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编

哲学著作。六卷。明黄绾撰。成书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
黄绾，字宗贤，号久庵、石龙。生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卒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太平(今安徽省当涂县)人。以祖荫入官，授后军都事，历任南京都察院经历、南京工部员外郎，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为学初师谢铎，宗程朱，继师王守仁。后又对王学有所批评。晚年思想又一变，以宋儒为禅。从“天性人情之真”出发，反对王守仁“去七情”之说。
《明道编》据传原为十二卷。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其子黄承德将其父所著《久庵日录八卷》、学生听讲所记《习业录》四卷合并，刻成《明道编》十二卷。今本六卷。恐是后人改编。该书反映了黄绾晚年由笃信王学到批评王学的思想转变过程，是研究著者学术思想和明代王学发展趋向的主要思想资料。全书各卷只录序号，未标卷名。
卷一中说，《易》之精微，《书》之要旨为以知止之止指心体，以致知示工夫，以格物示功效，以克己为致知之实，以复礼为格物之实，这些皆艮止、执中之正脉。但由于中断无传，是以艮止之旨不明而失存心之要，执中之旨不明而失体道之要，故异端足以惑之，而造成伏羲尧舜之相传者渐以灭沦。由于故学未传，因而功利之说而兴，禅定之说起。“然功利之害人也浅，而禅定之害人也深，予恐圣人之道日晦，故恒思有以辨之。”这说明黄绾即反对功利之说，又反对禅学，而以后者尤甚；其书宗旨则为使孔孟之学发扬光大。作者认为，止有两种，一为敬止之止，一为各得所止之止，前者为先。“敬止之止者，所谓‘艮其旨，止其所也’,各得所止之止，所谓‘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也’。”而圣学之要在于知止。知道止的性质和规律，则气理兼备，体用具全。知其本而能安，则体立而气顺，气顺而心之用行。“时止则止”者，当无事之时而不思也；“时行则行”:遇有事之时而思；“动静不失其实”:当思当不思皆得其时也；“其道光时”:语默、辞受、取与、出处、生死皆得其光明。“其止当止，其行当行，行止皆当，故曰时也。”这是作者的处世哲学。作者还认为，知视、听、言、动者是人心，而当视、听、言、动之非礼，能克治者是心之精：关于情和欲，则又认为，忿懥、恐惧、好恶、忧患皆人之常情，人心所具。又说，口知味、目知色、耳知声、鼻之知臭，四肢知安逸，都是天性、人心所至。作者认为，圣人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情有亲疏、爱有差等，并不是说所有的父子、夫妇、兄弟及鬼神、鸟兽、草木、瓦石均亲为一体，它们之间的亲疏关系是不同的。书中说：“吾尝观第五伦，己子病，一夕一起，心犹不安；兄子病，一夕十起，而心安。论者以其非天性人情之真。盖兄子固当爱，然视己子则有差等。”说明人虽皆亲，但亲而有度，所有事物在你心中是处于不同地位的。对于七情六欲，该书主张克而不去原则。认为，喜怒哀乐是自然产生的，是人之天性，因而人不能去情。实际情是去不掉的，只能使其发挥于适当的时刻、恰当的场合。
卷二首先解释了“格物”和“致知”问题。说：“《大学》之要在‘致知在格物’一句。其云致知，乃格物工夫，其云格物，乃致知功效。在者，志在也，志在于有功效也；致者，思也，‘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格者，法也，有典有则之谓也。”认为，不论是先儒还是当代之学者，都不能完全领会其内容实质：“亦以格物为致知工夫，故以格物为格其非心，谓格其不正以归于正，又谓夫子教颜子克己，工夫皆在格字上用，亦不知有典有则之为格物，所以求之于心，失之于内，空虚放旷，而非圣人之学矣”。由此可知，致知二字表示思维，格物表示思维之成效，即应取得的效果。另外“凡人遇忧患，不思处忧患，而思无忧患；……遇疾病不思处疾病，而思无疾病；……遇机巧不思处机巧而思无机巧；所以义理不精，光阴蹉跎，而学问终无成也。”这段实际是说思维不能凭空想象，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将一事无成。在功利问题上，作者主张并举，反对偏激，特别反对只功不利的空洞说教。
卷三，作者认为，鬼神无处不在，且鬼神有德而不可欺，他说：“凡是云有鬼神知之，此意最好。鬼神之为德，无幽不明，无微不察，人心才动，鬼神即知，人则可欺，鬼神则不可期。”“予尝验之平生，凡有举心动念，鬼神皆临之，不待言语事为之著，而鬼神已知之矣。鬼神之为德，可畏如此，人可不知而欺之哉！”关于人际关系问题，作者主张以诚相待。他认为，古人就是这样的。不论是师生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都应以诚而切不可用术，术者，相欺也。他说：“人之应事接物，只宜以诚，切不可用术。诚者，五常之本，当仁而仁，当义而义，当礼则礼，当智而智，当信而信，久则纯熟，自然中道。”又说：“若用术，只是私智，上焉者，虽有奇才异能、伟绩丰功，笼络一世，下焉者，虽有巧谋伪计，笼络一时，久则人必不信，必不感动，不须搜寻，自然破败，所谓‘作伪，心劳日拙’者也。”
卷四论治国问题。其中论述了民生日困、民风日坏等问题，而后又分析了原因，并对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说：“殊不知今日海内虚耗，大小具弊，时由学术不明，心术不正，故士风日坏，巧宦日众，吏弊日多，食残日甚，民风日坏，立法愈密，奸弊愈生，刀讼愈起，上下逢迎，虚费愈广，所以民生日困。”作者认为，民生日困的原因，不是由于部分人的富贵造成的，而是由于学术不明和心术不正所造成的。心术不正，立法愈密则奸弊愈生。作者认为，士夫之中有君子，有小人；巨室之中有善良，有奸民；小民之中也有良善，有奸民，要随其理而治之，斯其人情。“人情既得，则奸民自服，君子、良善自安。今之暴贪者，多在于士夫、巨室，而不在于小民，况小民之良善而受害者，皆隐伏于闾阎田野之下，虽欲见乡党之长而诉其情，有不可得，况得见官长及四方之人而言哉？其得见官长及四方之人者，皆奸民也，奸民之言，尚足凭哉？此又审治知人者之所当知也”。
卷五对“致知”和“格物”又有所论述，另有论述使用人才等问题。卷六先论性命问题，然后讲天地之生成、又论鬼神及其他一些问题。
《明道编》所论及内容相当广泛，其见解有的有进步意义，有些是错误的，有些自相矛盾，但却是考察黄绾思想的重要史料。
《明道编》版本有明万历年间刻本和《四库全书》本。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根据明刻本标点、分段，出版了单行本，一九八三年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