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国

陆士谔著，五卷三十回，宣统元年 (1909) 改良小说社刊，开首刊有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冬十月古越孟叔任序，标“社会小说”。

八十年前，晚清最多产的小说家陆士谔忽发奇想，将“欧风美雨卷地来，世界顷刻翻新”的形势，引入三国。在《新三国》中，让周瑜、孔明等人，穿戴古人的衣冠，登上改革开放的新舞台，演出着亦古亦今、亦庄亦谐的活剧。此书所要表达的，是作者以“民”的资格对于改革的“讲求”,不过借了翻《三国演义》的旧案，“歼吴灭魏，重兴汉室，吐泄历史上万古不平之愤气”这样一个对于《三国演义》爱好者具有极强吸引力题目，采用 “蹈空”的虚构手法表现出来。陆士谔重编三国故事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吴、魏、蜀三国对待改革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成功地勾画出三种不同的改革模式，从而表达了对于现实的改革的种种不足乃至弊端的批评，并提出他心目中的 “立宪国模范” 的理想。
《新三国》的前十三回，对比着叙写了孙吴与曹魏两国的改革。三国之中，孙吴独占地势之利，“滨临大江，开通最早，事故亦最繁”。吴主孙权，深怀忧患意识，开经济特科取士，以图自强。蒋干取为第一，擢参议大夫，上书力请变法。举朝大哗，齐斥为 “用夷变夏”之狂言。赞成改革的鲁肃只好搬出为诸人推许的周瑜来。说当日公瑾亦曾提及变法，只因曹兵压境，未克举办； 并且又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周瑜当日恨奇计为吴国太所误，故诈死以自脱，现正隐居于庐山。孙权即命鲁肃往请周瑜出山。周瑜乃说孙权曰：

现今世变之亟，非特东吴开国以来所未见，抑亦皇古至今所未有也。夷风蛮雨，横卷东来，大秦、鸟孙、月氐、身毒诸国，挟其轮船火炮之利，迫我通商，吸我膏血，若听其自然，必至同归于尽； 至起与相抗，又虑力不堪支。乃腐儒欲以祖宗旧法，支此危局，不亦傎乎？臣愿主公奋发有为。创万古未有之法，应万古未有之变，而成万古未有之功。

指出 “锐意改革，所以固国基，维国脉，张国权也。”孙权大悟，遂定议变法。于是大变官制。创设各政院分治各事。任武政院大臣之周瑜，大力振顿军营积弊，裁汰旧有营兵，举办征兵，创办海陆军。又开筑铁路，兴办电报，建立学堂，派使出洋考察法律，颁布《东吴新律》等等。总之，东吴独享开放之地利，君有孙权之贤，臣有周瑜鲁肃之智。君臣合德，锐意维新。又由于经历了守旧与改革两种思想的激烈交锋，改革在理论上的准备也比较充分。加上主持之人大多尽力尽心，改革之事业，颇有起色。而曹魏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曹丕之政权，乃篡夺所得。见人心思汉，大施压制之策，把刑律修改得十分严酷：“凡朋友集会满三人以上而不预报官吏听查验者，罪皆族。甚至商人簿计、骚客吟稿、忘载年号、只登甲子者，皆以大不敬论，处以立决之刑。”弄得民不聊生，骚乱愈甚。管宁等秘密运动，组织革命党。四方归之如壑。曹丕惧，为剪灭革命党以弭内乱，不得已亦实行新政：“党人之有才智而热心功名者，则恕其既往，励以将来。擢之使佐新政； 其冥顽倔强甘冒不韪者。则广布侦探，严缉之绝以祸患”。司马懿阴怀大志，起先故意赞成刑法酷烈，以图酿成大祸，于中取利；及闻举行新政，则又乘机力主改革官制。谋得内阁大臣之职，大权尽在掌中；其子司马昭，身兼军政与农工商两府大臣，又复开设银行，吸收外资，赢利甚巨。华歆掌财政，大倡 “中央集权”之论，一意搜括，把各郡县地方出息，悉令解京。弄得百项新政，无资兴办，只得敷衍塞责。主篡臣奸，君臣离心，办事之人，各谋私利。与东吴相较，真有天渊之别： “东吴如旭日之初升，生气勃勃。北魏如夕阳之将下，气息奄奄。东吴如小孩子，北魏如老头儿。东吴如侠客，北魏如老僧： 总之，东吴尚是朝气，北魏已届暮气。所以，同一新政，在吴则善，在魏则否； 同一新业，在吴则良，在魏则劣。”
作者在肯定东吴的改革热情的同时，又从根本上道出的它的弱点： 东吴自办新政，需用浩繁，帑藏空虚，而铁路电报 “开办之时，色色物料都向外洋购办，那工程师等人都从大秦请来的，薪水很是昂贵。成本过巨，获利甚难”。为“开利源”,只得鼓铸当十铜币，举办各种杂税以“剥民”。创议将铁路公司收归国有以损商。力行新政八九年，巴望吞魏灭蜀，早成一统；那知蜀魏不曾灭掉，自己国势倒先已立不住了。既已知国力之不逮，只得出 “图择强国，与之结盟”之下策。为结波斯之欢心，至不顾国库如洗，广借外债以为欢迎波斯舰队之费用，甚至天真的认为： “现今外洋各国，富有资财，均虑无人借用。试一开口，则千万之资，不难立集。”要之，“制作纷纷，百无一致”。究其根由，在于它所举办的一切新政，“皆是富强之具，而非富强之本”。
《新三国》从第十七回起，将描述的重点转到蜀汉这一立宪国模范上来。蜀汉僻处一隅，改革最迟。吴主孙亮即位，蜀汉派邓芝来吴祝贺，方晓外界改革之形势，回国后力请变法，并尖锐地指出：“吾国之于吴魏，非力不及而兵不逮也，然而每次出兵，终不能有所胜，何也？彼维新而吾守旧，彼知变而吾泥古也。近岁以来，两川士民，扼腕扣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且谓吾蜀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人民有奴虏之患。”后主心动，降诏命诸葛亮等同议变法事宜。孔明闻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变法亦大佳事。然法有本末之殊。吴魏所行者。均新法之皮毛也。虽甚美观，而无甚实效； 吾国变法，须力矫此弊，一从根本上着手。”清醒地提出了吸取吴魏改革的经验教训的问题。筹议中，杜琼献疑道：“法诚不可不变，而头绪纷繁，究宜从何入手？思欲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𫑑纷纭。若但枝枝节节以变之，则恐非特徒劳无功，而所变亦有能久也。”杜琼所言，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改革的系统工程的问题。对此，蒋琬以为变法当从军界入手。郤正以为当以变革财政为第一义。邓芝以为宜专从改革旧政入手。诸人所议，实皆是吴魏二国之已试者。孔明高瞻远瞩。指出：“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轻重缓急者，综言之不过 ‘标’、‘本’ 两字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势急则不能不先治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虽然，标不能徒立也。使本源大坏，则标无所附，虽为治之，亦必无功。所以标本之治，不可偏废。”在畅论治标治本的辩证关系之后。孔明宣布了他的“富强之本”:

吾国变法第一要着，须使人民与闻政治，先立上下议院。上议院议员由皇上特简三分之一、由朝臣推举三分之一、由人民公选三分之一；下议院议员全由人民公选。一切财政军政国家大事，应兴应革，须悉经议院认可，然后施行。如此则君民一体，庶政自易推行。而纲举目张，百僚自无废事。至于编舰队、练陆军、设银行、开铁路等，虽皆是富强之具，然不从根本上着手，而贸然为之，则近之有糜财之患，远之有资敌之忧。公等不信。请看吴魏今日经国之具，不出十年，必为我囊中物矣。

陆士谔《新三国》 中所构想的 “帝国宪法” 中，虽载有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等条文，但对于君权有较大的限制。规定“皇帝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宪法之条规行之”。也就是说，应以宪法规范政治生活。皇帝的统治权。必须在宪法的条规范围内行使。而“一切财政军政国家大事，应兴应革，须悉经议院认可，然后施行”的规定，则大大地加强了议院的权限，实际上是把皇帝作为国家的象征来肯定。骨子里是更多地注重于民主宪政和法治。这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第二十二回，小说更具体地阐明立宪国与专制国之不同： “立宪国则以国为君民之共有物，故君为国主，民亦未始非国主也：专制国则以国为君主之专有物，故人民万不敢以国认为己有也”。“立宪国凡在一国之内，无论为君为民，为官为吏，皆在法律范围之内，故各有权利，各有义务；专制国则君主不受法律之范围，有权利而无义务，官吏可以枉法害民。权利多而义务少，惟小民则仅有义务，毫无权利。”陆士谔所设计之上下议院之构成，初步体现了予人民以参政之权的主张。
孔明改革的另一要着是破除迷信、兴办教育、发展科学。太史谯周议改时宪书，将迷信各款悉数删除，孔明大力支持。对后主说：“破万民之迷信，扫千古之陋例，诚不可缓之举也。”后国会开会，议士郤正发议，认为 “现在要务，当以转移风俗为第一义”。于是通过决议，兴办学校，编纂教科书，又编撰各种新小说，以开发民智。在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发展生产。辟地利大开岷山矿，向大秦购办最新开矿机器，聘大秦人腊黎龙为总工程师，开着大金矿，便开铸国币。以金币为本位，商业繁盛起来。又大修蜀道，制造电汽车。蜀国因而财盈府库，米满仓厫。
孔明见国家富裕，传姜维告之道：“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能自立者也。”命以新法训练海陆两军。七出祁山，一举灭魏。吴人畏惧，纳土归命。于是三分一统，新政毕行，人民乐业，学术昌明，“社会之进化，几有一日千里之势”。更令人神往的是： “海外各国如康居、乌孙、大宛、身毒、波斯、大秦等都派学生到大汉来留学。各国的高等学校都有汉文汉语一科。汉人之应聘到外洋各国充当教习及工程师各职者数达十万以上”。“新发明的各种器械也就日增月盛，少说些每月总有百余种。出口各货，年增一年，国内的原料不足以制造各物，乃自外洋各国采办生货。汉人在外经商的遍于全球，汉国的语言文字，各处皆通。”作者相信改革立宪可以致中国于民主、富强之境，他的信念是真诚的，他所描绘的改革后汉国的美好图景，也是很诱人的。
《新三国》在政治思想上还有一个特点，它没有将立宪与革命视为绝对排斥和对立的东西。小说对革命持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它认为： 革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酷烈刑法逼出来的。连司马懿都承认：“彼革命党人岂好为危难残暴之举哉？逼于饥寒。不得已而出此耳。”小说写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铲除暴政，从而为改革扫清障碍。小说把革命党首领管宁写得十分光明磊落，一团正气； 它所嘲讽的是“想骗几两银子，混几口饭吃”的假革命党。饶有深意的是，当孔明灭魏之后，招安革命党管宁等“谈论政治，一见如故”。孔明欲奏朝廷，为加官爵。管宁道：“某志存兴汉，寤寐不忘。不甘箕子之蒙难，宁为苌叔之违天。跋涉辽东，仗剑起义，屡创屡起，迄未成就。今公幸成我志，吾愿足矣，不敢再萌他念。”力请辞去。革命党的任务既然是为改革扫清障碍，那么，它与立宪民主的关系，则是相辅相成，可以统一起来的。
《新三国》之 “开端”,借 《三国演义》之 “好处是在激发人的忠义，而其坏处即在巩固人的迷信”发挥道：“方今全国维新，预备立宪，朝旨限九年后颁布国会年限，于九年中切实举办咨议局，地方自治等各项要务。看官，国会是要人民组织的。若使迷信不祛，进化有限，那时组织起国会来，岂不要弄成大笑话么？所以在下特特撰出这部《新三国》来。第一是破除同胞的迷信，第二是悬设一立宪国模范，第三则歼吴灭魏，重兴汉室。吐泄历史上万古不平之愤气。”小说中的蜀汉；是作者“悬设”之立宪国模范，是作者理想化的“空中楼阁”,由此表达了作者高于时人的对于民主、富国模式的探索和追求，其核心是“君为国主，民亦未始非国主也”。“无论为君为民，为官为吏，都皆在法律范围之内，故各有权利，各有义务”,这是有现实的进步意义的。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十三章“晚清小说之末流”中说：“晚清流行着所谓‘拟旧小说’,产量特别的多。大都袭用旧的书名写人物名，而写新的事。……然窥其内容，实无一足观者，”他举例说；“如吴趼人之《新石头记》四十回。他的目的，‘是要写写自家的怀抱’,这意义似未可厚非。如利用此书中写作，以发表其政治思想，解释人生问题，介绍各种知识，都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要传达这一切，又何必定要利用旧书名，旧人物呢？”故此，他断言“这可以说是文学生命上的一种自杀行为。……这些，都是和嫖界小说，写情小说一样，是当时新小说的一种反动，也是晚清谴责小说的没落。”在阿英开列的书单中，没有陆士谔的 《新三国》,但我们据了这部《新三国》,却可以推断阿英对于 “拟旧小说”的论断是偏颇的，缺乏分析的。
《新三国》与《新西游记》、《新石头记》不同的是，它并不仅仅是“利用旧书名、旧人物”而已。如写孙悟空、猪八戒到上海游历，贾宝玉、林黛玉去日本留学之类，与原作已经毫不相干。《新三国》则不然。它仍旧保持着三国鼎立的格局，依然遵循着原书的事理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同时又恰到好处地融进一点新的内容，适如其分地做一点翻案文章，从而形成旧与新的既有强烈反差而又融浑统一的艺术效果。
首先，它保持了原书拥刘反曹、对吴则褒中带贬的思想倾向。而其褒贬的标准，却由传统的正统观或仁义观演化为现代的改革观。蜀汉之所以值得肯定，主要不是因为大汉皇叔的正统，或是仁民爱物的仁君，而是因为是真正实行改革的立宪模范。用这种艺术手段来宣传改革，启发民智，同读者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完全合拍。由此产生无以抗御的感召力量。小说还比较吴蜀改革的不同道： “看官，你想吴国的变法先于魏蜀，并且主臣合德，并无因循泄沓恶习，为什么周瑜鲁肃等一死，竟就人亡政息，弄到这般地步？ 错来错去，只因不曾立宪，不曾开设上下议院，不曾建立国会，凭你怎么聪明智慧，终不过君相一二人相结的小团体，如何可敌立宪国万众一心的大团体呢？ 否则以孙亮的智慧与后主的庸愚相比较，又岂可同日而语乎？ 只因一国立宪，一国不立宪，立宪的国，是聚众人的智慧以为智慧，其智慧就大得了不得； 非立宪的国，只靠看一二人的小智慧，休说孙亮，就是周公孔圣，恐也抵挡不住。所以国而立宪，即庸愚如后主不为害；如不肯立宪，即智慧如孙亮也靠不住。”这种议论，也是发人深省的。
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新三国》对原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孔明的智而近妖，《新三国》则刻意作了翻案文章。小说写谯周曾担心孔明“素喜装神弄鬼，迷惑人民”,会阻挠其改时宪书之举，廖化随以事实说明，孔明当日 “缩地之法”,不过是乘了四轮电汽车，迅速异常。故魏入诧之以为神；而“禳星祈命”,则是孔明自知病殆，密电请华陀来军诊治。惧军心摇乱，故假解禳以镇定之。小说往往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来写孔明，如他早就多设乡学普教人民，以为变法之张本，但为后主年幼，未有恩德及民，故特以变法出于后主之意，使人民感念上恩： 这是与孔明忠的一面； 而当后主在国会上嘲笑议员议事表决为 “群犬唠唠”。说什么“一犬吠影，则百犬吠声以应之。究为什么而吠，即最初吠影之犬亦不自知也”。孔明即正色道： “天子无戏言。陛下奈何以犬比议士也，不亦自轻其议院而蔑视人民之代表乎？ 设新闻记者以陛下此言登录报纸上，则万国传闻，必以陛下之立宪，为非出自本心矣。陛下慎勿再为此言矣。”后主闻之，只得说： “相父教训的是，朕知过矣。”这又是写孔明直的一面。没有忠，不成其为孔明； 没有直，又不成其为立宪。小说还写出了孔明严于责己的一面。当闻知张裔于议会弹劾于己，便道：“难得张裔竟能于会场万众间，力揭我失，不少假借，真我之良友，国之忠臣也。”而李严之起复，本出自后主之意，孔明亦赞成重授其官爵，以观其果能自新与否。“现今人材缺乏，使贪使诈，亦朝廷不得已之举也”。又写出了他宽于待人的一面。且与史载 “诸葛公在世，我必复用”之语相合。小说还写孔明在解决议院关于矿产国有及胁迫东吴就范等事件上使用奇计，“只消如此如此”,颇有诡谲味道，然亦不失孔明本色。《新三国》也亟力表现孔明性格中新的成分。如七出祁山、派关兴率领飞艇队前往郿雍两城侦察，众将见飞艇上升，不胜羡慕，孔明笑道： “但愿诸军努力王事，俾天下早归一统。某当以此飞艇队，作闲游之具，与诸君分乘之，以遨游乎云汉之表，遍察天下之奇，为御风之列子，骑鹤之仙人也。”表现出一种博大的胸襟。全书结束，写孔明见宪法尊严、国会巩固、学术昌明、社会进化，遂上表陈情，归隐南山。仍与崔州平、司马徽一班老友往来。这种处理，已非旧式的急流勇退可比，而是具备了自觉废除终身制的意识，诚可谓难能可贵。这些描写，固有新思想的色彩，但又决不与其本来性格相乖违。
除了孔明，《新三国》写得较好的改革人物还有周瑜、鲁肃、邓芝、姜维、廖化、杨仪等。而凛然有生气的，则要推革命党人管宁、吉幼平、金子祎、耿幼纪、韦稚晃等，寄托着作者的赞许钦佩之情。反面人物中，写得最好的要算打入革命党中作国事侦探的邓艾。真是狡诈百端，令人切齿。
《新三国》写改革过程中的弊端，也很真实，有深意。如东吴欲派人出洋考察法律， 刑政院大臣张以张凉荐之， 孙权问何由， 知其于洋学有心得：

道：“凉尝语臣矣： 洋学之奥妙，尽在二十六个字母。外洋之二十六字母，就吾国尧舜相传之十六字也。精妙达于极点。非绝特之英才， 不能骤窥门域。”权道：“那二十六字母。你可知道么？”道：“臣赋性拙钝，虽曾研究。但识其音，未通其义，今请为主公诵之。”遂诵道： “鸭屄、粞蹄、烟、燕窝、鸡、鱼翅、芥菜、茄菜、山芋、阿姆、阿五、烛屁酥、鸭耳、阿四、涕、靴、肺、屙、咸瓜子、坏蛋、一齐吃。”孙权听了，顿时笑不可仰，道： “什么精深的洋学，倒是健胃口，你想屙与坏蛋，均系极臭的东西。乃能与鸡鸭鱼翅等物一齐吃掉。岂不是极健的脾胃么？”张惶恐道：“臣不敢欺主公。 洋书俱在， 可查阅也，此书名 ‘怕懒脉’,其精奥不减吾国之周易，闻系外国的伏羲所著，周孔所修，与吾国之六经四子，直可谓华夷媲美。” 权道：“既如此，就依你话，派张凉出洋考察便了。”

就是这位张凉，领了经费，到了大秦，“拜了几天客，逛过几处名胜，听了几回演说，就算公事完毕，镇日躲在大秦的妓院中，研究殖民政策”。直到来电催归，方找人翻译《大秦律例》。又向留学生买了一本旅行日记，把年月改正，作为自己的日记回国覆命。“可怜孙权费了许多经费，只购了一部《大秦律例》,一册杜撰的旅行日记”。
又如司马昭派贾充去洛阳购办军械军服，贾充先至梅德栗洋行：

……早有康白度迎着到客厅，分宾主坐定。康白度敬上一枝雪茄。彼此通了姓名，才晓得康白度叫季复泉，彼此说了些久仰渴慕的话，客套一回，渐渐谈到生意上头。贾充便身边摸出一张单子来递于季复泉。复泉接来一看，只见上开着：“毛瑟枪 二万枝，克鲁伯炮三百尊，指挥刀五千柄，军乐十二副。”另外一行写道： “留声机器二只，连片十打，八音琴二只： 须顶好者。” 季复泉看完，连连点头道： “有有有，各行都有，大人可否先瞧瞧样子，如合意时，可即电外洋赶装来洛也。”贾充却慢吞吞的道： “兄弟尚想到富贵洋行去问一问呢。” 季复泉见他作难，心下早已明白，便不十二分兜揽，说了回闲话，又道： “大人这个军械却最难办的，各家各货色，各家各行情，请大人先去打听，然后再向小行订购亦可，但这留声机器，却推小行第一，大人可要取出来瞧瞧？”贾充点头道：“瞧瞧也好。”季复泉忙命人把机器拿到客座，将戏片装好，开了机器，那机器便咿咿啊啊的响起来，果然声音洪亮，十分好听，唱了一出，又是一出，把个贾充听得点头拍掌，只管叫好。……季复泉见贾充听得出神入化，便道： “贾大人这留声机器如何？” 贾充大赞道： “果然很好。”季复泉趁势道： “既蒙大人见爱，兄弟即以奉赠。”

收下了这当时最时髦的留声机，又被引着游洛浦，宿美妓。就胡胡涂涂的把军械一事委托了季复泉。如此这般的细微末节，今人看了，也难免要会心一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