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刘恒

文帝刘恒 

一、忧心忡忡，喜出望外

吕后八年(前180)的秋冬，对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 的代王宫、府来说，实在是个不同平常的季节！ 时时从京城长安传来一些惊心动魄的消息，使刚满22岁的代王刘恒与他的母亲薄氏及臣僚们的心情波澜起伏，不能平静。

开初听说，吕太后于七月的辛己那天在长安未央宫 “崩” 了。

对于这个残酷狠毒的老太婆的死，薄氏母子是不会悲伤的，倒是有些快意或解放感。刘恒同父异母的兄弟共8人，吕后只生了老二刘盈(即汉惠帝)，不幸早死。其余7人，吕后对他们都没存善心。老三赵隐王如意，是被她毒死的； 老五赵共王刘恢，是因受不了她的逼迫自杀的； 老六赵幽王刘友，是被她关起来活活饿死的；老八燕灵王刘建早死，有一子，被她派人杀死，绝了后；老大是齐悼惠王刘肥，发现吕后要杀他，赶紧用20个县的封土作为礼物献给了吕后生的女儿鲁元公主，并且以母礼尊奉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才换得吕后的高兴，安全离开了长安，得以善终。目下只剩下有老七淮南王刘长和刘恒自己。至于刘恒这个代王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说起来也真有些可怜。那是汉高祖三年(前204)刘邦的军队打垮了项羽封立的魏国(都平阳，在今山西临汾西南)，把魏王豹的宫人俘掳到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要她们织布。有一次刘邦闲逛，到了织布的房子里，见一女子有些姿色，就把她要进了后宫。这个女子的父亲是吴 (今苏州市) 人，姓薄，在秦朝时，与原魏王宗室女子魏媪私通生了她。刘邦把这个薄氏女子要到后宫，可转脸就把她忘记了，大约是因为当时与项羽的战争太紧张的原故。过了一年，战争形势好转，刘邦有了闲心，与管夫人、赵子儿两个美人在河南宫成皋台(在今河南巩县)取乐。这两个美人是与薄氏一起从魏宫被掳来的，而且彼此都很要好。当初薄氏曾与她们相约： “谁先尊贵了不要忘记别人。”而现在她们在刘邦面前把薄氏的约言当笑料说给刘邦听。刘邦听了，“心惨然，怜薄姬”。当天就把她召了来 “幸之”。可怜的薄氏很激动，她对刘邦说： “我昨天夜里梦见一条苍龙盘在我的肚子上。”流氓气十足的刘邦说： “这是要尊贵的兆头，我成就你。”也巧得很，就那一“幸”，汉高祖五年(前202)生了刘恒。刘邦后来极少再“幸”她，不象对赵王如意的母亲戚夫人那样，常常当着大臣的面抱在怀里。但是，刘邦对她不“幸”却成了她的大幸，吕后不怎么忌恨她。母亲的被冷落也决定了儿子的不受宠爱，老四刘恒绝没有在父亲面前耍乖撒娇的机会，更不用说象刘如意那样经常挂在父亲的心上和嘴上，形成对刘盈皇位的威胁。这样薄氏母子生活在被冷落的边角里，谁也不能得罪，逢事多加考虑，处处谨慎小心，刘恒也就在朝臣的眼里留下了一个“贤智温良”的好印象。公元前197年，代郡(治代县，在今河北省蔚县东北)太守陈豨据郡反叛，刘邦用了大力气才平息下去。代郡地处边塞，与匈奴相接，是北方门户。刘邦从汉帝国的长期安全考虑，认为应当以代郡为基础，加上太原郡 (治晋阳，在今太原市以面) 的大部及其他一些地方建立一个代国，成为汉朝的北方屏障，汉高祖十一年(前196)春作了这个决定。“非刘氏不王”，是当时的大原则，封谁为代王呢？相国萧何等33名朝臣都为刘恒说好话，于是封刘恒为代王，都晋阳 (后迁中都)。这样，刘恒就由朝廷配上了一批官员当代王去了。按刘邦的用意是要他在那里繁衍生息，世代作汉朝的屏障，但他这时才7岁，谁知道他能想到些什么？ 第二年四月，他62岁 (一说53岁) 的父亲刘邦 “崩”在长乐官，他是否回长安参加了父亲的丧葬，史无明载，八成是没能去。因为吕太后担心群臣和将领们会趁刘邦死的时机造反，迟迟不发丧。后来发了丧，史书只讲了 “群臣”在丧期的活动，没讲到蕃王们的事。此后的多年中，只有惠帝二年(前193)楚元王刘交(刘邦的同父异母弟)、齐悼惠王刘肥曾到京朝见，而刘肥险些被吕后杀掉。惠帝六年 (前189)，宏伟的长安城竣工，有向四方夸示一下朝廷威势的必要，于是“诸侯来会。十月朝贺”。这次刘恒可能到长安参加了“朝贺”。此外，直到他当皇帝之前，就不曾到过长安。吕后是否把他忘记了呢？那倒也不是。吕后七年(前181)，即吕后死的前一年秋天，曾派使者去告诉刘恒，说打算要他去当赵王。当时吕后正忙着“王诸吕”，恨不能把一切军政大权和最有利益的事都交给娘家门里的人。而且在这以前，刘恒有三个弟兄死在了赵王这个位子上，对刘氏弟兄来说，当赵王简直就是进坟墓。赵国一直都邯郸，当时是经济、文化发达而又安全的地带，要刘恒离开贫穷落后而又时刻受到匈奴威胁的代国到那里去，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刘恒婉言谢绝了，表示“顾守代边”。事实证明，吕后要刘恒当赵王只是在试探他，当他谢绝之后，就把赵王的桂冠给了娘家侄子吕禄。刘恒的母亲薄氏，终刘邦之世，一直处在“诸姬”也即众妾当中，人们称她为“薄姬”，从没有升到“夫人”的行列。刘邦死后，“高祖后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其他，“皆幽之，不得出宫”。薄姬属 “无宠疏远者”之列，吕后饶了她，让她出宫到了儿子身边。到了儿子的王国里，当然就成了王太后。母子就这样侥幸地躲过了吕后的铁扫帚。现在，吕后 “崩” 了，岂不应该放鞭炮庆贺吗？但是，不能。这不仅从礼节上不允许，更重要的是吕后生前已作了许多安排，之后的朝政将由吕氏主持，与吕后执政相比，仍是凶多吉少。忧虑并没有减少，鞭炮不能放。

后来，继续传来许多消息。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说上将军吕禄、相国吕产谋图作乱，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如何密谋从他们手中夺得了兵权，控制了京都，把吕氏家族全部抄斩了； 又听说，在这次事件当中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起了如何如何重要的作用，如何如何机智勇敢； 等等。这些消息使他们兴奋。但是，在刘邦的这些老臣当中，薄氏母子虽没有得罪下什么人，却也与他们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到底事情会发展到什么样子，会给他带来些什么，只能坐观和等待。

闰九月的一天，从长安来了一个使者，说是周勃、陈平等朝中大臣秘密派他来的，来迎接刘恒到长安去当皇帝。代王府的臣僚们把脑筋全都集中到这个意外的问题上来了。郎中令张武等一派人全都认为这事太蹊跷了，他们为刘恒谋划说：“汉朝的大臣都是高皇帝时的将领，他们熟悉军事，诡计多端。他们的用意不在迎您去当皇帝，只是因为高皇帝、吕太后的影响太大了，担心他们的所作所为讲不过去罢了。现在他们杀绝了吕氏家族的人，刚刚在京城造成了大血案，都可以说成是为了迎接大王去当皇帝，所以是不可信的。大王应该托辞生病拒绝去长安，看看他们还变出些什么花招来。”中尉宋昌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认为这个迎立是真实的，不应当怀疑。主要理由是： 刘氏的天下是天意神授，深入人心，谁也改变不了的，就是大臣要改变，百姓不会拥护，他们内部也不会一致。他认为周勃夺取吕禄军权的事本身就是个证据。可见刘氏政权深入人心。宋昌的另一个理由是： 现在刘邦的儿子们只剩下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二人，刘恒年长而又 “贤圣仁孝”，名声好。宋昌的这些分析，不无道理，但毕竟是些推测性的看法，作为下决断的根据显然不够。刘恒找他的母亲代王太后薄氏，太后也说不出个长和团来。

古人碰到难下决断的事，往往求助于占卜，这叫占卜决疑。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刘恒找了个占卜先生来，先卜后占。所谓卜，就是把乌龟壳放到火上烧，看它出现什么样的裂纹； 所谓占，是在占卜书上找到解释某种裂纹的话。这次卜的结果是在乌龟壳上出现了大大的一道横向裂纹，这裂纹名曰“大横”;占的结果是得到了这样一段解释的话： “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这段话大意是说：“大横裂纹正正当当，我要成为天王，让父业发扬光大，象夏启继承大禹那样。”刘恒听了这段话后，表示不解，他说： “我本来就是王了，还再当什么王呢？” 卜人说： “这里说的是 ‘天王’，是天子的意思。”

于是，就派薄氏的弟弟薄昭赶到长安去见周勃等朝中大臣，把事情问个清楚。薄昭很快回到了中都，一见刘恒就说： “确实是那个意思，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薄昭从周勃等人那里听来的具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大臣们杀掉诸吕，控制了朝廷以后，就谋划皇位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 现在的小皇帝刘弘及梁王、淮阳王、常山王，实际都不是惠帝的后代。是当初吕后把别人的孩子骗了来，杀了孩子的母亲，把孩子养在后宫里，说成是惠帝的孩子。立了惠帝的继承人，又封了这些王，这都是为了加强吕氏的势力。现在吕氏已被消灭了，再扶持他们所立的人，到他长大掌了权，我们这些人就非遭殃不可了。如今不如在各王中选个最好的立起来当皇帝。有人说：“齐悼惠王是高皇帝的长子，现在他的嫡长子刘襄是齐王，推本溯源地说来，现在的齐王是高皇帝的嫡长孙，是可以立为皇帝的。”大臣们都说： “诸吕作为皇帝外婆家的人，行凶作恶，差点儿没把国家给推翻了，功臣们都被欺凌得不象样子。现在齐王的舅舅驷钧，是个恶人，立了齐王，就等于再出一家吕氏。”想立淮南王刘长，因为他年龄小，他母亲娘家的人也很坏，又没通过。后来才说：“代王在现存高皇帝的儿子中年龄最大，为人仁孝宽厚。太后娘家的人谨慎善良。而且立长子本来就名正言顺，再加上他的仁孝名声天下都知道，是最合适的人选。”

刘恒听完薄昭的汇报，心中踏实了。他笑着对宋昌说： “果真象先生所讲的那样。”刘恒要宋昌陪同自己坐在他那辆代王的专用车里，要张武等6人每人乘一辆驿站平常用的普通车子作为随从，组成一支小小的车队，登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

二、试探迈步，渐固根基

刘恒要去坐宝座当皇帝了。这个宝座，不是他统帅百万军队，叱咤风云，如同他父亲那样“马上得之”的，而是在混乱不堪的局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当中，侥幸地被推举出来的。他将怎样进入长安城？怎样走上宝座？怎样驾驭群臣发号施令？怎样立住脚根，使自己的地位稳固？他会遇到些什么难以对付的情况？这不能不是他在路上盘算的问题。

车队行到离长安城约50里的高陵 (今陕西高陵)，刘恒停了下来，他要宋昌先到长安去看看有没有发生变化。宋昌朝着渭桥方向奔去。渭桥离长安城三里，本名横桥，架在渭水上，相传为秦昭王时建，长380步，是从北来进长安的必经之地。宋昌到那里，见朝中自丞相以下的所有大小官吏都早已在那里等候迎接代王的到来。宋昌返回报告刘恒，刘恒命车队快马加鞭赶到了渭桥。群臣拜见，口口称臣，刘恒也下车一一还礼。太尉周勃走上前去对刘恒说：“请暂离众人，说几句话。”宋昌说：“要讲的是公事，就当着公众讲；要讲的是私事，王者是大公无私的。”周勃就跪在地上，从怀里拿出皇帝宝玺，向代王刘恒奉献。刘恒没有接受，说： “这事到代邸 (代国驻京的办事机构) 再作商量。”刘恒并非不愿当皇帝，只是周勃的作法太简单草率了。

刘恒的车子很快进了代邸，群臣也一齐随从而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8名谋划和发动政变的骨干人物，到刘恒面前礼拜，并宣读了他们联名给刘恒的上表。表中说： 现在的小皇帝刘弘等人都不是惠帝的儿子，没有奉祀宗庙的资格。又说： 他们征求了高皇帝刘邦的大嫂、二嫂、同曾祖的弟兄琅邪王刘泽，以及其他宗室、列侯、奉禄二千石的官吏们的意见，认为刘恒应当成为皇帝的继承人。请他即天子位。在这道上表中集中了刘氏宗亲和上层官吏的意见，而且把宗亲放在首位，这是宗法制度下的规矩，既符合刘恒的意愿也合于他的利益。但在刘氏宗亲中有一个人的态度没有讲到，这使刘恒不放心。这个人就是楚元王刘交，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弟，是刘恒的叔父，他的态度既可影响一部分宗族，也可影响一部分官吏，万一他提出异议，朝臣将如何对待？刘恒在答词中冠冕堂皇地把这个问题端了出来，使群臣对此不能不表示一个明确态度，也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他说： “奉祀高帝宗庙，是大事。我不材，与此不相称。希望请楚王考虑个更合适的人，我不敢担当。”结果是 “群臣皆伏，固请。”这表明即使刘交有异议，群臣不会受到影响。半推半就，表示一种谦让的姿态，是中国传统礼节的特点。于是刘恒就先面向西以宾主礼说了三遍 “不敢当”; 然后又面向南以君臣礼说了两遍 “不敢当”。既然用起了君臣礼，那就是已经当起来了，口里的 “不敢当” 已属纯粹客套，其作用是让群臣进一步“固请”。群臣当然也须再说一阵子劝进的话，以示己意既诚且坚；最后献上了玺和符。刘恒说： “既然宗室、将相、王、列侯都以为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我也就不敢再推辞了。”于是即了 “天子位”，群臣以次排列，侍奉两旁。

当了天子，就不能再住藩邸，而应住进未央宫。清除未央宫以等候“天子”入居，是被认为既重要又荣耀的事，这差使由东牟侯刘兴居和太仆汝阴侯滕公领取了。刘兴居与滕公从旁门进了未央宫，对小皇帝刘弘说： “足下不是刘氏后代，不该当皇帝。”又挥令左右的卫士放下兵器离开。会看眼色的卫士就丢下兵器走了，有几个却要忠于职守，既不肯离开，也不放下兵器。直到他们的顶头上司宦者令(太监头头)对他们下了命令，才扔下兵器离开。滕公让小皇帝上了一辆轻便车子出了未央宫。小皇帝好象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问： “要让我到哪儿去呢？”滕公说： “到你住的地方去。” 小皇帝被带到了少府(管理皇帝私人生活所需的官府)。然后，刘兴居与滕公引导天子法驾①到代邸去迎接皇帝刘恒。晚间，法驾行至端门 (未央宫前殿正南门)，十多个手持兵器的谒者 (掌管引见、内外通报的官职)上前挡住去路，说：“天子在里面，足下是干什么的，要到里面去？”好象他们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周勃前往解散了这帮人，新皇帝才进了未央宫。

当晚，刘恒就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帅驻守长安的南军和北军。这两支军队直接控制长安，自刘邦死后，分别由吕后的两个娘家侄子吕产和吕禄掌握。又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守卫宫殿门户，统领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各种官员。这两项任命可以保障他在长安的基本安全。任命完毕以后，他又回到前殿坐下，给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下达了第一道诏书，要他们发布皇帝即位的公告，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②总之，要在帝国范围内为皇帝的即位造成一种大喜大庆的气氛。与此同时，吕氏所立的小皇帝、梁王、淮阳王、常山王分别在各自的住所由有关部门处死。

当了皇帝之后，需要稳固地位和权力。刘恒即位初期，围绕这个问题做了如下事情：第一、表彰、赏赐功臣。凡是在推翻诸吕和拥立过程中立了功的，一一表彰他们的事迹，给予厚赏； 功大而无爵的，除赏赐外，再封侯。首功自然属周勃，而周勃原封绛侯，就在原先基础上增封食邑1万户，赐金 (指铜。下同) 5000斤。典客刘揭从吕禄手中夺取了将军印绶，使周勃得到了军权，功劳卓着，赐金千斤，原无爵，封阳信侯。等等。对于从代国陪同他来长安的巨僚，专门进行了功绩登记，首功自然属宋昌，封宋昌为壮武侯。

第二、安置亲近官吏。凡自代国随从而来的，一律安置在重要位置。宋昌为卫将军，统帅长安南北军； 其余六人，“官皆至九卿”; 舅父薄昭为车骑将军，封轵侯。

第三、恢复刘氏宗族在吕后当政时期被削被夺的封地和其他利益。“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 立赵幽王刘友子刘遂为赵王； 等等。

第四、对曾随从刘邦征战夺取天下的列侯、官吏提高待遇。“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68人益邑各300户”; “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者10人，食邑600户； 等等。

第五、令列侯离开京师，各到封国。刘恒即位不久，下达诏书说，大批列侯居住京师，不仅要消费大量财富，给运输供应造成沉重负担，而且也使他们没有办法 “教训其民”。因此命令：列侯都要各到自己的封国里去；有官职在身不能离开，或朝廷特许留住的，也要把太子遣送封国。这是一道对上层人物关系重大的命令。这道命令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诏书下达一年之久不见行动。刘恒有些恼火，再次下诏说：“前时诏书要列侯各到封国，托辞不走。丞相 (指周勃)是我所器重的人，请他为我率领列侯到封国。”刘恒诏书措词反面的意思，当然是列侯们认为要他们归封国是对他们的不器重； 从列侯们的愿望说，除了封给他们享受特权的爵位以外，当然也还想在京师寻找到有权限的职位，所以托辞不走。刘恒要丞相带头到封国，以此挡回列侯们不受器重的怨言，表明他这样做不仅是治国的需要，而且也是对列侯们的真正器重。于是免了周勃的丞相，周勃到了他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曲沃县东)。然而，刘恒在列侯到封国的这一措施当中，恐怕确实也就是要处理一批他所不器重或不放心的人物，以此巩固他的地位。周勃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周勃是发动政变诛灭诸吕，拥戴刘恒当皇帝的第一号首领，刘恒确实感激他，给了他最高的奖赏。但他对周勃却心怀畏惧，不放心。在他即位后，并没有打算改变周勃太尉的位置，丞相仍由陈平担任。陈平是谋士出身，一向谋虑深远，他感到自己与周勃之间失去了平衡，处于危险地位，托病不出，坚持要求把周勃的位置排在自己之上。刘恒只好把丞相职位一分为二，要周勃任右丞相，位居第一，陈平任左丞相，位居第二； 空出的太尉一席，由将军灌婴填补。周勃功高权大，每当 “朝罢趋出，意得甚，” “有骄主色”，而刘恒对他却是“礼之恭，常目送之”。当时的郎中袁盎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向刘恒指出，对周勃过分谦恭的态度，使得“臣主失礼”。其实刘恒何尝不正在为此而苦恼！ 自那以后，在上朝的时候，刘恒的神色越来越“庄”，周勃的神色越来越“畏”。这时有人对周勃说： “你诛吕氏，立代王，威震天下； 受重赏，处尊位，得宠已极。长此下去势必引祸及身。”一向不好动心计的周勃猛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自危”起来。他是干脆人，立即“请归相印”，刘恒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周勃当右丞相前后只有一个多月。辞相一年后，丞相陈平去世，刘恒又让他当了丞相。这次复职，大约是因为还物色不到能象陈平、周勃那样威服群官的人选，并非因为刘恒对他没有了戒心。复职后10个月，又以列侯归国的名义把他免了职。说起来，刘恒对周勃的畏惧和戒心，的确也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周勃是建立汉朝的元老人物，德高望重，号召力大。他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维护刘氏皇权； 另方面，在皇帝的废立问题上他又要以能够保障汉初功臣的利益为前提。他担心吕氏立的小皇帝长大后向功臣开刀，坚决废掉； 他反对齐王和淮南王继承皇位，都是因为他们的母家人不好，有可能象吕产、吕禄那样侵凌功臣。汉文帝元年立窦氏为皇后，他又特别注意窦氏的两个弟弟。他对将军灌婴说：“我们这些人不死，性命就悬在这两个人手中”，要不重视，他们 “还会仿效吕氏。这是大事情呀！” 为此他特意“选士之有节行者与居”，使其“不敢以尊贵骄人”。如果刘恒一旦不使他满意，他有无可能凭他的号召力再发动一次政变？刘恒需要解除这个顾虑。就是周勃解职到了绛县，刘恒仍担心他会造反。有人上书说，周勃在家经常披带战甲，家人在接待客人时手里拿着兵器，象是要造反。刘恒就立即把他抓进了监狱。幸亏周勃与薄昭有些交情，他通过薄昭向薄太后解释： 自从罢职后，时刻担心被抓去杀头，因而家中有所戒备，并无造反之意。薄太后也相信周勃不会造反，她提着刘恒的帽带子说： “绛侯怀揣皇帝宝玺，统帅长安北军的时侯不造反，如今住在一个小县里，反倒会造反？”刘恒亲自调阅了周勃的案卷，确无造反实据，才放了他，恢复了他的爵邑。周勃出狱后，又活了9年。他在狱中受到狱吏的摧残，出狱后感慨地说： “我曾统帅百万大军，但哪里知道狱吏的尊贵呀！”刘恒大约是中国历史上心地最善良的皇帝，而却如此对待了周勃。这只能说是皇权政治下在所难免的悲剧！ 后来，周勃的儿子周亚夫以更加凄惨的情节重复了他父亲的这种悲剧。

三、与民休息，漫步升平

凡有些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汉朝曾出现过倍受称道的“文景之治”。为汉文帝刘恒作传，不论如何简单，似乎对此都不能回避。但是，要说清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这里只从刘恒个人的思想和作为上对这个问题作些粗略的涉及。

在以脆弱的小生产经济为基础的漫长封建社会中，每经过一次大的动乱，社会财富和生产能力都要消耗殆尽，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到原先水平。这好比大病之后的人体需要经过充分休养才能恢复健康。所谓 “文景之治”就是这样一个休养恢复过程。汉文帝刘恒常被称为“仁君”、“明君”、“好皇帝”，就在于他没有破坏干扰这个过程，而为这个过程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充裕的时间和比较适当的政策。刘恒自公元前180年末开始，至前157年，当了23年皇帝。在这23年中，他所采取的基本国策是与民休息，安定百姓。在他即位不久，就接连下了两道颇为动人的诏书。第一道诏书说：“在春季要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而为人民当父母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一个赈济的办法。”第二道诏书说：“年老的人，没有布帛就穿不暖，没有肉就吃不饱。如今正当岁首，不按时派人慰问年老的长者，又没有布帛酒肉的赐予，将用什么帮助天下的儿孙孝敬赡养他们的老人？ 现在听说官吏给贫饿老人发放饭食，有的用陈谷子，难道这符合赡养老人的本意吗？要搞个法令出来。”有关官府根据诏书给各县、道 (少数民族区域的行政区划，相当于县) 下达了下列法令：“年80以上，每人每月赐米1石，肉20斤，酒5斗； 年90以上，每人另加帛2疋，絮3斤。所赐物品，由县令过目。赐给90岁以上老人的物品，由县丞 (位次于县令的官职) 或县尉 (位次于县丞)致送； 不满90岁的，由啬夫、令史 (低于县丞、县尉的官职)致送。郡太守派都吏 (负责检查的官职，后世称督邮) 巡行各县，对不合规定的，予以督责。对刑徒和有罪未及判决的，不用此令。”不管这些诏书或法令是否真正实行，但其安定百姓的用意是不可否认的。大略说来，刘恒作为 “文景之治”最重要的首脑人物，以如下一些特点着称：

第一、偃兵务农。汉文帝元年(前179)，刘恒即位不久，就办了一件很漂亮的事：和平解决了南粤问题。秦始皇时略定南方土地，设置了桂林郡 (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南海郡 (治番禺，即今广州市)、象郡 (治临尘，即今广西崇左)。秦末农民起义之际，南海郡尉赵佗乘机扩大势力。听到秦朝灭亡，就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汉初，刘邦无力远征，派使者立赵佗为南粤王，要他在当地和辑粤族各部，与汉朝通使，不要扰乱附近各郡。吕后时期，认为南粤是蛮夷，禁止卖给铁器； 马、牛、羊，只卖牡，不卖牝，不使其繁殖。于是，关系紧张。赵佗就自号南武帝，发兵攻打汉朝的长沙郡。吕后派兵征伐，不能取胜。赵佗本是真定 (今石家庄市东北)人，虽去南海已49年，不忘家乡。他听说先人坟墓已被破坏，亲族兄弟被杀，更为恼火，发书要求汉朝撤离长沙郡的驻军，给他送去亲族兄弟。刘恒下令修复了赵佗先人的坟墓，派人慰问了他在真定的亲人，他把赵佗的亲族兄弟召来，给以尊贵地位。然后派使者持诏书和礼物前往告谕赵佗，只要削去帝号，不再扰乱附近郡国，则承认他为南粤王，允许他自治，与汉朝通使往来。赵佗削去了帝号，重又称臣归服了汉朝。

对北方的匈奴，基本采取和亲与防御政策，保持边塞地区的安定。终文帝之世，匈奴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内侵，汉朝均逐出边塞而止。“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是文帝对待匈奴问题的基本原则。但边境防御仍需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是沉重负担。文帝采纳了晁错“徙民实边”的建议，招募内地居民迁往边塞，为其提供生活、生产条件，亦兵亦农，世代居住，形成防御力量。

自周秦以迄近代的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在饥荒连绵的汉初，农业生产则更显重要。从皇帝到官吏，从政治家到思想家，无不视农为根本，视商为末业。至于手工业，则属末技，更不在话下。重农抑商也是基本国策。“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农，”这都是经常挂在刘恒嘴上的话。刘恒为了提倡农业，刺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可说是不遗余力。他曾“开藉田”，“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他采纳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实行以粮食换取爵位或赎罪的政策。他曾多次降低田税。前167年 (汉文帝十三年) 曾一度宣布 “除田之租税”。

第二、节用减刑。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有个通病，一旦国家有所积蓄，人民稍有温饱，那就要胡折腾。不是对外用兵，就是对内大事兴作、大搞排场，直到国力耗尽，人民疲敝，万户萧条，再也搞不下去为止。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是其中的突出者。而汉文帝没有这种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司马迁十分感慨地称赞他说：“呜呼，岂不仁哉！”不论在国事开支方面还是他个人用度方面，都精打细算，简朴从事。他严令各级官吏要“务省徭费以便民”。汉文帝二年 (前178) 他下诏说： “我担心匈奴内侵，所以不能停止边防的事。但长安的各种守卫机构那么多，开销太大，卫将军(驻守长安军队的长官)所属的军队要撤消。太仆 (常管车马和各种杂务的官职，属九卿) 要清点马匹，除留下必用的以外，要全部送给驿站使用。”在刘恒当皇帝的23年中，对宫室、苑囿、狗马及各种装饰器物都无所增加。他曾想在骊山建一座供宴游用的露台，找来工匠合计了一下，需要“百金”的费用。他说： “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吾享用先帝的宫室，常常觉得过分，还建这样一座台干什么！”于是作罢。他经常穿的是粗糙的黑色绸料衣，他宠幸慎夫人，但不让她穿拖到地面的长衣，帷帐不准用带有绣花的贵重丝织品，以免带起奢侈浮华的风气。

刑罚，是治国中的大问题，或轻或重，因时因事而异。轻，未必为是； 重，未必为非，不可一概而论。汉文帝时“刑罚大省”，至于一年“断狱四百”，史家称说“有刑错之风”。这里主要介绍汉文帝与臣下关于刑罚问题的两次讨论。如何评价，读者自断。

第一次，是汉文帝二年 (前178) 关于废除收孥连坐法的讨论。汉朝沿袭秦朝法律，对重罪犯，除其本人受刑以外，要诛连亲族，叫“连坐”。有的要将其父母、兄弟、妻子一起处死，叫 “夷三族”; 有的将其父母、兄弟、妻子收捕到官府当奴婢，服劳役，叫做“收”; 只收捕其妻子到官府当奴婢，服劳役，叫做“收孥”。“夷三族”的作法，早在吕后当政时期已从法律上废除，文帝要继续废除连坐法中的收孥作法。他对臣下说：“法律，是用来禁止暴行卫护好人的。犯法的人已经判了罪，再使他没有罪的父亲、妻子、兄弟连坐治罪或者收捕官府当奴婢，我很不赞成。得议论议论。”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说：“这个办法是要从心理上施加压力，使人们不敢犯法。‘收’ 的法律已经实行很久了，我们想，还是不废更方便。”文帝说： “我听说，法律公正，人民就会诚实； 判罪恰当，人民就会服从。而且，管理人民，引导人民走正道不犯法的，是官吏。要是既不能引导人民走正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治罪，这种法反而要祸害人民，造成残暴行为，我看不出它的方便。应该再作考虑。”于是陈平、周勃就宣布废除有关收孥连坐的一切法律条文，使有罪的按法律治罪，不收捕为官府奴婢，没有罪的不受牵连。

第二次，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关于废除肉刑的讨论，这次讨论是由一个具体案件引起的。齐国的太仓令 (管粮库的长官) 淳于意有罪应受刑，被押送长安。他有五个女儿，没生儿子。临走时骂他的女儿们说： “只生女不生男，碰到急事没有用！”他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很伤心，就陪同父亲到长安，上书说：“我父亲当官，临淄城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犯了法，要受刑。人死了就不能再活，截掉了肢体，就再也接不起来，就是以后想改过自新也不能了。我为此伤心。我愿意给官府当女奴，换得父亲不受刑，使他能够自新。”文帝读到这篇上书，大为感动，立即给御史大夫下令说： “现在法令规定了三种肉刑 (指： 黥刑，即在脸上刺字；劓刑，即割掉鼻子； 斩左、右止，即锯掉左脚或右脚)，而奸邪的事仍禁止不了，其原因在哪里？还不是因为教育得不明白！教育方法不对头，愚昧无知的人就陷进了法网。现在，人有了过错，不等教育就刑罚加身，有的想改行为善，也没有办法了，我很同情他们。刑罚竟至于截断肢体，割掉皮肉，终身不能再生。这种刑罚使人何等痛苦，而又是何等的不道德啊！难道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要废除肉刑，用别的办法代替； 作到使罪人各按罪行轻重受到相应的刑罚，不逃亡，满了刑期，就解除刑罚当平民。制订出个法令来。”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似乎有些不通，但没有表示相反意见，根据这个诏令制订了一个取代肉刑的法令，经文帝批准于当年颁布。

第三、恭谨从谏。中国古代的帝王还有一种通病： 成功要归本于他们的 “圣明”或“盛德”，失败要归咎于臣下，他们不能有过错； 谁要打算批评他们一下，必须首先大大地歌颂他们一番，必须采取拐弯抹角轻描淡写的方式。帝王们的这种病症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那就是“风”或“讽”。到达严重的时候，连风或讽也不允许，那就只能单纯地“谀”了，韩非子为此而作 《说难》，扬雄为此而洗手不再写辞赋。汉文帝刘恒这种病症不怎么明显，这也是他被称为 “明君”、“好皇帝”的重要原因。请看他的表现：

表现一、除诽谤妖言之罪。相传古代帝尧的时候，在交通要冲之处要立上一杆旗子，谁有好的治国方法就可站在旗子下面发表演讲，官府或者采纳或者参考，这叫： “进善旌”;谁要批评政治上的失误，可以写在桥梁两旁的挡板上，因而把这种挡板称作“诽谤木”。这是传说，反映了古人要求言论自由的愿望。秦朝是个禁止言论自由的朝代，法律中规定了 “诽谤妖言罪”。“汉因秦制”，萧何根据《秦律》制订《汉九章律》，保留了这一罪目。所谓“妖言”，颜师古说： “过误之语以为妖言。”《秦律》、《汉九章律》均失传，有关诽谤妖言罪的详细条款，已不得而知。但从李斯颁布的 “以古非今者族，偶语《诗》、《书》者弃市”的法令看，这种罪的范围非常宽泛，惩罚极端残酷，稍不注意即可丧命。刘恒针对诽谤妖言罪的法律下诏说：“古时治天下，朝廷设立进善旌、诽谤木，以此寻求好的治国方法，招徕进谏的人。现在法律中规定了诽谤妖言罪，这会使群臣不敢讲真话，使君主没法知道自己的过失，将用什么办法把远方的贤良之士招来呢？要废除掉。”

表现二、废祕祝过下之举。古人信天信神，逢灾遇祸，认为是天降惩罚。负责祭祀的官吏在祝祷时总是要说天子是圣明没有过错的，一切过错都在臣下和愚民。这种祝祷保密进行，故称“秘祝”。刘恒为此下诏说：“祸是由怨恨导致的，福是由做好事得来的。百官的错误，是由于我没有把他们引导好。现在祕祝官把过错推到臣下身上，这更便我的德行不好，我很不赞成。不准再搞祕祝。”

表现三、除民祝诅上罪。老百姓遭灾受难或受到欺凌，往往在祝祷时诅天骂地，怨天尤人，发泄怨恨之气。而天、天子、皇帝，都是些互通的字眼，官吏往往把这类祝诅看成是诅咒皇帝或朝廷，以“大逆”或“诽谤”论罪。刘恒下诏说：“这是小民愚昧无知，因此治罪，我很不赞成。从今以后，再不要治这种罪。”

表现四、遣冯唐起魏尚。有一次刘恒走进郎署，与署长冯唐闲谈，知道冯唐祖上是赵国人，父亲时住代郡，而他自己曾为代王，说话更亲近了些。就对冯唐说，他在当代王时，厨师在给他上饭的时候对他说，战国时赵国有个将军叫李齐，很能打仗，后来每在吃饭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李齐。他问冯唐知不知道李齐这个人，冯唐说，赵国的将军最出名的是廉颇和李牧，比起来，李齐差得远。接着又讲了廉颇和李牧的许多事迹。刘恒越听越高兴，拍着大腿说：“唉呀！我要是有廉颇和李牧那样的将军，就不用担心匈奴了！”冯唐又说：“陛下就是得到廉颇和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很生气，起来就进宫去了。过了好大一会，出来责怪冯唐说： “你为什么要当众羞辱我？就不能找个闲处说吗？”冯唐表示了歉意。这时刘恒正忧虑着匈奴侵边的事，就问冯唐：“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用廉颇、李牧呢？”冯唐说，廉颇、李牧所以能打那么多胜仗，使赵国威震天下，那是因为赵国君主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自主权力，不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只要求他们打胜仗。而现在听说，魏尚当云中郡 (地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及托克托旗一带)太守，优待士卒，打了很多胜仗，匈奴不敢接近云中。但是因他在上报战功时，交的敌人首级比他报的数字差六个人头，陛下就把他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赏，出了小错受重罚。“由此可见，陛下就是得到廉颇、李牧，也是不能用的。我是愚人，好说真话，触犯忌讳。死罪！ 死罪！”刘恒听了很高兴，当天就派遣冯唐持节赦免魏尚，恢复他的云中太守职务，并任命冯为车骑都尉。

表现五、首肯张释之。张释之是个严格执行法律的官吏，他以不阿附上意，敢在汉文帝面前据理争辩着名，有好多折服汉文帝的事迹，文帝任命他为廷尉 (负责刑法的最高长官)。有一次，文帝出行走到中渭桥，被一个行人惊了拉车的马。惊了皇帝的车马叫做“犯跸”。于是此人被抓来由廷尉处理。张释之查清案情，是此人听到车马声音，想远避已来不及，就躲在桥下。过了好一会，以为车马已过，就出来了，恰巧碰上了皇帝的车马，撒腿逃跑，车马被惊。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罚金四两”，张释之就这样判了。刘恒大为不满，说： “这人亲身惊了我的马，幸亏我和马温驯，要是别的马，不就伤了我吗？ 廷尉只判了个罚款！”张释之说： “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再判重了，会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当时要是就地把这个人杀掉，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标准，一有偏差，就会使天下的司法官吏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希望陛下体察。”过了好一会，文帝说： “廷尉是对的。”

又一次，有人偷了汉高祖祠庙塑像座前的玉环，被抓获，文帝很恼火，要廷尉治罪，张释之按有关偷盗宗庙器物的法律规定判处弃市 (杀头示众)。文帝大怒，说： “这个人无法无天，竟敢偷先帝祠庙里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的意思是想判处族刑 (即夷三族)，而你却按法律的一般规定论处，这不符合我恭敬承奉宗庙的心意。”刘恒的意思是，刘邦的庙重要、特殊，不同于汉惠帝、吕后的庙，因而要重判。张释之见文帝大怒，就免冠叩头说：“法律就规定到这里，并没有盗哪个庙罪重，盗哪个庙罪轻的规定。现在偷了高祖庙里的器物判族刑，万一有愚民在高祖的坟墓长陵上抓了一把土，陛下将按什么法来判罪呢？”文帝无话可说，与太后商量了一阵，最后还是认为廷尉是对的。

最后，还有刘恒与贾谊的关系问题。贾谊是汉初的大思想家，才华横溢，只活了33岁。刘恒很器重他，想重用他，碍于一些老臣的阻挠没能重用。贾谊曾给刘恒提出了许多重大决策，特别是关于解决诸侯封国与皇帝中央朝廷的关系的主张。对贾谊提出的决策和主张，刘恒有的采纳了，有的采纳得很迟缓，实行不彻底，有的没有采纳。在对待贾谊的主张问题上，深刻地蕴含着刘恒思想、性格以及心理各方面的特点和矛盾，限于篇幅不加详述。

公元前157年夏季六月己亥日，刘恒卒于长安未央宫，乙巳日葬霸陵 (在今陕西西安市东)，谥孝文，庙号太宗，年45岁。卒前留下了一篇心情平静的长长的遗诏，其中嘱咐： 要因山埋葬，不另起高坟，不要改变那里的地貌和地名，因霸水名陵号； 丧期中不要禁止人们娶妇嫁女、饮酒食肉； 等等。据载霸陵的殉葬器物只用瓦器，不用金玉珠宝，后来赤眉军进入长安时，其他皇帝的陵墓都被挖掘，独有霸陵完存。

① 天子的车驾有大驾、法驾、小驾之别，各用于不同场合，各有不同的车马、仪仗队伍。法驾的规格是，由内史 (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后称京兆尹)、执金吾 (督巡京都附近地区治安的长官，后称执金吾)、长安令(京都长安城的行政长官) 在前引路，侍中 (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的长宫) 陪同坐车，随从车36辆。② “赦天下”,是在天下赦免一批罪犯，使一批人感到沐浴了皇恩，为之高兴。“赐民爵一级”,是对家庭或家族的男性家长或族长提高一级爵位。当时爵分二十等，因功劳大小而授予。赐民爵都是在低等格内赐予，主要是使受爵人得到荣誉，提高威信，受到尊敬，另有少许实质性待遇，如到达第四级“不更”,可以免除值更守夜的劳役； 到达第八级“公车”,可以取得乘坐公家车辆的资格；等等。“女子百户牛酒”,是对每个家庭主妇以百户为单位，发给若干酒肉，使之欢喜。“酺五日”,是允许在五天内聚集饮食。按当时法律，不得聚众饮酒，三人无故群饮，罚金四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