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三秦文学发端于定都关中而又将中国奴隶社会推至峰巅的西周时期(包括先周时期)。其文体主要有散文、诗歌两种。西周史官保存下来的文献典籍基本上是散文体，主要是当时的文告，集中于《尚书·周书》《逸周书》中。其文章结构严谨，文辞简练。另外，如前所述，西周多长篇铜器铭文，其总字数相当两部《尚书》,除有极高的史学书法价值外，很多铭文文字精悍，层次分明，韵文与散文互见，堪称西周文学的佳作。
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周王朝经各诸侯国协助进行采诗。然后经乐师整理，编纂成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当时都可合乐歌唱。风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中除“周南”、“召南”在江汉、汝水一带，其余十三“国风”都在黄河流域。其中《秦风》十篇，有写秦襄公时期贵族生活、游猎的《东邻》《驷》,写妇人思念丈夫的《小戎》,有揭露穆公用良臣殉葬的《黄鸟》,有爱情诗《蒹葭》《终南》《晨风》,送别诗《渭阳》《无衣》,写秦没落贵族对往日奢侈生活怀念的《权舆》等。其中《蒹葭》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清秋萧瑟景象，衬托主人公追求意中人而不见的空虚和怅惘，真挚感人，脍炙人口。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颂是宗庙祭祀用舞曲。
先秦诸子散文中，仕秦的韩非子甚有影响。其法家学说已见前述。他的散文善于利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推阐事理，切中要害。
秦时文学，少有成就。可记者唯《吕氏春秋》《谏逐客令》。前者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它继承先秦诸子特长，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增加了文章的形象性。李斯的《谏逐客令》,文章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文辞修饰整齐，音节和谐流畅，开汉代散文辞赋之先河。
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有贾谊和晁错。贾谊(前200—前168),写有政论文名篇《过秦论》。他先大肆渲染比衬秦“席卷天下”、“威震四海”的雄风，然后笔锋一转，再写在“率散乱之众数百”的陈涉“奋臂大呼”之下秦迅速土崩瓦解，最后用反诘句有力地突出揭示了秦“仁义不施”而致速亡的历史教训。全文文字颇重修饰，善于铺张渲染，极有战国纵横家舌辨的气势。贾谊还是辞赋高手。赋的本意是主诵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荀子《赋篇》首次以赋名篇，汉人沿袭其义，凡辞赋皆称“赋”。汉初骚体楚辞逐渐变化，新的赋体正在孕育而成，贾谊之赋兼有屈原、荀况二家体制。其辞赋名篇有《吊屈原赋》。汉赋之盛，在武帝一朝，是当时文学的主要形式，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朱买臣、吾丘寿王、严助、主父偃、东方朔、枚皋、终军等等。
《子虚》《上林》是司马相如赋的代表作。赋中假设楚国子虚和齐国乌有先生的互相夸耀，最后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射猎的盛举，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微不足道。文章运用大量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一浪高过一浪，歌颂了大一统中央皇朝无以伦比的气魄和声威。赋末委婉地流露了作者认为过去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的讽谏之意。两赋确立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汉赋自司马相如始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主要内容，后世赋家相沿不改。
汉代颂体的遗存见于陕西的有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刊于汉中褒谷石门的《石门颂》和东汉灵帝建宁五年(172)刊于略阳嘉陵江西岸古栈道边山崖上的《郙阁颂》等。他们与比邻陕西的甘肃南部戍县《西狭颂》(171)合称“汉三颂”。其大气磅礴、真气弥漫的书法早为书家艳称，而其高超的文学价值对研究汉代颂体文学同样具有典范意义。汉三颂都是记述歌颂东汉末修建栈道的文章。通过他们可以看出颂体主要作用是“记事颂德”,要求文章典雅，遣词造句清铄，有音乐感和韵律感，铺陈方式和赋相似，但比赋短，而且不能过分华丽和夸张。敬重慎审有类“铭文”,但没有赋末的规戒，表情达意，纤曲考致，随情变化。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是杰出的史学名作，它是忠实于历史事实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悉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避免一般性的笼统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活动，从而突出人物性格，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为后世传记文学立不二法门。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学到了唐代发展到一个全新的繁荣时期。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局面。尤以诗歌达到空前绝后的峰巅。有唐三百年间，留下诗歌将近五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百多年所存留诗篇的总数还多出三倍。风格独具的着名诗人不下五十至六十个，这些诗人多与帝都长安有密切联系。
李唐建国之初，许多文士都是陈隋遗老，南朝齐梁宫廷诗模式的影子笼罩着大唐长安的文坛。如太宗朝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深受皇帝优宠的浮艳宫廷诗人。上官仪诗作“绮错婉媚”,时称“上官体”,对当时文坛影响甚着。唐太宗本人也深爱齐梁诗风并善于此道。武后时的沈佺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他们的诗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且语言的锤炼、气势的流畅，都已显示出与齐梁浮艳之作的不同。在声律方面还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贡献。
高宗之时，“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崛起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尽脱齐梁诗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上官体”甚为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诗歌的视野被极大地展拓，揭开了诗歌由齐梁转向盛唐的帷幕。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举诗歌革新的旗帜，提出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一扫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其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纵览古今，为自己和前贤生不逢时，理想不能实现而激愤不平。慷慨悲歌，苍凉浑茫，实为齐梁以来二百多年中没有听到过的洪钟巨响。
盛唐时代，唐诗发展到顶峰。大唐雄浑开拓的天幕下，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诗风成为“盛唐之音”的主旋律。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以其诗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描绘了雄奇壮伟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战士们怀乡思家的情绪，揭露了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为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深受佛老消极遁世思想的影响。其作品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如王维归隐辋川(今蓝田),其诗既有陶诗浑融完整的意境，又有谢诗精工刻画的描写，凝炼、朴素而不乏润泽华采，艺术价值极高。
在群星璀烂的唐代诗坛，最为耀眼杰出的当推李白和杜甫。他们分别是代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不同诗风的文学大师，堪称“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郭沫若语)李白(701—762)一生胸怀济苍生、安社稷的鸿鹄之志。数入长安，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饮酒赋诗，任意东西。令国舅磨墨、宠宦脱靴，表现了他倔强的文人傲骨。其诗融庄周之飘逸、屈原之瑰丽，冲口而出，皆是脍炙人口的天才抒发，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极峰。
杜甫(712—770),生于河南巩县。三十五岁以前读书壮游，以后来到长安，客居十年。其间郁郁不得志。艰辛的生活培养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目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政治，他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的杰作。755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在兵荒马乱中，他深入生活，投身战斗，写出了《春望》《羌村》,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着名诗篇，达到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高峰。759年底，诗人漂泊至四川成都。他一生写诗一千四百余首，有二百余首是写于长安。其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称为“诗史”。杜甫继承和发展了从《诗经》、汉乐府一直到陈子昂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奏响了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一直影响到清末黄遵宪等诗人的创作中。
如果说初盛唐文学主要是诗歌，中晚唐文学则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为丰富多彩外，古文运动在这时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全盛时期，变文等通俗民间文学也有更大发展，从民间诞生的词，也逐步转入文人手中成为新的诗歌形式。在中晚唐尖锐的社会矛盾下，文坛涌动着现实主义创作思潮。中唐白居易、元稹、张藉、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与残暴，对人民的疾苦深表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上邽(渭南)人。其前半生(44岁以前)在陕西度过，仕途一帆风顺，志在兼济。五十一岁时将自作诗一千三百余首编为四类：讽谕，闲适，感伤，四杂律。其中《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最为杰出，可谓“篇篇无空言，句句必尽规”,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高度的人民性，反映了人民的悲惨生活，并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这些诗主要都作于唐都长安。其中脍炙人口者如《上阳白发人》《卖炭翁》等。
面对中唐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韩愈举起遏制佛老、重建儒家道统的政治大旗。文学上他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的狂飙。反对六朝骈丽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于是德宗贞元间，古文发生广泛影响，一时“韩门弟子”甚众。宪宗元和时期，古文运动又得到与韩愈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影响日着。韩、柳除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散文。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终使六朝以来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归于结束，成为宋代以来散文的先驱。
唐代传奇小说导源于六朝志怪。初盛唐时期传奇，作品较少，而且六朝志怪遗风甚重。中唐传奇至其鼎盛。由于城市的繁荣，社会生活的复杂，作品也更多地表现现实生活，志怪色彩渐淡。文人对功名富贵的追求，文人和妓女的生死奇恋成为热门题材。有的作品还流露出浓厚的市民生活情调。唐传奇情节曲折细腻，人物塑造丰满生动，是我国短篇小说达到成熟的标志。代表作有《枕中记》《柳毅传》《霍小玉传》等。
宋代，新兴(彬县)陶谷、长安(西安)韩溥都位至高官，并以散文闻名于宋初。另外，范仲淹、苏轼等一代文豪也在陕西留下许多着名诗篇。范仲淹曾任陕西招讨副使。谪贬耀州时，曾作《御街亭》词：“纷纷坠叶飘香彻，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镂空，天淡云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月枕头敧，谙尽孤灭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同避。”抒发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苏轼，曾任凤翔府(治在今凤翔)判官，并游临潼、耀县、周至等地，写有《骊山绝句》三首。以及《次韵和子由欲得骊山澄泥砚》《楼观》《寄题楼观》《留题楼观》《游仙潭》《仙游南寺》《留题仙游潭中兴寺》《马融石室》《怀贤阁》《周公庙》等。
元代，杂剧、唱曲、秦声歌舞等从城市到乡村广为流行。马致远《送秦中诸人行》云：“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易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他本人青少年时曾随在陕西略阳做官的父亲居陕多年，对陕西颇为熟稔。以长安为背景创作的《汉宫秋》极富盛名。另外蒲道源(今眉县人)、孙周卿(今彬县人)、王爱山与红字李二(今西安人)、李仲章(今大荔人)、马文壁(今扶风人)等都是元代陕北较为着名的散曲作家。
明代陕西文学和全国一样较之宋元有所复兴。明中叶弘治至正德间(1488—1521),陕西路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及其他省籍的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等七人反明初三杨“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台阁体”文风，“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号称“前七子”。其中康海(今武功人)、王九思(今户县人)因刘瑾事件罢官回陕，过从甚密，以诗文、戏剧创作及演出为乐，分别着有杂剧《中山狼》、散曲集《碧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和杂剧《沽酒游春》、散曲集《碧山乐府》、诗文集《渼陂集》等。由于他们的倡导，关中文人竞相效仿，陕西一度成为全国曲、剧创作中心。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继承“前七子”复古文风，王世贞等“后七子”再起文坛。陕西与之呼应的有华州(今华县)王维桢及朝邑(今大荔)韩邦奇(1479—1556)、韩邦靖(1488—1523)兄弟等。
清代康乾年间，陕西州县着书立说成风，官吏多能诗善文。许多外省文人在陕西游历访古，写有不少诗歌，对陕西文坛发展亦有促进。着名者如王士慎《潼关》,洪亮吉《潼关》,袁枚《始皇陵咏》,王士祯《秦始皇冢》、《骊山怀古》、《灞桥寄内》、《望终南》,毕沆《马嵬咏古》等等。“秦腔戏”在清代初中期已广为流行。着名戏作有《白玉钿》《火焰驹》(渭南李芳桂作),《繁华梦》《全福记》《会仙记》(长安王筠作),以及《铡美案》《法门寺》《打金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