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尖碑 [白俄罗斯]贝科夫

【作品提要】

莫洛兹，人瘦腿跛，师范学院毕业后，志愿到谢尔佐村当乡村教师。他言传身教，精心培养学生，受到当地人们的信任和爱戴。1941年德国人占领了谢尔佐村，莫洛兹自愿留在德寇统治区执教。在他的教育下，孩子们都成了爱国者。与此同时，他同游击队保持着密切联系，不断提供情报。后来，他的六个学生因破坏桥梁、惩办民族败类——伪警察而被捕，莫洛兹侥幸逃到游击队。在游击队无法救援、敌人又扬言“不交出莫洛兹就把孩子们统统绞死”的情况下，莫洛兹不顾多方劝阻，前去投案自首，最后同孩子们一起殉难。长期以来，孩子们的事迹闻名遐迩，他的举动却遭人误解。后经幸存者米克拉谢维奇多方奔走，莫洛兹终于被恢复名誉，他的名字才被补刻在纪念殉难学生的方尖碑上。

【作品选录】

看来，我们在公路上走了至少一个钟头。天已经黑了，夜幕笼罩大地，洼地雾气弥漫。公路附近针叶林也染成了黑色，在星星相继发亮的灰白色天际衬托下，犹如起伏不平的山峦。万籁俱寂，气候宜人，秋天的旷野天高气爽。空气里飘荡着新耕过的土地的清香，公路上散发着沥青和尘土的气味。我一边听特卡丘克讲，一边下意识地欣赏着庄严壮丽的夜景。沉睡的大地上空，星星开始了自己神秘莫测的夜生活。公路一侧，大熊星座在闪闪发光。在它的上方，勺形的小熊星座和它尾部的北极星忽明忽暗。公路的正前方，参宿七星纤细的光线隐约可见，好似一枚银制的图章，盖在俄里翁^①那封情书的角上。我想，艳丽华美的古代神话，总不免矫揉造作、失其自然吧。就拿这个猎户星座的童话来说，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出于嫉妒就杀死了曙光女神厄俄斯的情人——美丽的猎人俄里翁，似乎在他们的神话生活里别无其他更可怕的灾难和更重要的心事了。虽然如此，古人的这种美丽的虚构还是远比人类最感人的史实更富于魅力，更引人入胜。也许，就在我们今天，也还有许多人情愿这样传奇式地死去，特别是情愿在死后与宇宙共存，化成繁星密布的夜空边际上的那片星云。但遗憾或者幸运的是，这种事谁也无法做到。神话里的悲剧是不会重演的，而人间却充满着在谢尔佐村发生过的、触景生情的特卡丘克现在正给我讲述的这一类悲剧。

“不管我们对战争作过多少准备，不管如何加强防御，也不管读过多少关于战争的书，想过多少关于战争的事，但战争还是来得那样突然，那样出人意料，犹如晴天霹雳。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刚好是星期三，这地方就来了德国人。那些本地人，也就是这儿的农民，对于自己一生中经历过多次事变已经习惯，不管怎样说，在一代人的生活里这是第三次更换政权了。他们习惯了，好像这是必然的事。可是我们是东方来的人，感到这是多么的不幸！我们何曾料到第三天就处在德国人的铁蹄之下。我记得，下来了一道命令，要我们成立清剿队，去抓德国间谍和伞兵。我跑去找教师开会，骑车走了六个学校，中午来到了区委，但那儿空荡荡的。听说区委的人刚刚把行李装上小卡车往明斯克跑了。还听说公路已经被德国人切断。起初我愣住了： 这不可能！如果真是德国人，那一定会见到我们的人在撤退。但从战争开始，这儿谁也没见到过一个我们的兵；但突然来了德国人。然而，说那些话的人没有骗我们。傍晚，六辆履带式越野车闯进了镇子，里面满满登登，全是货真价实的德国鬼子。

“我和另外三个小伙子——两个教师和一个区委指导员，一溜烟穿过菜园，钻进了庄稼地，从那里进了树林，然后向东走去。走了三天——不是走大路，而是穿过涅曼河岸边的沼泽地，有几次遇到难以对付的情况，像是给敌人送货上门，惊险极了。我想： 完了！那个名叫萨沙·克鲁佩尼亚的教师腹部受了伤。前线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大概赶不上了。据说，连明斯克也落到德国人手里了。显然，前线走不到了，我们会死掉的。怎么办？留下，留在哪里好呢？留在陌生人那里不太方便，而且又怎么求人家呢？所以决定回去，还是回自己区里好，至少人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村里镇上的各种各样人都混熟了。

“你可知道，原来，我们毕竟还不了解我们的人。多少次会面，谈话，有时在一起喝酒，似乎都是好人，又善良又老实。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总算熬到了‘老庄院’——树林附近的一个村镇，不靠大路，那儿好像还没有德国人。我想，在这个最合适的地方呆它两个星期，等我们的人把德国人赶跑。谁还会想到更长的时间呢？如果有人说，战争要拖四年，那就会被看成内奸或胆小鬼。克鲁佩尼亚当时已经不行，不能再往前走了。这时，我想起‘老庄院’里我有一个熟人，一个积极分子，一个很有点文化的人，叫乌索列茨·瓦西里。有一次，我开完会在他家里过了一夜，两人谈得很投机，这个人给了我很好的印象： 又聪明，又能干。他妻子也是这样，显得特别年轻，她热情好客，挺爱干净，没人比得了。她用咸蘑菇款待我们。满屋子都是花——所有的窗台都给摆满了。就这样，我们深夜去拜访这个乌索列茨。‘应该帮个忙，有个伤员，’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可是，你猜，我们的这位熟人怎么样？他听完了，门也没让进，说：‘你们的政权完蛋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震得屋檐下的土屑纷纷往下掉。

“倒是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普通大嫂收留了我们。她带着三个小孩，大孩儿是个先天的哑巴，丈夫在部队里。她听说有伤员(在这之前，我们到过村头的另一家)，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以后，就把我们全都拽到了她家，她给可怜的克鲁佩尼亚洗净伤口，给他喝鸡汤，然后把他藏在草棚里的柴草里。我记得，她成天唉声叹气：‘也许，我那个可怜人也在什么地方受这种苦呢！’这说明她爱自己可怜的丈夫，老弟，这总要说明一点问题吧。但是克鲁佩尼亚一个星期后死了，鸡汤也不中用，因为伤口感染了。夜间，在一个坟地旁边我们悄悄把他埋了。后来呢，我们在雅得维嘉大嫂那儿又呆了一个星期，然后开始找游击队。我想，总有地方找到我们的人，不会老往东面跑吧。我们每一次战争都少不了游击队——这写过多少书，拍过多少电影，对这一点是可以抱希望的。

“我到底碰到了三十来个突围出来的军人。领头的是少校谢列兹涅夫，骑兵队里的，一个果敢的硬汉，库班人，骂起人来可厉害了。连喊带骂。急眼了，可能给你一枪。但总的来说，为人公正。有意思的是： 他对你的态度变化无常，事先根本无法预料。他刚才还因为生锈的枪栓吓唬着要枪毙你，可是一个小时以后，他又因为你在行军途中第一个发现可以休息打尖的村落而向你公开表示感谢。枪栓的事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开始他使我感到奇怪，后来就没有什么了，对他这个骑兵的脾气习惯了。一九四二年，在加特洛夫附近的一条小道上，谢列兹涅夫在前头走，后面跟着副官谢苗·查理戈夫和其他人。真想不到！从桥那个方向，一个该死的伪警察惊慌失措，胡乱开了一枪，直射进队长的心窝。这就是命运！多少次可怕的战斗他都参加过，都没有事。可这次，一颗子弹，整个夜里射出的唯一一颗子弹，却偏偏落到队长身上！

“谢列兹涅夫这个人虽然性格特殊，暴躁，任性，但是，你要知道，他有头脑，不像一些人那样胡来。他偏激，但主要是嘴巴，其实很会动脑筋。头几个月，我们住在森林中的‘狼窝’里，被叫做‘狼窝’的这条天然边界当时归叶菲莫夫边防哨所管。后来，到了一九四三年，成了基洛夫旅的驻地，我们迁进了密林。但最初我们是在这些‘狼窝’里安身的。你可知道，这地方太好了！有沼地，有山丘，有凹地连着陡坡，鬼来了也要摔断腿的。我们在洞里暖和了几天，习惯了森林里狼的生活。不知道是谁提醒的，还是少校自己明白的，战争不会只打几个月，也许时间还要长，没有本地人参加是不行的。所以他吸收了我和另外四个人参加——普鲁日的公安局长，一个大学生，村苏维埃主席和他的书记，让我们当了干部。十月革命节的时候，我们那个检察长西瓦克也来了。他也没走到前线，半路上返回来了。他在这里先是普通队员，后来当了特务科长——但这是谢列兹涅夫死后的事。我们当时决定，趁现在平静，熟悉一下情况，并与各村建立起联系，同那些可靠的人恢复关系，在各村镇上摸一摸突围出来的人的情况；这些人脱离部队，跟村里一些年轻的娘儿们住在一块儿了。第一步，少校把所有的本地人撤出去，这种人当时就有十二三个，各去各的地方。我和检察长，自然是去我们原来那个区。在这儿比在别的地方当然更冒风险，因为许多人还记得我们的模样，会认出来。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多一些，多少清楚谁可信，谁不可信。何况我们的样子也跟从前不一样了，不是一下子认得出来的——满脸连鬓胡，穿得也很旧。检察长穿一件铁路人员的大衣，我穿着农民的粗呢上衣和靴子。两个人都背着口袋，活像讨饭的。

“最初我们决定去谢尔佐。

“当然不是去庄园，而是去村里。你也许知道，这要穿过学校旁边的牧场。检察长在村里有个熟人，曾经是农村积极分子，我们就去投奔他了。但为了慎重，我们先来到戈里涅夫斯基村的一个农舍，就是兰都里奇的那个商店经理在战后买下来的那间房子(他在村供销店附近盖起了新的)。女主人上波兰去了，房子空了大约三年，商店经理就这么买了下来。可在战争期间，这儿住着三个没出嫁的姑娘，一个儿媳妇(儿子在波德战争中失踪，后来又在安德列斯出现了)。在我们烘干包脚布的时候，姑娘们把情况都告诉了我们，还讲了谢尔佐的各种新闻。这下我们才明白，幸好先来找这几个波兰姑娘，否则，免不了要遭殃。原来那个检察长的熟人，已经戴上白袖章，当上了伪警察。检察长听到这新闻惊叹了好几声，老实说，我反而高兴： 这不比马上落到警察手里好？但很快就轮到我吃惊和为难了——我也打听到了莫洛兹的情况。儿媳妇对我说：‘莫洛兹还在学校里工作。’‘干什么呢？’她说，‘教孩子。’原来，他从各村把自己的那几个学生叫到一块儿，德国人允许他办学校，他就这样教书了。当然不再在加布鲁斯庄园里，现在那里成了警察派出所，而是在谢尔佐的一间农舍里。

“好大的变化！别人嘛还可能，但莫洛兹会这样，我可万万没有想到。这时检察长发表意见了，他说，这个莫洛兹不是我们的人，当时就该干掉。我一声没吭，想啊想，脑子里怎么也想不通莫洛兹会当德国教师。我们坐在炉子旁，瞅着炉火纳闷。这就叫建立了联系！一个是伪警察，一个是德国人的走狗。战前的两年，我们在区里培养出来一些好干部呀！

“你知道我考虑了多久，我想啊想，最后还是决定夜里去一趟莫洛兹那儿。心想，难道他会出卖我？要真这样，我用手榴弹把他炸开花。身上没有带枪，但衣兜里还有一颗手榴弹。谢列兹涅夫不让带武器，但为了预防万一，我还是带上这颗手榴弹。

“检察长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但我不听。我从小就这样。不同意的事，别人越劝，我就越要按自己的想法干。这性格在生活里是不会有太大好处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检察长根本没有啥，他只是怕我出事，怕我不能跟他一起回游击队。

“姑娘们还告诉我们怎样去村里找莫洛兹。从水井数第三家，门廊前面有个院子，他就住在一个孤老太婆家里，学校现在就办在路对面的另一间小屋里。

“天黑我们就动身了。毛毛细雨，泥水泥浆，再加上风。十一月刚开头，可冷得要命。我和检察长商量好，我一个人进去，他留在打谷场外一丛灌木里。要是过一小时不见我回来，那就是说情况不妙，出了事。我想，一个小时总够了吧。一个小时以内我能够把这个莫洛兹的心思摸清楚。

“检察长留在草棚后面，我沿着小路向房子走去。周围又黑又静。只听见雨下大了，打在房顶的麦秸上簌簌响。我摸到院子的小门，门被铁丝拧得紧紧的，怎么也打不开。得爬篱笆过去，可篱笆比较高，上面的横杆又湿又滑。我一只脚刚踩上去，靴子滑了一下，横杆咔嚓断成了两截，我摔了个嘴啃泥。就在这时，狗也出场了。狗一个劲儿狂叫，我躺在泥里，一点也不敢动，甚至不知道是溜掉还是叫人出来帮忙好。

“这时听见有人从屋里走到门口，门吱呀一声开了，那人细心地听着，然后低声问：‘那是谁？’又对着狗：‘顾里卡，去！去！顾里卡！’很显然，这就是学校里养的那只曾经咬过视察员的、只有三条腿的黑毛狗。门口那个人就是莫洛兹，话音很熟，但怎么回答呢？我躺着不吭声，狗又叫了起来。于是莫洛兹一瘸一瘸地下了台阶(我脸贴着泥浆，听见嗒拉嗒拉的脚步声)，一步一步朝篱笆走来。

“我从地上爬起来，开口就说：‘阿列斯·伊万诺维奇，是我，你从前的领导。’他没吭声。我也没再说话。现在怎么办？既然作了自我介绍，当然应该从泥里爬出来。我站起来，爬过了篱笆。莫洛兹轻轻地说：‘靠左边点，这里放着木槽。’他把狗哄住，领我进了屋。屋里点着一盏油灯，窗户挂着窗帘，凳子上有一本书摊开在那里。阿列斯·伊万诺维奇把凳子挪近火炉，说：‘请坐，把外衣脱下来，晾晾干。’我说：‘不用，我的外衣会干的。’‘想吃点东西吗？给你拿土豆来。’‘不饿，已经吃过了。’我回答得似乎还镇静，其实心里已经很紧张，天晓得落到什么人手里了，而他却若无其事，十分镇静，好像我们只是昨天才分手，既不存在什么问题，也不惊慌。只是他的话音里带着一点多余的忧虑。目光也不像从前那样开朗。我看得出，他大概有五天没刮脸了，淡褐色的胡楂子都冒尖了。

“我没有脱下那件粗呢短外衣，湿淋淋地坐着，最后他在靠墙的木坑上坐下来，把小油灯放在凳子上。我问他：‘生活过得怎么样？’‘那还用问，当然不好。’‘怎么回事？’‘还不都是战争。’‘不过，听说战争对你没有多大影响，还教书吗？’他半边脸苦笑了一下，目光直盯着下面的油灯，‘应该教嘛！’‘问题是按谁的教学大纲，苏联的还是德国的？’‘啊！原来你问的是这个！’他说着就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我暗暗注视着他。两人都没说话。后来他停下来，怒视了我一眼，说：‘我过去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也许过去是聪明的。’‘那就不要提一些愚蠢的问题。’

“他斩钉截铁地说完这几句，就不吭声了。你可知道，我开始感到有点不自在。觉得大概是自己错了，说了蠢话。的确，我怎么能够怀疑他呢？我知道他，他从前的为人和他在这儿的表现，怎么能设想他三个月内就变坏了呢？你可知道，虽然他没有表白，没有保证，没有信誓旦旦，但我已经感觉到： 他肯定是我们自己的人，是个正直的好人。

“但明明是他办了学校，而且得到了德国当局的允许……

“‘如果你指的是我现在当教员，那就收起你的怀疑吧。我不会教孩子学坏的。学校是必需办的。我们不教育孩子，他们就会把孩子教成愚民。我过去花了两年培养这些孩子的人性，绝不是为了现在让别人把它糟踏掉。我还将为孩子们战斗。当然要看我的能力有多大了。’

“他边说，边在房子里来回走着，根本不看我。我坐着烤火，心想： 要是他说得对呢？德国人不也是没有睡大觉，他们动用成千上万张传单和报纸在城乡散布毒素。有一些我亲眼看到过，也读过。写得头头是道，很能迷惑人。甚至称自己的党为民族社会主义工党。似乎这个党在保卫日耳曼民族的利益，反对资本家、财阀、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委员们。青年毕竟是青年。老弟，青年就像得了白喉的婴孩，最容易沾染上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年岁大一些的人已经明白这一套把戏，生活中他们什么没见过！白俄罗斯的男子汉，用糠皮哪能骗得了！可年轻人呢？

“‘现在大家都拿起武器，’莫洛兹一边说，一边在屋里来回走着。‘战争时期需要武器，总是甚于需要科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世界在打仗。但一种人需要枪是为了打德国人，而另一种人是为了在自己人面前耀武扬威，在自己人面前摆弄武器，这当然最无危险，而且丝毫不受制裁。所以有人去当警察。你以为人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远不是如此。人们不去考虑今后会怎样，往后怎样生活。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弄条枪。现在区里已经在招警察，谢尔佐有两个人进去了。可想而知，他们变成了什么人。’我想，这是真话。但说话的这个莫洛兹毕竟是自愿在德国政权下工作的呀。此刻到底该怎么办？

“‘那就这样吧，就让他工作吧！’突然之间(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念头似乎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脑海里。重要的不是在哪儿工作，重要的是如何工作。即使在德国人的监督下，但肯定不是为德国人。他是在为我们工作。如果不是为我们的现在，那也是为我们的将来。我们总会有将来的呀！一定会有的，否则，活着还有什么劲！一头扎进深水里死了算。

“事实上，这个莫洛兹不仅在为将来工作，他也在为当时做一些事情。

“一小时肯定已经过了，我担心起检察长来，出去叫他。他起初不干，不愿进来，但冻得够呛，所以跟着进了屋。他有所克制地同莫洛兹打了招呼，过了好一阵才参加谈话。不过胆子还是一点点大了。我们又谈了一会儿，后来就干脆脱下湿衣服，烤起火来。莫洛兹的房东老太太往桌上摆了点吃的，甚至还找出一小瓶酒，当然是浑浊的酒罗！

“那时，我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开诚布公地畅谈了一阵。实在可以说，正是那时，我第一次发现，这个莫洛兹和我们不一样，比我和检察长高明。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况： 大家在一块儿按同样的要求工作，看来聪明才智没有差别。现实生活把大家分散到四面八方，各奔前程，于是有谁突然意外地比别人高明了，我们就会惊奇地说，瞧，他过去不也和大家一样，看起来也并不比别人高明。怎么一下子就出人头地了呢？

“那时我才真正感到，莫洛兹的聪明才智超过我们，比我们想得深，看得远。当我们在树林里转来转去，为日常的小事操心(搞东西吃，找地方隐蔽，搞武器，有时还用枪撂倒一两个德国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思考和研究这场战争。对于沦陷区，他也好像是从内部去进行观察，并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而主要的是，他从道德方面，可以说是从精神方面对沦陷区有切身的感受。就连我那个检察长也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经过开怀畅谈以后，已经十分亲近了。这时我对莫洛兹说：‘你能不能扔掉这鬼差事，干脆跟我们进树林打游击！’我记得，莫洛兹皱起了眉头。检察长当时也说：‘不，不值得，而且他一个瘸腿，当什么游击队员！他在这里对我们更有用。’莫洛兹当然同意了，他说：‘大概，现在我在这里更合适。大家都了解我，帮助我。将来实在不行了……’

“于是，我也同意了。真的，他干吗进树林？而且还是这样一条腿。再说，谢尔佐里有个我们自己的人，对我们也许会更有利。

“就这样，我们在他那里做完了客，带着平静的心情告辞了。告诉你吧，我们在乡下的所有帮手当中这个莫洛兹是最起作用的。主要是因为他搞到了一台收音机——这是后来知道的。当然不是他自己搞到的，是一些老乡交给他的。他们那样敬重他，甚至还和从前那样，无论好事坏事都去找他，而不去找神父和教士。所以当他们在一个什么地方弄到了这一台收音机时，首先就交给他们的老师阿列斯·伊万诺维奇。教师就在干燥棚里偷听起广播来。晚间常把天线拉到梨树上收听，接着又把听到的记下来。主要是苏维埃情报局的新闻简报。我们当时最需要它。我们游击队里啥也没有，而他这下可阔了！谢列兹涅夫知道以后，当然想拿来自己用，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要放在我们这里，那些新闻只有三十五个人听到，可现在是传遍周围的十乡八村。于是，我们决定这样办： 莫洛兹一周里头给我们队里送两次新闻简报。森林看守室旁边一棵松树上挂一个蜂箱，孩子们把简报放进去，夜间我们取出来。记得那年冬天，我们像狼一样呆在自己的窝里。冰天雪地、寒冷、荒凉，食物紧张，唯有莫洛兹的这些邮件叫人高兴。特别是在德国人被撵出莫斯科那阵，每天都往蜂箱那儿跑……喂，像是有人来了……”

(曾冲明　译)

注释：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俊猎人，和曙光女神厄俄斯相爱，被阿尔忒弥斯用箭射死。在天文上，俄里翁指猎户星座。

【赏析】

这部中篇小说讲述了被世人遗忘的敌后斗争故事。报社编辑“我”赴谢尔佐村参加先进教师米克拉谢维奇的葬礼。筵席上，原区教育局长特卡丘克提出，悼念米克拉谢维奇应该先要感谢他的老师莫洛兹，而人们却把他忘记了。年轻的现任局长却不以为然。两人争执起来，特卡丘克愤然离席。在回城的路上，他向“我”讲述了30年前乡村教师莫洛兹和他学生的故事。

乡村教师莫洛兹没有穿过一天军装，没拿枪同敌人作过斗争，更没有打死一个德国鬼子。他算不算英雄，他的“自首”是否是无谓的牺牲，这不仅是小说中两任局长争论的焦点，也是作者留给世人思考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找到答案。他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作者着重从他的教育思想、对战争的思考以及对人生理解等三个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英雄的灵魂。节选的章节是莫洛兹与特卡丘克有关战争和教学的对话，集中展现了莫洛兹的独特心灵。

莫洛兹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不是培养学习上的优等生或听话的书呆子，重要的是让学生们现在就懂得他们是人，不是牛马，他们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和所有人一样；他们、他们的老师、他们的父母、区里的所有领导在自己的国家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对谁也不用低三下四，只需要学习，努力掌握最主要的东西，有了它人们就能接触民族和全人类的最高文化了”。他把培养这样的学生看作是自己最崇高的职责，在自己与学生的相处中身体力行，为学生作出榜样。他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 顶风冒雨送学生回家，同学生一起劳动，为了保护学生，他不顾一切地把学生从残暴的家长手里解救出来，深深地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和村民的尊敬。

是用武器保护自己还是从精神上保护人们，莫洛兹选择了后者。他认为战争时期确实需要武器。但是还应该考虑今后怎样生活。于是，他毫不理会别人对他的误解，坚持办学，“我们不教育孩子，他们就会把孩子教成愚民。我过去花了两年培养这些孩子的人性，绝不是为了现在让别人把它糟踏掉。我还将为孩子们战斗。”有了莫洛兹，在白色恐怖中孩子们才没有迷失方向，乡亲们才没有失去精神平衡，无论好事坏事都去找他而不去找神父和教士。

如果说莫洛兹的教育思想和对战争的认识证明了他是一名守护人性的斗士，那么最后他对死亡的选择则充分显现了他的英雄本色。当德军说苏维埃政府拿孩子们当牺牲品，并扬言不交出莫洛兹就绞死这六个孩子时，莫洛兹挺身而出。这种行为在别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是他说：“人生和永恒无法比，十五岁也好，六十岁也好，对永恒来说，都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成千上万的人生、老、病、死在这个谢尔佐村，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他们的生存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一点印象，可是人们将记得我们，而光这点就应该是对我们至高无上的奖赏——世上所有奖赏中最高的奖赏。”他给孩子们以最后的鼓励，让他们理解他们实现了最大的人生价值。这也是莫洛兹老师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教育的目的，他的生命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小说的艺术构思也很独特。从事件发生后的30年下笔，以观点相悖的新旧局长对莫洛兹的争论为线索，情节以回顾莫洛兹的一生展开，全书贯穿着论争性和哲理性，洋溢着村民们缅怀爱国者的炽热感情。小说还有另一条线索即以报社编辑“我”作引线，记述“我”参加葬礼和回城路上的见闻。“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更能看清事情本质，也可间接表达作家的主观评价，引发读者对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两条线索集30年的风云变幻于几个小时之间，交替进行，回环往复。两个叙述者的双重叙述，在对话中完成故事，不仅回避了单一回忆，而且通过局外人、当事人视角的不断转换，使作品更富立体感。

方尖碑，不仅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申雪沉冤的故事，更让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来看待历史，对战争作出一个合理的评价。

(王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