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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题撰人。小说传奇合刻本。有顺治丁亥 (1674)来凤馆主人序。上栏刻小说，下栏刻传奇。原写四集，残。从目录得知第三集上栏选录《虬髯客》、《大内盗》、《焦土夫人》 等二十一篇。残存通俗小说四篇半，为 《郑元和》(前缺)、《王魁》、《女翰林》、《贵贱交情》、《玉堂春》 (残)。《郑元和》 ( 《李亚仙》)、《王魁》、《女翰林》、《贵贱交情》收于路工、谭天合编《古本平话小说集》(198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名 《明刻话本四种》,认为是明万历末年 (约1610) 小说传奇刻本。

(一) 郑元和
《郑元和》篇，首二页残佚，路工本标为 “李亚仙”,提出 “此篇疑即 《宝文堂书目》所载《李亚仙记》,和《燕居笔记》中的《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不同，可能是宋元之间的话本” 的看法。
故事情节与唐白行简传奇《李娃传》同。前缺部分白行简本为唐天宝中常州刺史之子郑元和应试赴京，居布政里，因访友途经平康里，偶遇名妓李娃，见之徘徊不能去，假装坠鞭于地以稽留片刻，归后不能忘怀，访知李娃情况，他日专程再往求见。残篇从侍儿“见生疾忙奔入，大叫道： ‘前日坠鞭郎君至矣’”开始，写郑元和在李家与李娃情爱甚密，不到一年，资妆罄尽。老鸨以去竹林院拜佛求子为由，骗郑元和至所谓“姨家”暂息，又差人谎报老鸨有急病，让李娃仓促先行。等郑元和再至李家时，李家之人已不知去向；再回“姨家”时，方知并无“姨家”。郑元和回布政里原客店，贫病气愤，头眩发狂，生命垂危，店主忧惧，夜半将郑元和弃于凶肆。凶肆中众歌郎哀怜之，照顾多日，使康复，郑元和遂亦为歌郎，替丧事人家唱哀歌以糊口。时长安有东、西两肆。为争胜，以五万钱打赌，举行歌郎赛歌胜会。郑元和是东肆歌郎，因资质聪慧，无人能与比并，因而扬名露面。适郑父至京，闻知郑元和情况，大怒，用马鞭鞭之至气绝，弃之于野。又被众歌郎救活，郑元和遂沦为乞丐。一日大雪，沿街乞食，偶至李娃迁居之所，饥冻之声凄惨之极，为李娃所闻。李娃奔出，拥之痛哭，以为“令子一旦及此，我之罪也。”自己出资赎身，悉心照料郑生，使得康复，再令苦读三年，名登甲科，授成都府尹。李娃告郑生： “妾今始不负君矣”,嘱郑生另婚大族，自己则辞去。郑生固不从，李娃只允送至剑门即回。正值郑父任成都府尹，知其事，甚感李娃之德，遣媒妁，备六礼迎李娃至任所，与郑生成亲，李娃后封汧国夫人，事翁姑至孝，四子显贵。
这是一则流传颇广的故事，此《郑元和》较白行简之《李娃传》,有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一、名妓李娃的形象塑造更为完美，主要表现在：
1. 去竹林院求子以甩掉郑元和的诡计，是最无情最狠毒的手段，是使郑元和精神陷于溃崩和生活从此无着的转折点。白行简原作是这样写的：“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到荐酹求之，可乎？’”诡计似由李娃提出，显然有损李娃形象，且与上句 ‘迩来姥意渐怠，娃情弥笃”的意思矛盾。话本则改为毒计由鸨母提出： “一日，鸨儿向生道： ‘自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郎君与吾女伉俪已久，并无子嗣，此去西北有竹林院，求嗣甚灵，明日可办香烛素供，同吾女去祈求，倘生得一男半女，也不枉吾女终身之托，使我老朽亦有所依矣。’”明确毒计出之鸨母，且完全是老妪的口吻。这样写，无损李娃形象，且与上面一句 “鸨妈之意已怠，亚仙之情愈笃”相一致。
2.李娃与郑元和分开之后如何？白行简原作未作交代，只写了郑元和一线。话本写李娃对郑元和一往情深：“只因当初用计撇了他，后因亚仙时尝思想，啼啼哭哭，几次寻死觅活不能接客，鸨妈无可奈何，故此车马寂然，门庭冷落。”
3. 李娃于风雪中认郑元和，并决心赎身救护时，白行简原作只有“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一语交代。话本则丰富多了： “那鸨儿被亚仙一席话说得顿口无言，心里暗道： ‘这丫头说的话也不差，果是我当初用计太狠，撇他太毒。况他又一向不接客，逼他也没用，他既肯把千金赎身，也只得随他便了……’”这里不仅写明了 “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之意，更交代了鸨儿自认“我当初用计太狠，撇他太毒”,明确毒计之施，责在鸨儿； 再交代李娃“一向不接客”,与上文呼应，净化了李娃形象，与后面李娃赎身救助郑元和，使郑元和重新振作起来获得新生，形成李娃钟情、善良、义侠的完美性格。
二、民间色彩更鲜明。
除使妓女李娃的形象更美好外，对凶肆及众歌郎的情谊也写得更具体更详尽。歌郎赛歌会上，郑元和赢得第一，东肆亦因此得了五万钱。因此事郑父方知郑元和之沦落，大怒之下鞭之死。歌郎们闻知此事时的反映，白行简原作为“其师(郑元和的教歌师)命相狎日匿者阴随之，归告同党，共加伤叹。令二人斋苇席瘗焉。”只是“共加伤叹”,使二人埋葬而已。话本就情义深重多了：“郑元和的教歌师放心不下，远远在那里打听，闻说死了，疾忙跑回对东肆长道：‘郑元和今日之死，都是我们害他的，如今尸首暴露在野外，须是埋葬他，也见得一场相处’。东肆长道： ‘说那里话，我们今日若无郑郎，不但输五万钱与西肆，连主顾被他们抢了去。郑郎是我东肆恩人，我拼着二三万钱买办衣衾棺椁盛殓了，埋葬他才是。’”教歌师说：“都是我们害他的”,并非事实，但见情谊；东肆长着眼点固然是钱，但以 “郑郎是我东肆之恩人”,“拼着二三万钱”来葬他，较之白行简原作更具体，更动情。可以看出，作为话本的《郑元和》,具有更明显的民间色彩，对市井中人的妓女、歌郎评价更高，对他们身上的侠义、善良、同情心都加强点染。让 “下层” 的歌郎两次救活濒于死地的郑元和。让“卑贱”的妓女李娃，于郑元和落魄之时救护了他，拯救了他；当郑元和获得了新生，科举及第，显贵在望时，又提出离开他。而郑元和的亲生父亲荥阳公，却因家世，门楣之利，将落魄之郑元和致于死地； 而当郑元和科举及第，行将显贵时再来认亲。荥阳公的人情义理，且不及歌郎、妓女市井中地位卑贱之人。
此外，话本还对原作中个别地方作了补正。如骗局中 “姨家”的问题，郑元和寻李娃家不得，返回 “姨家”进行询问时，白行简原作为“开门者”答：“此崔尚书宅”,使人发生疑问，尚书之宅岂能无家眷仆从居住？怎能让妓家之人借“税此宅”一日，以待客行骗？此宅必须是空宅无人居住，方可被人借用一日。在话本中，处理较妥，改为 “这里是崔尚书别业”,问题就解决了，“别业”可以暂无人居住，遂有临时租借一日之可能，写得针线更为细密。
三、话本语言，更有利于表现市井人物的风貌。
白行简原作有文言的简洁，而话本则用口语，使人物口吻逼肖，如李娃与郑元和至所谓的“姨家”时，白本为：“俄有一妪至，年可四十余，与生相迎曰：‘吾甥来否？’ 娃下车，妪迎访之曰： ‘何久疏绝？’”话本写： “只听得里边一妇人带着笑声，一路说将出来道： ‘李家大姐，自从招赘姐夫，恩爱情密，姨母至亲，许久不来一看，今日甚风吹得来也？’ 既出，与生相见，生视之，年可四十余，笑问生曰： ‘才说吾甥在外，为何不见？’ 言未绝，亚仙已至。相见间，妇人笑道： ‘何久疏绝耶？’”
李娃、郑元和故事或源于唐代流传的 “一枝花”说话。元石君宝《曲江池》,明薛近兖 (一说徐霖) 《绣襦记》等戏曲均取材于此。话本《郑元和》承唐代著名传奇小说《李娃传》而来，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波澜起伏，结构完整，话本在传奇基础上又有新发展。
(二) 王魁
徐渭 《南词叙录》记“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实首之。”知宋光宗时已有王魁戏曲，故事已经定型。周密《武林旧事》卷十 “官本杂剧段数”也有《王魁三乡题》的剧目。王魁负桂英传说在宋人笔记中亦多次提到，然长久不见话本或戏曲的原文。这里保留的王魁故事，文字古朴简洁，民间色彩浓重，当是宋话本。也许是《醉翁谈录》甲集《小说存目》中的 《王魁负心》,明人或有加工修改。
故事写宋山东济宁秀才王魁，字俊民，落第归来，至莱阳，因友人相邀至妓家，与妓女敫桂英相恋，居一年，再入京赴试。临行，二人同至海神庙焚香发誓，各不负心。王魁中状元，授徐州佥判，嫌桂英出身低贱，另聘崔相国之女，将桂英送信来之家人逐出。桂英悲愤之极，自刎而死。桂英鬼魂怒斥王魁，王魁父母请马道士逐鬼驱邪。马道士神游至海神庙，见王魁与桂英结发而立，桂英正千负心，万负心地骂詈。马道士向海神为王魁求情，海神不允，将马道士推入水中。马道士醒来将神游之事与众人陈说，王魁亦即身亡。
王魁是一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典型。是一始为贫寒之士，而后地位改变，为追求富贵荣华而丧尽天良，人性泯灭的典型。王魁初识桂英，是下第归来，于落魄中结识桂英于风尘。对桂英的“姿容艳丽”,眷恋不已；对桂英一年来的衣食供养，深情厚惠，“感激”不尽。故有在海神庙的山誓海盟： “魁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而一旦中了状元，地位急剧改变，王魁立即热衷于富贵功名，先是对桂英“竟不在念”,桂英连次寄书，“竟生厌恶之心”。他在这新的情况下考虑一个问题：“我今身既富贵，岂可将烟花下贱为妻。”“倘亲友闻知，岂不玷辱。我今只绝他便了。”至此，王魁唯有攀求富贵的利益在念，已经丧失良知。顺着他的这条思路，他必然另攀高门，故“聘崔相国之女”,以便“衣锦还乡”。
王魁完全沉醉于自己的青云得志富贵梦中，他对一切都估计得过于乐观，他打出桂英差来送信的家人后，一度桂英处杳无消息，他以为这是自己“喝令左右，即时逐出”的结果，使桂英不敢来“缠”了，自以为得计。当王魁再听说桂英自刎已死时，不但毫无内疚之心，毫无怜恤之意，而是“暗喜”,这是进一步写王魁已丧尽天良，并具体交代此时王魁的内心活动： “这妇人倒也识时务，恐我去摆布他，故先自尽了。也好，如今拔去眼中钉了。”这里让王魁自己道出了他的狠毒处： 他本是要“去摆布他”的。也就是说，假如桂英自己不死，为扫除他再婚于崔相国家的障碍，他将主动去除掉这“眼中钉”的。他之所以“暗喜”,是不费吹灰之力，棘手的问题已自行解决了——桂英自己死了。他认为桂英之死是 “识时务”,他以为桂英已先知自己将被杀被除，不如自己先死。这是王魁的思路，王魁的逻辑。王魁不会也不可能理解桂英之死是愤于真情的被亵渎，真情的被毁灭，他不会有这种体验。这种内心描写，正反映了他的歹毒。在心理描写并不发达的中国传统小说中，对王魁内心独白的这一笔，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
敫桂英这一形象，除聪慧美丽之外，作品写她有情，从始至终，一往情深；写她有义，识王魁于落第之时，倾心相爱； 写她对王魁有恩，王魁落魄时，一年衣食所需，悉赖桂英措办，这是王魁得以安心读书的条件，临行还为王魁置办一切资妆行李。因此王魁负她，不仅是负情，更兼忘恩负义，情理难容。敫桂英又是一不屈的女性。自刎后变成鬼魂，仍来痛斥王魁，不论王魁此时如何许以“斋僧礼忏，多化纸钱超度”,也决不宽饶。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构成了敫桂英形象的正义性，并使这一悲剧形象闪烁着战斗的、胜利的光辉。
作品谴责王魁负心的主题是非常强烈的。马道士为王魁向海神求饶时，有这样的话： “……也须看，他是状元及第，阳世为官的情面”。判官听到这里，“呼呼的笑道： ‘咳！ 可惜你是个有名的法官 (道家法师),原来只晓得阳间势利套子！ 富贵人只顾把贫贱的欺凌摆布，不死不休。堆积这一生的冤孽帐，到俺这里来，俺又不与他算个明白，则怕他利上加利，日后索冤债的多了，他纵官居极品，富比陶朱，也偿不清哩！ 况俺大王心如镜，耳似铁，只论人功过，那管人情面？只论人善恶，那顾人贵贱？料王魁今日负义忘恩的罪，自然要结了。……,”这段极好的伸张正义之词，不仅在定王魁的罪，而且揭示了更广阔的社会内容。作品的结尾写王魁父母为请马道士来本是为王魁驱鬼做醮事的，最后却成了为王魁做 “入殓功德”道场。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最后，小说写道：“可惜一个状元大人，呜呼哀哉死了也” 口吻也充满了讥诮。
《王魁》在艺术上有完整的情节，严谨的结构，语言通俗，并有心理描写及精彩的细节描写。写桂英的鬼魂出现，在冯梦龙 《情史》 中的 《王魁》条是很简单的： “魁自南都试院，有人自烛下出，乃英也。魁曰： ‘汝固无恙乎？’……”。而《王魁》 话本则生动得多： “只听得壁间如猫捕鼠的一响，王魁回眸一看，烛光之下早已站着一个桂英在面前。”
《王魁》后附 《严武》一则，写唐西川节度使严武，少年时居京师，与军使邻居。军使女美，严武诱而窃之以逃。军使告官，严武惧罪，至巩县解琵琶索缢死此女，沉于河。明日，追捕官搜之不得，严武逃脱。三十年后，严武病，有道士来谒，言严武所缢之女冤魂欲见。令洒扫堂中斋戒以待，女披发颈弦而出，严武悔谢求免，女不允。明晚严武遂卒。此则主题比较单纯： 冤死者索命报仇。但与 《王魁》 同为女子向负心男子进行报复。行文简洁。
(三) 女翰林
写宋神宗时，苏洵之女、苏轼之妹苏小妹，能诗善文，才学常在须眉之上。她读王安石之子王雯之文，批其才多命短，后果中其言。小妹以文选夫婿，选中秦观，秦观假扮道人，窥视小妹烧香，亦相中小妹，因而求聘。适礼部大试，秦观一举成名，两人完婚。洞房之夜，小妹三试新郎，秦观得苏轼暗示，才得解题，夫妻和美。苏轼、秦观、小妹常试文为戏，生活颇多雅趣。一次，佛印为苏轼作长歌谜，苏轼不能解，小妹为之解。秦观宦游浙中，与小妹互寄叠字诗，传递思念之情。后秦观、苏轼同为京官，小妹诗亦盛传于京师，且传入宫中，小妹先秦观而卒，秦观亦不再娶。
这是一篇赞扬女子才学的作品。开场诗中有“若许裙钗应科举，状元榜眼属佳人”。但又认为 “这都是山川秀气，偶然不中于男子，而钟于女人”所致。
写苏小妹，不炫耀其“貌”,而着重夸耀其 “才”。写她从小有奇才，十岁续咏绣球花诗，即使苏洵叹服不已。成年后，将她与苏轼、秦观比，苏、秦难解之题，小妹能解，以突出她的才华。又让她批阅王雯之文，以突出她识人的眼力。这些都是从多方面表现她是一个突出的女才子。作品还交代了她的家庭教育：“恣其诵读博学，不复以女红督之”。虽然常常将她放在宋代大文豪苏轼、著名诗人秦观之上，未免有些溢美和过誉之处，但作品着意突出女子才华，突破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观念，是十分可取的。
这也是一篇对婚姻观提出某种新要求的作品。写苏小妹与秦观的婚姻，是以双方都有才学为基础的婚姻。苏小妹首先以文才选中了秦观。而秦观选苏小妹时，“闻他容貌不扬，额颅凸出，两眼凹进，不知是何等鬼脸”,故必欲亲见一番。当他假扮道人在庙中看见苏小妹时，觉得 “虽不十分妖娆艳丽，却也清雅幽闲，风姿飘逸，全无半点俗韵”,即虽非美貌，却气质很好。而且 “对答如流，其才自不必言”,从而决定求亲。可见秦观对容貌要求不高，只要 “不丑”,而对才学、气质看得更重。这里的婚姻，已不是传统的以 “郎才女貌” 为理想的婚姻，而是郎才女 “才”,得以 “两相唱和”的恩爱夫妻。也就是提出了男女双方更重精神上相契合，在婚姻观上有了新的发展。此文的缺点是过多地解文字题，有的近于文字游戏，使作品显得冗杂。
(四)贵贱交情
记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春秋时俞瑞，字伯牙，楚郢人，任晋国上大夫。出使楚，归途至汉阳江口，正值中秋之夜，泊舟抚琴，曲未终而弦断。惊疑间，见有樵夫听琴。樵夫乃集贤村钟子期。伯牙邀子期上船论琴，二人甚相契，结为兄弟。约来年中秋再会。至期，伯牙至，不见子期，抚琴，觉哀怨之音生。次日，寻往集贤村，路遇子期之父，言子期已死，死前嘱葬江边，以践伯牙之约。伯牙大恸，至坟上哭祭，弹琴一曲，悲极而摔碎所弹之琴，以谢知音。并拟回朝上表，告归林泉，那时迎取子期父母归养。
这本是一个叙述真挚友谊的古老故事，这种友谊以双方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为基础，以志同道合为前提，具有高尚的情操，纯正的心灵，笃厚的情意，就象所奏琴曲的含义那样：“高山流水”般的崇高、纯洁和久长，这当是这古老的故事的本义。但一到民间的话本之中，它的重点就有所转移。题目命名为“贵贱交情”,即从单纯写高尚的友谊，转向贵贱地位不等者之间的高尚友谊，突出了这种友谊双方地位的落差。
作品一开头就提出： “常言道： ‘一富一贫，乃见交情； 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可见作品的用意在 “贵”与 “贱”之交。伯牙是晋国上大夫，受晋王之命出使楚国；楚王又 “十分相敬”,临行 “赠以黄金彩缎，高车驷马”,“命水师拨大号舡二只，一正一副，正舡单坐晋国来使，副舡安顿仆从行李，一派兰桡画桨，锦帐高帆，甚是齐整，群臣直送至江边”。俞伯牙舟行江面，好不气派，他显然是 “贵”者。钟子期却是个 “头戴箬笠，身披草衣，手持尖担，腰插板斧，足着芒鞋”的村野樵夫，一个布衣，论地位，自然是个 “贱”者。作品写他们两人之间生死不渝的友谊，是对当时社会等级森严的习俗的冲击，有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具有理想性。
作品写伯牙与子期之交，亦即 “贵”与 “贱”之交，并非写成 “贵”者向“贱”者俯就式的结交，不是写成 “贵”者宽宏大量式的、“不耻下问”式的谦逊或恩赐； 而是 “贱”者使 “贵”者折服。而后，“贵”者不以等级地位为念，而以才德为念，与 “贱”者结交。作品详写了两人 “相交”的过程。
最初，伯牙从弦断觉察有人“盗听吾琴”,由于在荒野之处，对听者的估计是： “想是仇家差来刺客”,或是 “盗贼”欲来劫财。后见听琴人是樵夫： “大笑道： ‘山中打柴之人晓得什么听琴’”,“左右，叫他去罢”。对樵夫，显然是不屑一顾的态度。
由于钟子期 “出语不俗”,对答如流，伯牙才 “回嗔作喜”,叫这樵夫上船来。子期行礼，伯牙由于生平不交布衣，“下来还礼，恐失去了官体”,“没奈何，微微举手道： ‘免礼罢’。”接着 “童子取杌子置于下席，伯牙全无客礼，把嘴向樵夫一努道： ‘你且坐了’。”作者至此也议论： “你、我之称，怠慢可知”。樵夫公然坐下，“伯牙见他不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这些都表现了“贵”者伯牙，开始时是居尊傲下的，根本还谈不上友谊。
谈话间，钟子期渊博的知识，侃侃而谈，虽尚未使伯牙完全折服，但不再称 “你”,已改称 “足下”了。而伯牙弹琴，意之所到，钟必心知，并道出伯牙的心思。这时，“伯牙大惊，推琴而起”,明白已遇到知音。重施宾主之礼，连呼 “失敬，失敬”。推子期坐于客位，点茶酌酒，拜问高姓大名，伯牙已是钦佩之至，一心要结交子期了。
伯牙认为子期有如此的学问才识，应当求取功名，“立身廊庙，垂名于竹帛”,不该埋没于山野。但子期不慕功名富贵，以“父母在，不远游”为由辞却，是个“宠辱无惊”的人物，使伯牙“愈加爱重”,再为子期高尚的人品所折服，尊之为 “高贤”,主动提出结拜为兄弟。此时到是子期提出 “大人乃上国名仕，钟微乃贫乡贱子”,贵贱有别。伯牙呢，则推心置腹地说：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下官碌碌风尘，得以高贤相契，实乃生平之万幸。”并表示 “若以富贵贫贱为嫌，觑俞瑞为何等人乎？”至此，又显示了伯牙高尚的胸襟。
总之，伯牙与子期相交，伯牙对子期有一认识过程。从才学、人品、相知三方面逐步发现子期的可贵处，从而以结识子期为 “生平之万幸”。
钟子期虽然是一樵夫，实是一不愿出仕的隐者形象，博学多才，人品高尚。他以听琴知音而结识伯牙，并非因伯牙高官而趋附之。伯牙开始不了解他，他不卑不亢。入见时，他脱去打柴之斗笠、蓑衣，去掉芒鞋中的泥水，放下尖担、斧头，不慌不忙，入见有礼，对方少礼时，他颇有傲气。伯牙侍从叫他进去要“叩头”、“小心答应”,“他 “长揖”不跪，更不叩头，而且不告而坐。对方有礼时，他却更加谦逊。他为人至孝，重然诺，虽死亦嘱葬江边以践约。他终以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品和对伯牙的充分理解，与伯牙结为生死之交。作品中他是“贱”者一方，他形象高大，在两人相交中，实际上是处于轴心部位。
此文收于冯梦龙的“三言”之中，文中有缺字，“三言”补之。两文情节相同，文字上也无大修改。
(五)玉堂春(残本)
大体上当与《情史》所收情节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