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实用主义

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sm）后现代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实用主义是美国本世纪与上一世纪之交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激发出来的美国普通人民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与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实用主义人生处世哲学不容；另一方面战争期间涌入美国的欧陆形而上哲学，特别是与人道主义关系密切的存在主义的冲击，使实用主义显出了思想资源贫乏，内涵苍白肤浅的窘态，因而本世纪中期以来，实用主义在美国一度式微。然而作为一种美国的本土哲学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60—70年代之交，奎因、伯恩斯坦、戴维森和普南特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使之再度复兴，在此背景下，罗蒂进一步对本世纪初到中期皮尔斯、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进行改造，使之适应后现代主义语境，并缔造以新实用主义哲学为主导话语之所谓“后哲学文化”（见“后哲学文化”）。约翰·马克戈文在《后现代主义及其批判》一书中把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列举为：法国利奥塔，美国罗蒂、斯坦利·菲什、斯特文·克纳普、华尔特·本·米歇尔。
新实用主义重申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原则，以实际效果之有用为真理之惟一标准，一方面改造了老实用主义者皮尔斯、詹姆士、杜威思想中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与经验主义传统，使之与“康德主义认识论传统彻底决裂”而使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更得到坚决的贯彻；另一方面汲取欧陆现代—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理论中适合于实用主义的成分，即把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剪裁得适合于实用主义，或折衷主义地把各种思想潮流综合到实用主义的旗帜之下。
新实用主义的核心是从罗蒂的反“镜喻”哲学，即反对“反映”论的“镜子”说，起始到“反本质主义”或“反表象主义”，从主观的价值立场出发反对柏拉图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并由本质起决定该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的决定作用）；反对从笛卡儿到康德以来的认识论坚持的真理是对符合于本质的表象的认识，即所谓反“符合论”。罗蒂重申詹姆士所说真理就是“最好加以相信的东西”，认为“真理不是那种具有一种本质的东西”，因此，新实用主义只是把以“好的”、“有用性”来代替认识与客观事物一致作为真理惟一标准这一实用主义原则贯彻得更为彻底，提出“真理最好的标准是由自由研究获得的意见”。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新实用主义者也普遍表现为对理论的拒绝、贬斥与轻蔑的态度，特别是反对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即所谓抵制“制约”。如克纳普和米歇尔1985年一篇文章就叫《反对理论》。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这种理论态度与法国解构学派的“反对阐释”结合在一起，形成某种“合流”、“共谋”倾向。实际上利奥塔是以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法则为主，熔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于一炉的折衷主义者。他以“语言游戏规则”来抵制基于真理客观性的相对普遍性，具体地便是消解“思辨”与“解放”的“大叙事”。以“解合法化”（deligimitation）和追求“悖谬逻辑”为一切知识作为“语言游戏”的总“立法”（见“利奥塔”）。
罗蒂强调的新实用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抹去价值与事实、道德与科学之间的“二元论”区别，贯彻其所谓“整体论”，在“应该是什么”与“实际上是什么”这两种真理之间“没有任何认识论的区别”。这种一元化的统一观是以价值论取消认识论，实际上是“反本质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实际上以上两个特征并没有比老实用主义多提供任何新东西，其第三个特征是针对实用主义一向被批判为“唯我论”的个人主义，罗蒂在以自我的“好的”、“有用”这些个人主义价值标准中补充了“对话制约”论。即“对研究，除了对话的制约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制约，这不是来自对象，或心灵，或语言本性的全面制约，而只是由我们研究伙伴的言论所提供的零星制约”。这是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和“语用学”那里来的，是个体主体向一种由胡塞尔提出的“主体间性”的放大，成为一种对话方式构成的“共同体”，亦即把“个体中心主义”放大为“种族中心主义”（由人类学借喻一种“群体主义”）。对“种族中心主义的维护，就是说，没有任何其他的见解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依据。检验由其他个人或文化提出的信念的办法是，看其是否能与我们已有的信念交织在一起。我们能够这样检验它们，因为任何我们可以看做是一个人或一个文化的东西，都将是与我们共享大量信念的东西”，并依据这样一个信念不断地扩大“我们”一词所指的范围，把越来越多的人不是称作“他们”，而是称作“我们”。在对待哈贝马斯的“共识”，表现出罗蒂与利奥塔的分歧，前者持肯定，后者持反对态度。但他们在把正面价值，如“正义”等与真理对立起来，以前者之抽象反对后者上又是一致的。
此外，罗蒂还张扬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原则，并为新实用主义所用。这一原则坚持反对“非历史的”、“超历史”的东西，即反对先于历史的“绝对性”，超历史的“永恒性”和“终极性”。罗蒂为对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指责辩解，承认在对如康德、柏拉图这样的“元哲学”的态度是相对主义的，但在对实际理论，如“具体的、详细的宇宙学”或“政治变革计划”不是相对主义的，他为之争论的根据“不是范畴或原则”，而是它所具有的“具体好处和坏处”。
罗蒂一方面在复兴实用主义之中竭力使之更彻底、自觉，另一方面，同时表现出竭力使之更为开放，更适应“后现代语境”。因此之故他提出了“后哲学文化”，使新实用主义哲学成为具有更开阔的文化容量的东西（见“后哲学文化”）。在政治上罗蒂开诚布公地表示新实用主义对于政治自由主义的工具性，说明要以“政治问题代替认识论问题”，并表明所谓“政治”是对“认同哪个团体”的问题之追问，而“他们”所认同的团体“由宽容论者、多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构成”。由于罗蒂的立场的彻底性与适应的灵活性，更根本地是由于实用主义的折衷主义本质为他的哲学立场带来了深刻的矛盾，即他一方面要把实用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立场贯彻得更彻底，另一方面又不能接受其他“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如不同意萨特关于“人是不能规定（没有本质）的”，并不无敏锐地指出美国解构主义者德·曼的“反本质主义”在确立自己的“力量的终极杠杆”上，在最后关头又“推了本质主义一把，结果反本质主义倒使自己变得可笑了”。这一矛盾实际上也正是他自身新实用主义立场的矛盾。这种矛盾贯彻于其理论主张的一切方面，并使其“后哲学文化”带有许诺“合理地成为人类幸福的途径”之与实用主义不协调的乌托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