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贿选

曹锟(1862—1938),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幼年曾入私塾就读数年，粗通文字。年青时在家闲住，既不务农，又不肯随父学造船，好练武，游手好闲，爱惹是生非。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招募新兵，便应募入伍。曹因身体魁梧，又粗通文字，颇受袁世凯器重，被选送到武备学堂第二期学习，毕业后任哨官。曹锟善于钻营，1906年被袁世凯提拔为陆军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陆军第三镇改为第三师，曹仍任师长。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封曹锟为虎威将军。蔡锷等在云南起兵讨袁，袁派曹率部入川镇压起义军。袁称帝失败后，曹率部返鄂，驻军武汉。这时，他利用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和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的矛盾，扩充自己的实力。曹锟令其弟曹瑛携重金到北京，贿通靳雲鹏等向段祺瑞建议任曹锟为直隶督军，这为他以后在军阀混战中称雄争霸奠定了基础。张勋复辟时，段祺瑞任命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张勋失败后，段祺瑞拟武力统一中国，任曹锟为两湖宣抚使，率兵南下夺取湖南，以战功卓著升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1919年冯国璋病死，曹锟与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首领，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
直皖军阀的矛盾早已存在，曹、吴成为直系首领后，他们对皖系把持北京政府的政权和军权极为不满。为了倒段，1920年3月18日，吴佩孚借兵饷不发为理由，率部从衡阳后撤，使南军得以前进。吴佩孚退至郑州后，即通电攻击皖系后又发表反皖系的宣言。正在这时，皖系军阀吴光新拟谋取直系军阀赵倜在河南的地盘，以胁制直系军阀曹锟的直督地位。这就加速促成了直系内部本身的团结和直奉两系的联合。4月9日，在曹锟的发起下，借追悼在湘阵亡将士为名，在保定召集五督(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豫督赵倜)奉系三督(奉督张作霖、吉督包贵卿、黑督孙烈臣)会议，结成八省反皖联盟。6月，吴佩孚带兵北上，将所部驻扎直、豫各要地。张作霖亦入关进行倒皖活动。7月4日，徐世昌总统在直奉两系的压力下，下令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务。这使皖系失去现有的实权，于是段祺瑞决定发动对直战争。7月8日，段祺瑞发出声讨曹、吴通电，并胁迫徐世昌免去曹、吴之职，把“边防军”改名为“定国军”, 自任总司令，下令分兵三路准备进击。与此同时，曹锟将直系所部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委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13日张作霖发出助直倒段通电，并率大批奉军入关。7月14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双方在河北境内京汉铁路沿线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作战，各自投入近10万兵力。结果，皖军大败，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23日，直奉军队进入北京，直皖战争以直胜皖败而结束，北京政府被直奉军阀所控制。
直皖战争后，直、奉两系军阀展开了争夺权力和地盘的斗争。在直皖战争中，奉军参战人数甚少，却夺得皖军大批的军械辎重，引起直系军阀的不满。另外，直、奉军阀都想把自己的势力扩伸到长江流域，但江苏督军的地位却被直系军阀齐燮元所得，吴佩孚又乘武昌兵变、王占元离开湖北的机会，取得两湖巡阅使的职位，引起奉系军阀的不满。于是奉系军阀便联合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与之对抗。直奉争夺的中心是北京政府的控制权。1920年8月组成的靳雲鹏内阁，开始颇有亲奉疏直的倾向。1921年5月，被直系逼迫改组成为亲直内阁。12月，张作霖联合总统徐世昌，推倒靳内阁，推荐交通系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梁上台后，首先是赦免被通缉的安福系祸首段芝贵，同时抑制吴佩孚的军饷，使吴大为不满。不久，梁内阁同意日本要求，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22年1月，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借机纷纷发表通电，揭露梁内阁的丑行，逼梁下台，直奉关系全面破裂。1922年4月9日，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各自调集12万兵力分东西两线作战。战争开始，奉军曾发动猛攻，直军一度后退。5月4日，奉军中原属直系的一个师停止战斗，奉军阵脚大乱，张作霖率部退回关外，直奉战争结束。5月5日，徐世昌下令奉军撤到关外，并法办梁士诒等。10日，又明令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但是，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自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闭关自治”。
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独霸了北京政府的大权。最初，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曾采取了一些欺骗性的措施。首先是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让张勋复辟时被赶下台的黎元洪复任总统，逼迫徐世昌下台，搞所谓的“法统重光”,并借此打击南方的护法政府，抵制各省的“联省自治”。1922年5月10日，吴佩孚在保定召开会议，讨论所谓“恢复法统”问题。14日，吴佩孚通电各省督，征求关于恢复“法统”的意见。当天，就得到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督军的同意。19日，曹锟、吴佩孚率直系督军联名发出征求恢复旧国会通电，得到了一大批大小军阀的响应和一些社会“名流”的赞同。于是“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便于5月24日在天津成立。28日，曹锟、吴佩孚致电祝贺称：“频年内乱，错杂纠纷，均由法律失效所致，今诸公准据职权，依法自行集会，实为光明政治之导线。”①同日，孙传芳发出通电，要求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一时间，劝请徐世昌总统退位的通电纷纷发出。徐世昌开始装聋作哑，恋栈不走。6月1日，由国会议员150多人在天津开会，并发表宣言声称：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故1917年6月12日之解散国会令无效；1918年之新国会为非法国会，徐世昌为伪大总统，宣告无效； 自今日始，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6月2日，徐世昌被迫宣布辞职，离京回津做寓公去了。同日，曹锟、吴佩孚率直系督军联名发出通电， “竭诚诩戴”黎大总统“依法复位”。6月11日，在直系军阀和官僚政客的一片拥戴声中，黎元洪再次出山，代行大总统职权。黎元洪手中无一兵一卒，当然无所作为，但是为了沽名钓誉，他在赴任前曾通电提出“废督裁兵”作为复职的条件，直系军阀和地方军阀虽然也通电支持，但手握兵权的大小军阀并不准备实行，因而只不过是一纸空文。14日，黎元洪下令撤销1917年6月12日 “解散国会令”,敦促旧国会议员“刻期入都，继续行使职权”。8月1日，旧国会议员召开会议，旧国会正式恢复。直系军阀所说的“法统重光”就算实现了。实际上这是对法律的亵渎。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旧国会和大总统早已满期，根本不存在所谓“恢复”和“复位”问题。直系军阀玩弄“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欺骗人民，夺取更大的权力和实行独裁统治。他们所以要这样做，既可使南方“护法”军政府失去依据，又可抑制地方军阀“自治”和“联省自治”的潮流，更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徐世昌赶下总统宝座，利用黎元洪作为工具，为曹锟当大总统铺平道路。其次是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吴佩孚趁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再次来到上海的时候，派人到上海和孙中山联络，并伪善地赞成孙中山的兵工主义，他发表谈话说：“孙先生之主义，我已夙闻之，主张统一，振兴实业，办理兵工。一二项，我之赞同，自不待言。至兵工主义，孙先生无兵，不妨纸上谈之。然我既有兵，且已着手实行；我之第三师，即可做孙先生之试验品也。”②
黎元洪复职后，任命颜惠庆署理内阁总理。吴佩孚为了控制颜内阁，推荐自己的同乡亲信高恩洪、董康、孙丹林分任交通总长、财政总长和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颜惠庆不堪其压制，被迫于8月1日辞职。9月19日，黎元洪屈从于吴佩孚的压力，任命王宠惠组阁。王内阁的核心人物，仍为吴的心腹高恩洪(交通总长)、孙丹林(内务总长),但因内阁总理王宠惠，教育总长汤尔和，财政总长罗文干三人曾于1922年5月与胡适、蔡元培等人联名发表过《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要求，就是要在利用现有政治机构的基础上，组织一个“好人政府”,所以这届政府亦被称为“好人政府”。其实，这些“好人”,事事听命于吴大帅，整天忙于为直系军阀筹款，任免官员。
王宠惠内阁的组成，加剧了直系军阀内部矛盾和斗争，突出表现在保、洛两派的分化。保即保定派，它是以曹锟为首的一个派系，因曹锟驻兵保定而得名；洛即洛阳派，它是以吴佩孚为首的另一派系，因吴佩孚驻兵洛阳而得名。曹锟、吴佩孚虽然都是直系首领，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对时局的看法上都不完全一致。早在迎黎复职上两人之间就存在着分歧，颜惠庆组阁时，吴佩孚大批安插自己的亲信，甚至与曹锟争夺安插交通总长一职。高恩洪、董康处处禀承吴的意旨，视曹若无物，曹甚为不满。吴在处理事务上多有独断专横，也深为曹所妒忌。随着曹锟对吴佩孚的不满和猜忌，曹的亲信便联络一批官僚将领结成一个派系与吴及其亲信相对立，于是保派与洛派的矛盾日益公开化。王宠惠内阁的核心人物高恩洪、孙丹林都是吴佩孚的嫡系亲信，因而一切均被吴佩孚所操纵，所以这届内阁又被称为“洛派政府”。曹锟大骂吴佩孚有个人野心，于是保派发动国会议长吴景濂等人制造罗文干案，使王内阁陷入危机。11月18日，吴景濂以国会名义指控财政总长罗文干办理奥地利借款展期合同时有纳贿行为，逼迫黎元洪下令拘捕罗，王内阁因之倒台，所谓的“好人政府”也是昙花一现而告结束。随后，直系一些督军附和曹锟，反对吴佩孚，吴见势不妙，怕引起直系军阀势力的公开破裂，影响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发表通电，表示不再过问罗案，对“曹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
王宠惠内阁倒台后，黎元洪先后任命王大燮、王正廷代理总理，但两人均因保派反对而不安其位。1923年1月4日，黎元洪正式任命以保派为中心的张绍曾组阁。这时，曹锟认为直系的统治已经稳固，他们就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起来，以为可实现其梦寐以求的总统梦。张绍曾组阁后，曹锟便积极策划夺取总统职位的阴谋活动。1923年5月，保派提出黎元洪的总统任期到1922年12月已届满，应由国会另行选举总统，为驱黎夺权制造法律依据。6月7日，陆军巡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等率军警官佐数百人到总统府索问军饷。8日，曹锟利用军警和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集会，要求黎元洪下野，同日，又有数百名军警向黎索饷。9日，北京警察借口索饷无着，全部罢岗，黎宅自来水、电话被阻断。10日，又有军警官佐数百人继续向黎索饷，还有“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近千人包围黎宅，高呼口号，手执小旗，上书“改造政局”、“总统退位”等字样。11日，又有军警千余人闯入黎宅滋事。12日，王怀庆、冯玉祥向黎提出辞呈，声明不负维持秩序之责。黎见大势已去，13日连发七道命令，任免国务员；裁撤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等，把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声讨政变操纵指使者“毁法乱政，罪恶昭彰”,并分别致文国会及外交团，称：“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定于本日移津。”③当日下午，黎元洪离京赴津。在离京前，黎把总统大小印信交秘书随其眷属，携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收藏。黎离京后，曹锟党羽得知黎未将印信交出，立即打电话到天津，要直隶省长王承斌到车站截留。王亲率军警赶到天津车站，拦路劫车，要黎交出印信。黎开始拒绝回答，并用手枪企图自杀，被拦未遂，却被扣在车站，失去自由，无奈，只好以实情相告。14日，北京方面将印信取出，王承斌又代黎元洪拟定向国会辞职、大总统职权交国务院摄行、离京前所发命令无效等三份电稿，逼迫黎签字，然后才放黎回天津寓所。这就是曹锟等直系军阀演出的“逼宫”闹剧的最后一场戏——“劫车索印”。
曹锟为了登上总统宝座，在策划逼宫式驱黎的同时，即着手收买国会议员。1923年初，为380多名议员每人发“津贴”200元，正副议长“津贴”3万元和1万元。不久，他将议员分为三等，第二次发放“津贴”,甲等每人6 000元，乙等每人4 000元，丙等每人3 000元。对于各政团头面人物，则另给巨款运动费。
黎元洪下台后，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欢迎国会议员南下参加非常国会。浙江督军卢永祥也电请议员赴沪，进行制宪工作。部分议员对曹“逼宫”式政变深感不满，认为在军阀暴力包围之下，国会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便纷纷离京。至6月30日，离京议员达290余人，致使留京议员不足法定开会人数。曹锟为了利用国会把自己推上总统宝座，不惜重金贿买议员。他以40万收买国会议长，以每张票5 000元至1万元收买500多名议员，并规定给每个议员大选出席费500元，带病出席者另加医药费200元。曹锟这种公开贿买议员的行径，遭到各界人民的反对，也受到部分议员的谴责，不承认国会的存在。在京议员邵瑞彭在通电及诉状中揭露了贿买议员的内情。他说：议长吴景濂等借甘石桥梁宅设买票机关，每票5 000元至1万元不等。10月1日，发出通知，召集在京议员500余人到该处，发给大府银行支票，上有“洁记”字样，盖有“三玄斋”图记。为国家立纪纲，为国会保尊严，为议员争人格，对此公然行贿，触犯刑律之为，特予告发。除曹锟等军人当依法另向海陆军部告发外，特检具甘石桥通知一件，5 000元“洁字”签字，盖有“三玄斋”图记，背注“邵”字之支票正反两面，共二纸，呈京师地方检察厅长，请侦查起诉，严惩凶顽。
曹锟对于全国各界的谴责全然不顾，10月5日，公然举行所谓的“总统选举会”。届时，全城军警出动，北至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实行戒严。议员进入会场即失去自由，不得擅自退出。为了凑足法定人数，临时又决定，凡登上接议员的汽车去会场者，另送出席费。但人数仍然不足，又决定凡不投票临时出席者即发给5 000元。时至下午，场内仍缺20余人。于是四出强拉硬拼，甚至采取冒名顶替等卑劣手段，才算凑足人数。这样，在金钱收买、武力胁迫和弄虚作假的情况下，曹锟在593票中，以480票“当选”为总统。10月10日，曹锟宣誓就职，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人称“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参加贿选的议员和国会犹如猪仔一样可以用钱收买，故被称为“猪仔议员”和“猪仔国会”。
曹锟的贿选和制宪是对民主政治的严重践踏，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早在曹锟准备贿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通过《向导》周报指出这一阴谋的严重性，号召全国人民群起反对。10月5日，贿选之日，上海各商店门前均挂出白旗，贴有“否认国会”、“反对非法贿选总统”等字样的招贴。6日，上海市民召开大会，通电声讨，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8日，广东的孙中山大元帅府通电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警告列强不得承认曹锟政府。与此同时，许多省份也都声讨本省受贿议员，责骂他们是“猪仔议员”,否认其代表身份，甚至开除他们的省籍。有的省还通过决议，铸一铁猪，将该省贿选议员的名字刻在上面，放在公共场所，供人们唾骂。10月10日，曹锟就职时，上海、南京、杭州、芜湖等地群众，以召开大会，结队游行，通电声讨等方式表示抗议。一些中小城市也以纪念国庆之机，集会反对贿选，并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从此，全国人民以反对曹锟贿选为起点，迅速掀起了大规模反曹吴、反直系军阀运动高潮。在全国人民的打击下，直系军阀的反动统治迅速走向崩溃，贿选总统曹锟仅仅一年时间，便从总统宝座上跌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