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的兴盛与湖湘学派的形成及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宋代，这一时期地处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文人学士的文化活动、学术思想、学校和书院也至为发达。创立了在历史上颇有影响和地位的学术流派，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留下了大量的绵延千年的书院学堂，文化成就蔚为壮观。
宋代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的兴起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宋朝的统治者是在中国近二百年的分裂割据基础上建立的，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是统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对文化教育的政策是其总政策中的重要部分。宋太祖实行释兵权和以文制军的策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因此，确立了重文的政策。重整封建纲常伦纪，提倡尊孔崇儒的政策，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研究，同时带动了教育的发展；提倡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为新的学术思想的繁荣提供了条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宋代安定统一的社会环境，为学术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湖北地区北宋时期著名的士大夫学者是安陆籍的进士宋庠、宋祁兄弟，时称“二宋”。宋祁与欧阳修合修《新唐书》,在正史中第一次加进了《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为以后的修史开了先河。著名文学家兼史学家欧阳修虽祖籍并非湖北，但与湖北有很深的关系，他的大半生是在湖北随州度过的。大文豪苏轼的一生与湖北也紧密相联，他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被贬到黄州，在贬职黄州的多年中，他游历了湖北的许多山水，为我国文坛留下了传颂不衰的诗歌和散文。
随着学术思想的兴起以及名人学士的涌现，湖北地区的书院在宋代纷纷兴起。书院这种文化教育形式是继先秦私学和两汉精舍之后的又一种私学组织形式。“书院”之名起于唐代，最初是朝廷收藏和校勘图书的地方，在当时还只是新型教育体制的萌芽。后又经唐末五代战乱，书院遭到很大毁坏。宋初，统治者的重文政策主要放在科技上，而对教育注意不够，因而民间的书院重新兴起，并适应文化教育的发展而蓬勃发展起来。湖北地区的大多数州县这时都兴办了书院，学校也先后建立。武昌县设立南湖书院，书院供奉二程、朱子等著名学者之像于书斋。荆门有东山书院，嘉鱼有义学书院，公安县有竹林书院，江陵县有南阳书院，黄冈有河东书院，蒲圻县有新溪书院等等。书院的兴起，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也刺激了科举制的发展。宋代湖北科举人才也涌现出不少，这批人反过来又为湖北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元代湖北的书院和学校得到较大发展，共有书院二十三所，其中武昌位列第一，共有六所，书院大多讲授程朱理学。明朝初年，书院寂寥，到中叶后开始复兴。嘉靖以后，由王守仁、谌若水等著名理学家倡导私人讲学，书院开始繁荣起来，湖北地区先后共建书院七十八所。到清代，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将书院纳入官学轨道。湖北地区清代最著名的书院是武昌的江汉书院(明朝万历年间创建),历任山长皆为当时的饱学之士。清代湖北新建书院共有一百二十三所。到清光绪年间，书院即改为学堂。
湖南在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相对沉寂多年之后，于宋代开始焕发出蓬勃生机。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书院的兴起，使湖南的学者走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子。讲及宋代湖南的学术成就和文化教育成就，就不能不述及湖南的书院。
北宋时期，湖南也兴起了近十所书院，然而只有岳麓书院著称于当时，而又扬名于后世。岳麓书院座落在湖南善化县(即今长沙市)西边风景优美的岳麓山下。岳麓山原是佛教活动之地，有不少佛教建筑。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潭洲太守朱洞采纳彭城人刘鳌的建议，在此建立最初的书院，设讲堂五间，书间二十五间。后朱洞离任，书院曾一度冷落，公元999年潭洲太守李允则重兴并扩建书院，使书院颇具规模，并形成基本规制。书院包括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以及设置学田，提供教学经费。1012年，由山长周式呈请州守刘师道加以扩建，使岳麓书院在院舍规模、从学人数上都比以前有很大发展。宋真宗对岳麓书院也颇为关注，曾亲自召见周式，并要留他在宫中讲学，被周式婉言拒绝。宋真宗为岳麓书院题写匾一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政府开始兴办官学，在官学的冲击下，书院遭到较大摧折，有一些书院变为官学，有一些书院则被废弃。1097年朝廷下令废弃岳麓书院，将其改为铸鼓场。湘阴尉朱辂以“乡校不可毁”为由，坚决反对，加之岳麓书院名气太大，朝廷也就网开一面，使书院得以保存下来，并被纳入“潭州三学”的体制中，实现和官学的合而为一。“潭州三学”与“三舍法”同一性质，即把学生分为三个等级，每一个等级考试合格，结业后依次升入高一级深造，分别为外舍、内舍、上舍，上舍最高。岳麓书院为最高等级的学府，即上舍、官学和书院的学生都可参加考试，合格后升入岳麓书院。
1131年，在北宋灭亡四年后，岳麓书院毁于战火。1165年，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的刘琪再建书院，并有所扩建。尤其是他病危时委任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使书院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自此之后，书院群贤毕至，人文荟萃，人数达千人之多，岳麓书院成为湖南学派活动的基地，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使其在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都进入鼎盛阶段。
北宋是理学兴起的时代，宋代湖南的理学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学术主张的学派，即湖湘学派。湖湘学派兴起的背景是宋朝时期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尤其是南宋年间，湖南成为朝廷的粮仓，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这里成为独立的小工商业城市，湖湘学就深深植根于湖南这块土壤上。
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应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有湖南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的先驱开拓之功，也有开湖湘学之端的胡安国、胡宏之师孙复的创建之劳，还有开岳麓书院之先的朱洞、陶岳和周式等人为湖湘学派所培养的学术人才，对学派形成起的推动作用。“因此，湖湘学派是诸多成份的养料把它逐渐润泽滋生出来的学术群体”(杨金𨥖《湖湘学源流论》)。
湖湘学派的首倡者为胡安国。胡安国为北宋哲宗时期进士，曾任湖南学事，但它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术研究和讲学上。他在政治上提倡革新朝政，清除腐败，尤其是主张抗金复仇，收复失地。胡安国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对湖湘学派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在为人处世方面，他重操守、讲忠信，不趋炎附势，一生屡遭打击，却安贫乐道。胡安国之子胡宏则是湖湘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他在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独树一帜，提出了性为宇宙本体，性是宇宙万物的根源的哲学本体论思想。他认为，“性具万理”,而不是程朱的“性即理”。在人性论问题上，他认为，性无善恶。这是一种人性平等论，与传统的等级结构论是相对立的。在天理人欲问题上，他把天理人性统一于性中，反对离开人欲谈理，理欲本为一体。胡宏的思想中还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他主张道不能离物，名不能离实，在哲学上反对正宗理学唯心主义的倾向。他的这些理论上的合理性倾向，为湖湘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陈谷嘉主编《岳麓书院名人传》,湖南大学出版社)这些思想在当时确实为人所未闻。胡氏父子在讲学中还创立了独特的学风，给湖湘学派以很大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志学求道，不计利碌；其二是关心现实，注重经世；其三是刻苦治学，博取精守；其四是尊师重道，相互砥砺。(参见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教育科学出版社)
胡宏之后对湖湘学派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是张栻。张栻自幼攻读经学，后来师从胡宏，在胡宏诸弟子中造诣最高，被胡宏称为“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栻的学术造诣实际上已超出胡宏，见解更高一些，又更务实一些，把湖湘学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后来他接受了刘琪的推荐，主教于岳麓书院。在胡安国父子主教衡鹿书院的过程中，已经基本上形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又通过书院讲学，在书院中形成了一个政治倾向、学术思想一脉相承的学术群体。这些思想和这个群体经张栻的创造性发展，形成为完整的“湖湘学派”,又称“湖南学”。
张栻在岳麓书院主教期间，把教学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使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张栻在岳麓书院研究学术思想，使湖湘学派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和系统化，同时也在岳麓书院形成一个学术思想相近的大规模学者群体，使湖湘学派的规模、成就和影响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发展到它的全盛时期。(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
张栻在学术思想上也把湖湘学派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继承胡宏的性为宇宙本体的哲学思想，但他还进一步把“性”与当时作为宇宙本体范畴的太极统一起来，他认为二者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他还进一步否定了胡宏的性无善恶论，提出“纯粹至善”的绝对性善论。这种理论虽然是为了敦促人们成为谨守封建道德的圣贤，但它承认人的道德能力无等级差别，否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张栻的认识论是以“知行互发”为特点的。他认为，知与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影响，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张栻在学风上主张重践履的务实精神，反对离开实际说空话，主张经世致用。并从道德实践的角度对义利之辩作了新的概括。张栻对待学术思想观点是融合众家之长，不偏一说。因此，各地著名学者多来岳麓书院进行学术交流。1167年，著名理学家朱熹来潭州岳麓书院访问张栻，交流学术思想，成为岳麓书院史上的一件盛事。它对岳麓书院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对朱、张二位学者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朱熹在长沙住了两个多月，双方就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朱熹还在书院讲学，吸引了上千听众。他们讨论的内容主要有中庸主义。通过讨论，朱熹逐步接受了张栻的观点。会讲之后，朱熹一直与湖湘学派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张栻逝世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即着手振兴岳麓书院。他聘请了书院的讲学职事和学录，增加了学生，并颁布了正式的学规，还置田五十顷，供书院祭祀及师生俸廪，或扶助贫困学生。他还亲自在书院执教。朱熹通过讲学和授业弟子，对湖南地方书院的教育和传播学术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教育思想和教学主旨上，张栻也为后世的教育开了新篇。张栻在担任岳麓书院主讲、同时书院重修落成之时，他作了《岳麓书院记》一文，对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作了纲领性的阐发。首先他反对科举利禄之学，以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其指导思想；其次，他反复强调求仁的重要性，认为兴办书院，倡导教学，就是为实现“求仁”,以培养人才。同时应在应事处物的道德实践活动中求仁。自张栻以后，岳麓书院历届山长都奉行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反对单纯追求科举取士的办学宗旨。直到岳麓书院最后一个山长即清朝末年的王先谦，仍然坚持办学传统，反对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
南宋末年，蒙古兵南下，兵围潭州，岳麓书院诸生在严酷的抗元斗争中，十分镇静，坚持读书。战争激烈时，他们放下书本，参加守城战斗，绝大部分学生都在这场守城斗争中壮烈殉国，表现出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忠贞的民族气节，反映了湖湘学派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刻影响。南宋之后，湖湘学派不得再传，书院变为废墟。作为一个学派性质的湖湘学派，虽然只存在于南宋时期，但它的学术流风却长期留存下来，形成为后世的湖湘文化。
元代岳麓书院经两次重修后，仍然影响海内。元末战乱，书院再遭破坏。明初倡导科举，并把科举与学校联系起来，因而官学兴盛，书院冷落。明中叶再次振兴一时，学术思想也有新的发展。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及弟子到岳麓书院讲学，使当时几近沉寂的书院又焕发了生气。王阳明的良知之学一度成为岳麓自由讲学中的课题。同时明代著名的东林学派也来岳麓讲学，自由讲学风气大开。各学术派别相互切磋，学术思想相互融合，同时湖湘学派仍被尊为岳麓的学统，王学也因此得到了改造，这些都是岳麓学院历史上的新篇章。
清朝对书院采取的政策是逐步将其引向官学化。官学化的结果是书院得到了稳定的经费和地方官府的支持，但同时也使书院自由讲学和研讨学问的内在精神丧失殆尽。不过由于岳麓学院有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因此仍很重视传习理学，只是这时的理学已陷入空疏僵化。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书院又有了汉学的研究和传播。由于书院的官学化，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为适应科举考试而设。因此，不满意这种教学宗旨的湖南巡抚吴荣光在书院内创湘学校经堂，成为研习、课试汉学的一个地方。后将校经堂独立出来改为校经书院，校经书院开始向近代学校过渡，增添了自然科学的课程。校经书院秉承岳麓书院的教育风气，要求学生把通经、经世和事功结合起来。这对湖南知识分子参与改良维新运动起了很好的开启作用。当维新运动兴起之时，校经书院成为维新运动的宣传阵地。随着维新派人士改革教育呼声的高涨和维新派人士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与书院形成对立时，书院的落伍和退出教育阵地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虽然有固守旧制，不愿改良的保守派重重阻挠，但历史的潮流已不可抗拒。于是，1903年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到任后，立即主持进行了书院改制，把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并将原高等学堂(即时务学堂——求实书院——湖南高等学堂)并入其中，至此延续近千年的岳麓学院走上了近代教育的轨道。
岳麓书院造就的湖湘学派人士，将书院的学术和风气代代相传，而受湖湘文化滋润培养的一代代士人学子又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从明清以来，湖南地区一改此前沉寂的状况，人才辈出，形成为具有湖湘特色的人才群体，对湖南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人才群体中的第一人当首推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衡阳的石船山，被学者们称为船山先生。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与黄宗羲、顾炎武齐名，被称为清初三大儒。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他二十岁时就读于岳麓书院，受到书院经世致用学风和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对他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1644年，王夫之从书院肄业赴武昌乡试考中，当时正值明末农民大起义，明朝统治岌岌可危，明统治者无力镇压起义，也无力阻止清军入关，终于无可挽救地覆灭。王夫之为抗清扶明奔走呼号，也曾组织起义军抗清，但都无法挽回明王朝的败局。他只好把自己的全部追求寄托在研读经籍上。他发奋钻研，潜心著述，总结明亡的经验教训，以警后世。
王夫之的学术思想中吸收过不少古代和同代人的思想精华，但对他思想影响最深远的还是湖湘学派的学术传统。这种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他的思想是湖湘学派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是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是王夫之学术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陈谷嘉主编《岳麓书院名人传》湖南大学出版社)。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在人性论和理欲观中提出了“理寓于欲中”,“理欲皆自然”的新学说，得出了性即生理的自然人性论的结论。这种思想是从湖湘学者胡宏那里继承来的；其二，湖湘学派的知行观在王夫之手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张栻曾同意程朱的“知先行后”,王夫之则提出“知行始终不相离”;其三，王夫之承袭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观点，对传统的经学和理学所作的精辟的分析和总结，正是为了找出理学的弊端和不足之处，为社会提供实用的理论武器。
王夫之是开启中国近代思维活动的伟大思想家，他一方面总结了宋明理学，对理学心性作了细致和透辟的论证，提出“气者理之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达到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在辩证法思想方面，他提出了“日新之化”的观点，肯定天地万物是时刻变化更新的；在认识论上，他肯定物质实体为第一性，认识作用为第二性，另一方面，他高扬了中国历史意识的长久传统，并把它提到了哲学高度，即“理势合一”的历史观。他肯定历史是进化的，并探讨了历史的规律，提出了历史的固有规律和历史的必然趋势是相互统一的思想。
王夫之的思想给后世湖南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影响，自清朝晚期开始，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改革派都从他那里汲取思想养份，使湖南成为近代史上改革和革命都走在前列的地区，这与王夫之的思想的巨大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唐才常、谭嗣同都是王夫之的崇拜者，谭嗣同还以王夫之的继承者自命。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几乎都是由爱读《船山遗书》,从阐扬民族大义出发而步入革命征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毛泽东等人青年时代也研读过王夫之的著作。(饶怀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载《湖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近代史上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冯桂芬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兴将校，什九湖湘。”这是很切合当时实际的。
近代湖南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经世纬国之材大部分是本身出自岳麓书院，或者是受湖湘文化和王夫之思想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如中兴的将相有贺长龄、陶澍、曾国潘、胡林翼、郭嵩焘、左宗棠、罗泽南；近代思想先驱者有魏源、唐才常、谭嗣同、杨昌济等等。这批人活跃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等各个领域，成为近代史上的显赫人物，岳麓书院大门上的一幅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