的那些文人,要么是东林复社人士,要么便是同情这一进步势力的。他们为柳敬亭著书立传,投赠诗赋,一半是因为柳敬亭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说书艺人,一半怕是因为他与左良玉及东林复社人士的关系。 张潮将此传辑入他的《虞初新志》中并说: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间与柳生同饮。予初不识柳生,询之同侪,或曰此即《梅村集》中所谓柳某者也。这便是说梅村是在柳敬亭生前就为其立传了,可见梅村的出发点并不是要详尽柳敬亭一生写出一篇正正经经的历史性的传记。细读本篇,不难知道,梅村写此篇的立意一是赞美柳敬亭的说书艺术与人品,一是寄托其对于国家兴亡的感叹。它的文学价值是高于其史料价值的。 柳敬亭的说术艺术,梅村的描写是很生动的。第一次说书他不过是“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在今江苏省)市中,”却“已倾其市人”,可见他是很有说书的天赋的。后来他投师莫后光,聆听教诲后,“乃退就舍,养气定词,审音辩物,以为揣摩”。至于他如何刻若,梅村并未直说,但从“期月而后请莫君,……又期月……又期月”等也足以想见其勤勉了。梅村借莫后光之口道出了柳敬亭学说书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使人“欢咍嗢噱”,不过博得听众大笑一场而已。第二阶段是使人“危坐变色,毛发尽悚,舌桥然不能下”,这便是说他已很能打动人心了。而到了第三个阶段,“莫君惊起”中一个:“惊”字十分生动地描摹出莫后光对柳敬亭说书高超技艺惊叹的神态。“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于是听者若有所见焉,其竟也,恤然若有所亡焉”。这真是到了连性情都不能自主的忘我之境了,说书人忘掉了自我,听书人也忘掉了自我,眼前的一切都似乎不存在了,物我合一,他们都全身心地沉浸在故事情节之中。于是,对于书中的人与事便已闻其声、见其人、入其境了。无怪乎莫后光赞曰:虽以行天下莫能难也!梅村的这段文字和《庄子养生主》一篇中写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据记载,柳敬亭说过《西汉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等,不少文人描绘了他讲这些故事时的情景,而《柳敬亭》却并未及此,吴梅村选取事件入传的原则似与其所要寄托的情感戚戚相关的。金陵说书一段是吴梅村着力描写的,有人问柳生,天下太平日,你所说的都是豪侠亡命之人,那时大家都不以为真,而现在怎么不幸竟看见这些了呢?梅村接着写道,“生闻其语慨然。属与吴人张燕筑、沈公宪俱。张沈以歌,生以谈。三人者,酒酣,悲吟击节,意凄怆伤怀。凡北人流离在南者,闻之无不流。涕。”这笔调真慷慨激昂、读来又真是痛心而又悲凉。晚明一代朝内腐朽没落、奸权当道,而同时异族虎视眈眈、民族危机十分严重。柳敬亭等人的借酒遣怀、说书演乐表达了国破家亡的沉痛心情,而梅村写这段文字也寄托了他自己对国家兴亡的感叹。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也曾写道听柳敬亭说书“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比较起来,似乎吴传“凡北人流离在南者,闻之无不流涕”更委婉深沉,读起来也更震心摄魄。 梅村写柳敬亭是从少年时写起的,他年十五,犷悍无赖,名已在捕中;他妄以其意抵掌市中则以倾其市人;他过江休大柳下,抚其树称吾今氏柳矣。三个轶事,用墨不多却把一个少年气盛、聪明伶俐而又风流倜傥的少年形象勾画出来。这篇传记中写柳敬亭在左良玉幕府中的生活是占篇幅较多的,为左良玉口授文书、劝左良玉请天子为其母赐姓以及巧救陈秀三件事足已显示出他的聪明睿智。长刀遮客是写得很精彩的。面对林立的长刀,一边是“坐客咸震慑失位”,一边是“生拜讫,索酒,诙啁谐笑,旁若无人”,这情节是很有戏剧性的,真是把一个为人豪爽而又有胆量的柳敬亭写活了。吴梅村是很善于用对比手法的,柳敬亭在金陵成名后,“人人呢就生”是写他极受欢迎,而接下去便写他“其处已也,虽甚卑贱,必折节下之”;柳敬亭受左良玉之托南归,“朝贵皆倾动”是写高官显贵纷纷逢迎,而柳敬亭却是“自安旧节,起居故人无所改”;全篇最后一段,一方面写“左因强柳生以官”,一方面写柳“笑弗就也”,“强”与“笑”两字极是传神。上面几处都是用了对比的手法,更加突出了柳敬亭那种谦逊,不卑不亢、不为功名所动的个性。 左良玉与朝内阮大铖、马士英本有矛盾,但国难当头,他便请柳敬亭入朝表示自己揖弃故嫌、共图大事的意愿。但不久南明王朝却在南京西部的坂矶筑城防范左军,消息传来,柳敬亭“顿足曰:此示西备,疑必起矣!”“顿足”二字生动地表现了柳敬亭对此举的痛心疾首和对国事的忧虑。柳敬亭后来的生活是很窘迫的,但他“再贫困而豪气自如”。他复来吴中说书为生,这时的情状吴伟业在《为柳敬亭陈乞引》中有所描绘:入无居,出无仆,衣其敝衣,单步于吴中。日詄啁谐笑为人抚掌之资,而妻子羸饿不能名一线……这生活是十分悲惨的。在这篇传记中,吴伟业只写道:每被酒,常为人说故宁南时事,则欷歔洒泣”。不写生活如何贫困,只写其为人说左良玉事,这里吴伟业显然是有所取舍的。柳敬亭说左良玉事时涕泪满怀,吴伟业写此事时恐怕也是不无感慨吧。 传记文学在我国古代是有优良传统的,先秦时代《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中已见端倪,而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说是开了传记文学的先河,垂范后世。以后的《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历史著作中的传记作品也都成就卓著,但到了后代官方史书日趋庞杂粗浅,文学性便渐渐减弱了。倒是韩柳等一批古文家的人物传记还写得生动活泼、形象鲜明,到宋、元、明、清还有不少文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佳作,梅村的这篇《柳敬亭传》写得个性鲜明、情真意切,可算是其中优秀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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