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欧阳修文《与高司谏书》

散文·欧阳修文《与高司谏书》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 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 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 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已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 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 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 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 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 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 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据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下同)

《与高司谏书》作于景祐三年(1036)。当时主张改革政治的范仲淹因批评弊政，与宰相吕夷简发生冲突。吕给范加上“越职言事，离间群臣，引用朋党”的罪名，范仲淹由此被贬饶州知州。余靖、尹洙由于替范仲淹辩护，亦同时获罪贬官。这时候，身为谏官的高若讷，面对范仲淹被贬的错误处置，非但该谏不谏，反而落井下石，跟在吕夷简的后面诋毁范仲淹。欧阳修对此十分不满，于是怀着极大义愤，写了这封信给高若讷。这实际是一篇书信体政论文。

在信中，欧阳修驳斥高若讷对革新派范仲淹的诋毁诬蔑，鞭挞了高若讷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斥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讷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就希望他“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一股浩然正气充溢于字里行间，表现了欧阳修不计利害、维护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后来果然“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宋史·欧阳修传》)。

该信由年少情事写起，先说自己对高由闻名到识面，三次怀疑高的为人： 一疑未必是个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学问，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联系高的所作所为得出“决知足下非君子”的结论，确立总的论点。欲抑先扬，欲破先立，笔法十分狡狯。接着为范仲淹辩护，对高若讷的为人进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趋炎附势的本相时先荡开两笔，一说人的刚果懦弱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二说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责高现在毁范以为当黜，并以此为荣，文过饰非，“此君子之贼也”。这样先退后进，欲擒故纵，抨击更显厉害。继而又两路出击，严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贤还是不贤，对他过去的升迁和现在的贬斥，作为谏臣的高若讷都有责任：“太抵罪在默默尔。”后引历史事实，说明忠贤奸邪自有公论，曲直是非终不可欺。再联系现实抬出当今圣上“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批评高若讷不能直言的失职行为，并以非谏官的余靖、尹洙的仗义执言作衬托，怒斥他沉默不谏随人高下的可耻。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对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说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将书公之于朝，甘愿承担获罪的严重后果。

全文由远及近，从虚到实，峰回路转，腾挪跌宕，极尽曲折摇曳之能事，文章还写得理足辞胜，气壮神完，堂堂之鼓，正正之旗，“语言可以折冲万里”(黄庭坚《跋欧阳公红梨花诗》)，且言辞激切，锋芒犀利，直刺高若讷的要害。但在行文上，并不剑拔弩张，气势汹汹，而是委婉纡徐，从容闲易。正如陈兆仑所说：“高司谏一书，发之最激，而亦不掩其往复百折之常度”(《欧文选序》)，显示出刚中见柔，“刚健含阿娜”的典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