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第三次移民高潮冲击下的岭南文化

(1) 明朝岭南的社会生活概况
明朝以后，岭南进入封建文明社会的黄金时期。除了黎、瑶、壮、畲几个少数民族仍未完全摆脱蒙昧状态外，全境已完全实现汉化。在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方面，以儒学为支柱的封建文化体系已经确立。总的说来，封建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成果卓着，经济实力和先进程度，不仅已赶上黄河、长江流域地区，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超越。岭南虽因地区的开发程度不同而呈现不平衡状态，但总的趋势是朝向商品经济的轨道前进，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农业开始突破小农经济的构架，出现了商品性农业的因素和特征。突出的表现是粮食作物的商品性生产和经济作物的多元化生产经营持续发展。据清代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记述：明初岭南已成为“多谷”之地，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因此而出现了专营粮食买卖的米行埠头。福建商人到广州府、潮州府、高州府买粮的船只，每年数以千计。岭南的经济作物有桑、麻、蔗、花卉、水果等，品种多而质优，产量又高，加上明初朱元璋及当地官员的大力提倡，人们开始积极发展商品成分较高的经济作物，以便从中获得比粮食作物更为丰厚的收益。不仅“富者以稻田薄利，每以花果取饶”,而且贫苦佃农，也多兼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到明代后期，岭南经济作物的商品性生产已蔚为壮观，出现了大批专业种植户。屈大均《广东新语》便说：明代珠江南岸的庄头村，全都种的是素馨花，“有咏者云：花田女儿不爱花，萦丝结缕饷他家。贫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说的正是种花专业户的生活和心态。
二是农业商品性生产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商品性手工业的产生。当时岭南的制糖、制葵、制蓆、丝、棉、麻织业等手工业作坊，都应运而生。城镇手工业的发展，使产品直接参与了以农业商品性生产为依托的产销良性循环。明代嘉靖以后，今广东佛山市的冶铁业已发展为全国有名的钢、铁丝、铁钉产地；佛山石湾的陶瓷产品，不仅全国知名，而且远销海外，成为海外贸易获利丰厚的名牌产品。广州、潮州、顺德等地的丝织品也赢得“广纱甲天下”的荣誉。造船业更为发达。当时的广东是全国着名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广船”,与福建的“福船”齐名，却更为优越，是最适宜于航行在暗礁丛杂的南洋航线上的远洋航船。当时的广州城繁荣兴旺的景象。令洋人为之叹服。据朱培初《明清陶器和世界文化交流》介绍：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一位萄萄牙传教士在广州逗留了几个星期，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其中说到他曾到一位广州富商家中作客时的感受：住宅建筑得如同神话传说的一般美丽。《回忆录》还赞扬广州的主要街道比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街道还要宽阔。
正如明代嘉靖《广东通志》所说：岭南鱼米充足价廉，人们大多能“自足负担”,“可以得饱”。可以这样说，岭南在明代的发展，若不是因明末的战乱，本可以有望率先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型经济。
(2) 南明流亡政权与移民
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于1644年攻陷北京，崇祯自缢而死。同年10月，清朝大军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大顺国的农民军，长驱直入北京，建立满族人统治的大清帝国，明王朝覆灭。之后，清王朝大军挥戈南下，消灭了一个接一个的南明王朝。先是南京，继而是浙江，福建、广东。从1644年到1661年，广东全境反抗清政府的武装力量全部被荡平，岭南大地遭受了长达17年的战乱破坏。在这期间中原人又一次大批向南逃亡，形成岭南自汉以来第三次移民高潮。这次移民高潮，与南宋末年的颇相类似：汉族统治王朝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取代。汉族人民又一次遭受国亡家破之痛。大批平民自发向南逃亡；明朝一部分遗臣拥戴着一些朱明宗室后裔，率领着各地勤王之师的士卒，还跟随着一些自愿效忠明王朝的豪绅大族，形成了两股不同的移民巨流。
自发逃亡的中原平民，人数最多，自崇祯登位以后，便已开始南迁，到清兵南下时达到高峰。这些难民进入岭南后，已经找不到理想的栖身之地，只能寻找一些人迹稀少的荒山僻野作为安家之所。因是荒山僻野，倒也可以免去战乱灾祸。难民们终能安定下来，辟地开荒，重建家园。以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的精神，子孙世代都定居在亲手开辟之地，久而发展成为山区村寨，对岭南的后期开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与两晋两宋的移民相比，其作用和意义已明显减弱。
以朱明宗室后裔为核心的另一股移民，自1646年11月(清顺治三年),由原朱明王朝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一班遗臣拥戴的朱明宗室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立永历流亡政权以后，岭南人民及各地逃亡的豪绅巨族、勤王官兵，甚至不少农民起义军(包括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残部),在民族和国家覆亡的关头，出于忠君爱国的封建正统观念，加之满族军队野蛮的屠杀劫掠造成了毁灭性灾难，他们自动效忠永历政权，奋起与清军进行了长达17年的浴血抗战。直至公元1661年，永历帝为吴三桂所杀，岭南抗清义军最后的几个海岛据点也被清军一一扫平，战争的灾难才最后结束。这股移民涌入岭南，带来的是岭南历史上最残酷的战祸，使岭南自明朝开国以后发展起来的繁荣、富庶、安定的社会景象及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被摧毁了。
清军本来就带着尚未完全脱尽原始野性的北方满族的凶残性，遇到岭南人民的激烈抗击，变得越加凶残。如公元1649年(顺治六年)农历除夕，清军攻陷南雄府城后，大肆屠杀，城内居民仅“十存二三”(乾隆《南雄府志》)。1650年，农历十一月，清军久攻之后再陷广州城，守城官兵阵亡6000多人，城内居民数万被杀，繁华富庶的广州城毁于一旦！仅此两例，已足窥全豹。这应该是拥立永历帝的“移民”带来的间接后果。之所以说是间接的，因为战争并非由这批移民而起，清王朝为了统一全国，自然要进军岭南，而且也必然会引起岭南人民的反抗，战祸是无可避免的。但因为有了一个明王朝的象征“永历帝”和一批效忠永历帝的移民，便更加激发了岭南人民正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观念，从而使岭南的这场战争变得空前持久与残酷。
据此，笔者认为：明末移民为岭南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并不显着，相反，还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效应。但是却也在残酷惨烈的战火中，考验和锻炼了岭南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击强暴、无私无畏的品质，为以后岭南人民外御侵略、内抗强暴专制、勇于革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大概是明末中原移民为岭南做出的主要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