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海军与陆军争功

日本轻易地占领了“满洲”一事，进一步煽起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特别是日本陆军在“满洲”的“辉煌”成功，及其取得的庞大临时军费，深深地刺激了经常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海军也企图在“属手它的势力范围以内”的上海伺机蠢动。同时，上海当时的紧张局势，更加刺激了日本海军的这种野心^[1]。日本海军则因为要与其在东三省占领我国土地，屠杀我国民众的陆军争功，“更欲使上海事变扩大，进图占领闸北、引翔、吴淞各区，以作日本的租界地”^[2]。“对海军来说，上海发生事端确实是天赐良机，它试图利用这一机会粉碎第十九路军，以威武赫赫之名炫耀帝国海军的存在”^[3]。
日本政府既让海军在上海放手行动，海军便决定以武力解决上海事件的方针和增兵上海。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4];“如中国政府不解散各处抗日团体，及取缔各处抗日运动，即将采用平时封锁办法，将沿海口及长江各埠封锁”^[5]。“此外，重光葵特别为了此事觐见日皇，考虑上海局势，决议以应付上海事件之紧急计划悉听海相主持，并商定一切事端，悉由驻华日舰队司令盐泽及驻沪日海军官负责解决”^[6]。
25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26日，海军省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中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三)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7]。26日，海军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对陆军炮兵监畑俊六中将表示：“陆军在满洲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轮到海军了。”“陆战队并非昔日之陆战队，有两千人，有野炮和装甲车，没问题。”^[8]
日海军的战争准备得到了天皇裕仁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行使自卫权利”^[9]。
27日，日海军省发表声明称：“至于上海事件，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合理妥当之要求，毫无诚意，不肯承认，据最近情报，并以正式军队与日本为敌。日本海军深望中国停止此种行为，如国民政府不加反省，立即制止不法行为，日本为自卫计，必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日侨及维护既得权益，以期万无遗憾。”^[10]
为发动战争，日海军大量增兵上海。1931年10月，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有908人，停泊日舰五艘。“日僧事件”发生后，1932年1月21日由日本吴军港向上海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队(驱逐舰四艘),运载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457人和大批军火，23日、24日分批抵达上海。24日，由旅顺出发的日航空母舰“能登吕号”也驶抵上海。26日，日本从佐世保军港急调第一水雷战队(巡洋舰旗舰“夕张号”率第二十二、二十三、三十驱逐队，共有十二艘驱逐舰),运载佐世保镇守府第二特别海军陆战队468人，28日午后抵沪。26日，又由佐世保加调战机六架援沪。至此，日本在上海共集结了二十四艘军舰，二十余架飞机，1833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及三四千名武装日侨。
28日，日海军省下令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阿武隈号”及水雷舰四艘开赴上海。
日海军陈兵上海，发动淞沪战争的决心下定。在25日召开的由各国驻沪武官组成的租界防备委员会会议上，鲛岛具重说，当日本不得不采取行动时，可由盐泽幸一少将预先向租界工部局要求发出戒严令^[11]。28日上午7时30分，盐泽照会各国驻沪武官，称中国对日本的要求无满意答复，日军将于次日晨有所行动。租界防备委员会9时30分开会，决定下午4时发布戒严令，并划定各国警戒区域，其中规定日军负责苏州河以北，北江西路以东，东至杨树浦，沿淞沪铁路一带防卫。盐泽本日下午对《纽约时报》特派员阿本德说，今天即使中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日本也要为维护闸北的秩序和那里的6000名侨民而派遣陆战队。“陆军必须保卫我们在满洲的权益。上海没有陆军，所以海军在上海就必须负起同样的任务”^[12]。晚9时，日陆战队士兵以虹口、杨树浦为作战根据地，积极进行战斗部署。
战争如箭在弦，蓄势待发。但日海军发动淞沪战争的战略目标是有限的。上海与东北不同：东北原属日本的势力范围，上海则是国际性大都市。占领上海，势必导致与英、美、法等国的正面冲突，日海军对此是有所顾忌的。从实力上看，日海军陆战队仅有一千八百余人，而驻防上海及其周围的中国十九路军达三万余人，双方力量悬殊。日海军不具备向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挑起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因此，日海军发动淞沪战争的具体目标是要求十九路军后撤20公里，至南翔以西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