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虽攫取了种种侵略利益，但始终认为袁世凯是依靠英美抵制日本的，因此当袁因推行帝制而声名狼藉时，便决心“倒袁”。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外务省曾直接策划，以巨额金钱支持东北地区宗社党组织复辟武装，进行暴乱^[1],并援助南方反袁势力和革命党人^[2],企图搞垮袁的统治，扶植一个更便于操纵的亲日政权。
袁世凯统治覆灭后，日本“倒袁”目的已经达到，遂把注意的重点转向在华组成一个稳定的亲日政府这个目标上。1916年6月1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日本政府便立刻表示支持。日本政府这时的判断是：黎元洪既是根据《临时约法》继任的，南方反袁各省不会反对，南北可以统一；以北洋派合作(主要是段祺瑞、冯国璋)为基础，吸收进步党、国民党及南方各派势力，组成亲日政府。故日本外务省在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即6月7日，便以急电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向黎元洪转达如下意见：“今后相信黎氏必将首先努力协调统一国内政见分歧者，对南方的主张加以慎重考虑，相互协力，为根除全国动乱之祸根，实现国内和平而尽力。当前之急务，首先任命一个不至重复执行袁世凯时代造成日中两国关系乖离之政策的新政府。黎氏亲自任命的新政府，若真正诚意努力于恢复国内秩序，并确立日中友好，帝国政府将尽可能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对帝国政府，尽可信赖，无论何事，均可提出商谈。”^[3]与此同时，它又通知日本驻南京、广东、云南、上海等地领事，将日本政府的上述方针，分别转达给冯国璋、岑春煊、唐继尧、唐绍仪、张继等南北要人，要求他们支持黎元洪，与黎和衷共济，解决当前时局问题^[4]。6月29日，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暂时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
但此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鉴于大隈内阁所执行的露骨的侵华政策遭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在国际上也加深了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国内各方人士也不赞成政府这种过分冒险的做法，因此多主张趁袁氏覆亡之际，修正对华政策。1916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正毅(1852—1919)继任总理大臣。10月9日，即寺内内阁成立的当天，日本元老松方正义拟定了一份《对华政策意见书》^[5]。《意见书》对日本自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回顾，特别是对大隈内阁的对华方针提出批评，强调中国作为日本对付西方所起到的屏障作用的重要性，主张“日华亲善”,协力合作，对华政策要坚持与各国协调一致的方针，等等。松方的《意见书》,并不是要改变日本帝国主义传统的对华侵略的“大陆政策”,而是要求改变日本军阀、政客所经常采取的那种赤裸裸的军事威胁的愚蠢做法。松方的意见得到元老山县有朋的支持。另外，日本政友会总裁原敬于11月11日会见山县有朋后，在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述：据山县说，关于对华问题，“‘寺内必须设法改善’。余深以为然。此问题已成为国家当前突出的急务。如何确立方针，亟待研究”^[6]。这些都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大隈内阁所执行的对华政策的不满。这也是大隈内阁倒台的重要原因。
寺内正毅系山县有朋为首的长州军阀的重要人物，曾多次出任陆军大臣，在组阁前任朝鲜总督。寺内内阁的智囊人物胜田主计(任大藏大臣)、西原龟三都是他在朝鲜总督任内的心腹。
胜田主计(1869—1948)在此以前任朝鲜银行总裁，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鼓吹者。胜田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旦结束，“国际间的经济战争必将十分激烈，已毋庸置疑”,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如欲参加竞争，“必须从国外输入许多原料，并将其加工制成商品进行商品贸易。若不如此，可以推想十数年后，我国国民将难以维持经济独立。是故，欲谋求我国经济独立的基础，当求诸地大物博的中国”^[7]。“我国国民经济及执行国防计划所需的原料及一切物资，几乎完全可以从中国求得。从这方面来说，经常保持日华间经济上充分的联系，也是帝国独立方面最为迫切的事。我对中国问题最重要的考虑之点，即在于此”^[8]。胜田出任大藏大臣后所拟定的《对华借款方针》,其指导思想就是：“对华借款避免过去那种以获取利权为主，赤裸裸地强迫中国接受的做法，先以稳妥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的同时，采取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利权益的手段。”^[9]这就是说，对华侵略应以经济渗透为主要手段，以取代过去那种军事讹诈、武力压迫的做法，由“强夺”变为“巧取”,先诱之以利，然后谋取特权利益。
西原龟三(1873—1954)在寺内内阁并无正式职务，但在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上，却是一个起着关键作用的积极的参与者。他早年结识日本政治活动家神鞭知常(1848—1905),后参加神鞭组织的对俄同志会。当时日本与沙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竞争十分激烈，该会主张对俄采取强硬政策。在神鞭影响下，西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思想的熏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西原随神鞭来到朝鲜，游说朝鲜当局助日对俄，并提出在朝鲜应以“王道主义”发展殖民事业。西原自称是“王道主义”的信徒^[10],“东亚和平”的使者。1905年神鞭死后，西原在朝鲜从事棉布商业活动，与朝鲜商界和金融界有着广泛的联系。1911年西原通过其同乡朝鲜总督府总务长官有吉忠一的介绍，结识了当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他由于通晓朝鲜殖民事务，受到寺内的信任和赏识。1915年，西原向寺内推荐胜田主计出任朝鲜银行总裁。于是寺内、西原、胜田之间的关系，随着他们共同在朝鲜的殖民活动而日益密切。
寺内在未组阁前曾于1916年6月派西原来华“考察”中国的政治情况。在此期间，西原就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广泛征求日本在华各方面人员的意见。同时他了解到大隈内阁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为搞垮袁世凯的统治，曾暗中派遣日本军人并网罗日本浪人在我东北地区操纵肃亲王等宗社党人，成立所谓“勤王军”进行武装暴乱，企图搞“满蒙独立”,并支持革命党人在山东的反袁军事活动。西原根据这些事实，于回国后起草了三个文件，即《满蒙的革命军、宗社党与日本军人及日本人的关系》、《山东省的革命党和日本人》、《山东省的革命军以及套购铜元的过去与现在》,并把这些文件誊印出来，交由后藤新平(寺内内阁任内务大臣，后又转任外务大臣)在日本贵族院广为散发。这些文件在日本政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因此而遭到各方人士的抨击，成为当时有名的所谓“秘密出版物事件”。大隈内阁的倒台和寺内新内阁的成立，都与西原这些活动有关^[11]。西原与寺内的关系之密切，也由此可见。
西原此次中国之行，主要是为寺内上台组阁制定对华政策搜集情报的，所以在他回国后，即向寺内提出一份名曰《在目前时局下对华经济措施纲要》的文件。文件内容的重点是：一、组织对华实业投资团，确保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二、为解决中国目前财政的紧急需要，上述对华实业投资团应提供2000万日元借款；三、稳定中国财政，其办法是由日本提供资金建立省立银行，而由中国政府公布法令，发行一种金本位纸币，其形状名称应与日本现行金币划一，并规定可以相互兑换。西原认为：“确保在华经济优势，其唯一途径，实为日华货币之并用流通，并辅以王道主义之贯彻实行。此举得以实现，则日本在华经济势力当可日益发展，以至百世不衰。”^[12]他一再强调说：“目前形势已迫使我们必须拟订一个妥当准确的对华方案。就目前日中关系看来，两国之间连一个小小的经济基础都没有。恰如建筑房屋必须打好地基一样，目前首先打下一个经济基础，实为当务之急。”^[13]
胜田的《对华借款方针》和西原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实际上成为日本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蓝本。寺内上台后，即在1917年1月9日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五点对华方针，表面上提出“尊重并拥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对中国的任何政党或派系，均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涉及日本在华侵略利益时，则露骨地提出：“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帝国政府将按既定方针逐步扩大、增进帝国的特殊利益；在福建根据明治三十一年(1901年)和大正四年(1915年)两次换文精神，确保中国所承认的帝国与该地区之特殊关系，并逐步努力培植我国势力；至山东问题，应俟和平恢复后再求其最后解决。当前的问题，是设法使德国战前在该省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归于帝国所有。”这个对华方针还指出，除上述地区外，“帝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努力使列强逐步承认帝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14]。
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向内阁提出的《对华方针意见书》,对日本对华政策的修正，作了如下的解释：对华方针应该是根据中国局势的发展，随机应变地采取措施，以建立日本在华的优越地位，抵制英、美势力的扩张。日本对华方针首要之点，“必须采取手段使中国不陷于任何人手中”,故在此意义上日本必须把“维护中国独立与领土完整作为帝国对华方针之基础”^[15]。大藏大臣胜田主计更是赤裸裸地说：“今日几乎帝国朝野一致的议论，均认为中国决不可被瓜分，不仅为中国，盖为东亚之和平或日本之利益，亦不可使其瓜分。置中国于列强共同管理之下，对帝国亦利少弊多，应使中国在其本国主权之下达于统一。”^[16]上述这些有关对华政策的说明，充分暴露出日本妄图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力求独霸中国的侵略野心。寺内内阁标榜不干涉主义，以示其所执行的是与大隈内阁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正因为如此，它最初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扶植和勾结还是比较隐蔽的。但当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控制北京政府后，日本即抛弃了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的骗人幌子，公开支持皖系军阀的政权。
1917年7月20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宣称：“现鉴于各国既已对中国现政府成立的合法性表示承认，并表示同情，因此，帝国政府认为，给予段政府以相当友好援助，以期中国时局的稳定，同时设法解决日中两国间的若干悬案，方为得策”;同时决定给予段政府以财政援助并供给武器军需品，拒绝南方所提出的有关这类要求^[17]。这说明日本已认定段祺瑞皖系军阀是其理想的侵华工具，决心全力支持段祺瑞北京政府。
寺内内阁确定援段方针后，便以各种名目给予段祺瑞政府以大量借款，支持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以便假皖系军阀之手，向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扩张其侵略势力，并迫使欧美列强承认日本“帝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