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山西商业文化

山西是我国明清时代商业文化最为发达的一个地区。山西商业文化的高度发展，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代晋国与三晋国家商业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也可以说是三晋商业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
在春秋战国时代，晋国与三晋国家曾经是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最初出现的主要是官商。如晋文公即位后，为加强公室权力，推行了由国家垄断的“工商食官”制度(《国语·晋语四》),官商由此发展起来；同时，为鼓励与各国通商贸易，又采取“轻关易道”的惠商政策(同上),就是降低关税，打击盗贼，保护商道安全畅通。到了晋悼公时代，由于公室衰败，卿族势力强大，官商垄断的局面难以维持了，于是实行改革，公布了“公无禁利”,“输积聚以贷”的政策(《左传·襄公九年》),规定自国君以下，凡有积聚，应尽行输出，投入流通市场。从此，私商迅速发展，取代了官商地位，晋国的商业经济也空前活跃起来，在国都绛邑甚至出现了“金玉其车”的富商大贾，他们虽“无寻尺之禄”,即没有任何官职和俸禄，但却“能行诸侯之贿”,可以往来于各国之间，从事商贸活动(《国语·晋语八》)。于是，原来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城邑，也变成了商品集散的商业都会。进入战国时代后，随着生产力的高涨，封建私有制的确立，交通道路的开辟，都市城邑的扩展，商业经济更加繁荣昌盛了。三晋国家的国都，如魏的安邑、大梁，韩的平阳、新郑，赵的邯郸，都位于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冲，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大都会。同时，各国不仅在较大的城邑，而且较小的县邑中也都设有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市”。如韩的上党郡“有城市邑十七”(《史记·赵世家》),即十七个县邑中设有市；魏的大梁以东“方五百里”之地，有“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三十有余”(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策》释文26),即三十余个小小的县邑中也都设有市。这说明，在三晋国家中，为数众多的大小商业城邑，有如星罗棋布，商业经济呈现一派繁荣。
商业经济的高度繁荣，为商业资本家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土壤。于是，在晋与三晋大地上，象猗顿、吕不韦那样驰名天下的大富商应运而生。他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往返奔波，追逐利润，成为家累千金、富比王侯的豪商巨贾。正如韩非形容的那样：“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韩非子·解老》)。说明大富商的财富，足可以与最高统治者的权势相匹配。在春秋时代，属于晋国的大商人主要有计然和猗顿。计然出身于晋国贵族，“其先晋国之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史记·货殖列传》集解)。他于春秋末年到越国作越王勾践的谋臣，陶朱公范蠡曾拜他为师。计然是古代著名的贸易理论家，他主张：“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史记·货殖列传》)。因此，必须灵活掌握市场信息，“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不停息地投入市场流通，才能使货畅其流，不积压，不亏损。在他的理论指导下，越国迅速国富民强，打败了吴国，洗雪了国耻，在当时“号称‘五霸’”。晋国大商人猗顿，当初曾是“鲁之穷士”,后来拜陶朱公范蠡为师，学习经商致富之道。在陶朱公指点下，他来到晋国的猗氏(今属临猗县),经营牛羊畜牧事业，由此而成为“赀拟王公，驰名天下”的大富商。因为他“兴富于猗氏”,故名曰“猗顿”(《史记·货殖列传》集解)。猗顿致富后，又进一步经营河东盐池，因此而成为“与王者埒富”(《史记·货殖列传》)的大盐商。同时，他还兼作珠宝商，具有高超的相玉技能，以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独猗顿不失其情”(《淮南子·汜论篇》)。碧卢是一种美玉的名称。就是说，只有猗顿能够辨别美玉的真伪。所以，猗顿的商业实践和成就，在我国古代商业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战国时代，三晋大地又涌现出了如白圭、段干木、吕不韦这样名扬诸侯的大商人。白圭是和李悝一道共同辅佐魏文侯治国的重要大臣。当时，李悝治农，“务尽地力”,发展农业生产；白圭佐商，“善观时变”,发展商业经济。善观时变，就是经商要运用智慧，善于捕捉机遇。由此出发，白圭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商之道，主张囤积财货，等待机遇，以便获得巨额利润。他的经商决窍，成为历代商贾遵循的“生意经”,所以，“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他也被人们奉为商界的祖师。段干木也是魏国大商人。据说，“段干木晋之大驵，而为魏文侯师。”(《吕氏春秋·尊师》)驵是骏马，充当贩马交易市场的经纪人也叫驵。因此，段干木可能主要是以贩马经纪人为业的一位巨商。同时，正如我们在介绍魏国文化时所说，段干木还是一位“守道不仕”、“不趋势利”而又“声驰千里”的大贤人，他和田子方都是孔门大弟子卜子夏的学生，深受魏文侯崇敬，拜他们为“王者师”,对治理魏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以上，象白圭、段干木这样的大商人同时出现于魏国，并且深受重用，说明当时魏国的商业文化相当繁荣。到了战国末年，随着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商业投机和投机商人也活跃了起来，吕不韦便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原来是“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史记·吕不韦列传》),属于韩国人，后到赵国都城邯郸经商，进而做起了政治投机大买卖。在他看来，从事珠宝生意可盈利“百倍”,而做“立国家之主”的政治大买卖却可盈利“无数”,于是，他便把自己怀有身孕的爱妾送给当时在赵国作人质、后来成为秦庄襄王的子楚作夫人，她就是秦始皇的生母。吕不韦的政治投机果然成功了，他也作了秦的相国，封为文信侯，尊号“仲父”,一度掌握了秦国的大权。此外，在战国末年秦灭六国之际，还有两位因经营冶铁业而“用铁冶富”的大商人也很值得一提。一位是赵国的卓氏，在秦破赵以后流落到四川临邛(今邛崃县);一位是魏国的孔氏，当秦伐魏时迁往河南南阳(今南阳市)。到了汉代，他们又各自发展成为“致富数千金”、其财产可“拟于人君”的豪商巨贾(《史记·货殖列传》)。
以上事实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繁荣，一个以豪商巨贾为主体的商人阶级已经形成。战国纵横家学派便是商人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交易活动，同商品市场上的商业投机活动有着本质的共性。战国时代的三晋国家，因其具有商业经济和商业文化的巨大优势，自然成为纵横家学派的策源地和大本营。所以，司马迁说“三晋多数变之士”(《史记·张仪列传》),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史记索隐》作者提出的“如何三晋，继有斯德”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