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正值战争时期，新旧交替，各处学校大都停办，教育部初成立时只有三个人：蔡元培、蒋维乔和一个会计，而且没有公署，只好暂借江苏都督府内务司楼上三间空房办公。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教育部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改进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促使各级学校陆续开学，奠定了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的基础。
首先，教育部于一月份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要求“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程并避讳抬头字样，应由各该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于本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旧时奖励出身，一律废止；初、高等小学毕业者，称初、高等小学毕业生；中学校、师范学校毕业者，称中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生”^[1]。
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颁发的同时，又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十一条，规定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各种暂行课程表，着各校遵行。如“初等小学校之学科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师范学校(即旧制之初级师范学堂)之学科目，为修身、教育、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习字、图画、手工、音乐、体操。女子加家政、裁缝。视地方情形得加设农工商业之一科目。”^[2]
临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也予以关注。继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课程标准后，它又电告各省说：“本部高等以上各学校规程，尚未颁布，各地方高等以上学校，应令暂照旧章办理。惟《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及非各学校应授之科目，宜一律废止。此外关于前清御批等书，一律禁止滥用。”^[3]
临时政府不仅重视学校课程的改革，而且抓紧各级学校的及时开学，以免影响学生学业。在上述《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已规定：“各州县小学校应于元年三月初四日(阴历壬子年正月十六日)一律开学，中学校、初级师范学校视地方财力亦以能开学为主。”三月初，教育部又通告各省速令高等专门学校开学。接着，孙中山又以大总统名义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已设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令中说：“教育主义，首贵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顾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虽一时权宜与永久强制自殊，而统筹全面亦不可顾此失彼。此时注重师范，既能消纳中学以上之学生，复可隐植将来教育之根本，是真当务之急者。为此令仰该部迅即妥筹办法，通告各省，将已设之优级初级学校一并开学，其中小学校仍不可听其停闭，速筹开办，是为至要。”^[4]
除教育部主管的普通学校教育外，临时政府的其他部，有的也计划办理培养干部的学校。如陆军部拟办理陆军军官学校^[5];内务部开办有警务学校^[6],等等。
在学校教育中，妇女地位也有了改善。教育部公布的章程中，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同时，各种独立的女学校也更多地出现了。如南京光复军女子队在民国建立后便改组为复心女子学校，并由陆军部支援开办费一千元^[7]。再如，对曾经“尽力民国”,而现又“热心向学，拟赴外洋”的女学生，临时政府也加以支持。1912年3月14日，陆军部便一次批给尹锐志等女生“各一千五百元，以备三年学费”^[8],等等。从各级各种女学校之开办，略可看出辛亥后女权之解放了。
上海中国公学为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著名学校，蔡元培、黄兴、宋教仁等皆为该校理事。辛亥事起，师生多半从军，校舍亦为吴淞民军所借住，各省公摊之经费也落空，因此，公学陷于停办。民国成立，临时政府即积极恢复该校，并批准以前清上海道抵押之源丰润等钱号的财产，移作公学经费^[9]。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以上各项改革措施，使新式的学校教育迅速地恢复并有所发展。1912年，全国学校数达到87,272所，学生数达到2,933,387人。其中包括初级学校86,318所，中级学校832所，高级学校122所^[10]。
关于临时政府的教育方针，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出了五个方面，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这五项虽然属于蔡元培的个人主张，但民国以后的教育界，莫不受其影响。兹逐项加以解说^[11]。
关于“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在清末已经成为一种有力的教育思潮，蔡元培认为潮流所趋，难于改变，所以采纳此种主张，但并不认为此种教育有永久的价值。他说：“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僢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逼处，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不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
关于“实利主义教育”。封建的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没有谋生的技能。实利主义教育在于改革这种弊端，使受教育者获得谋生的知识与技能。他说：“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我国地宝分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为急者也。”
关于“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认为道德教育在于培养人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种教育是其他教育的根本，他说：“何为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世界观教育”,目的是要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他说：“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终始之世界观以为鹄，如是之教育，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观教育。”
蔡元培认为，“美感教育”是实现教育目的手段。他说：“美感者含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通……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并以中国古代儒家的教育来论证他的五方面教育说：“虞之时，夔典乐而教胄子以九德，德育与美育之教育也。周官以乡三物教万民，六德六行，德育也；六艺之射御，军国民主义也；书数，实利主义也；礼为德育，而乐为美育。”
他还以西方之教育来论证他的五方面教育说：“希腊人之教育为体操与美术，即军国民主义与美育也。欧洲近世教育家，如海尔巴脱氏，纯持美育主义；今日美洲之德弗伊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
他又从教育界的三育说，概括他的五育说：“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蔡元培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大都来源于西方，或来自德国，或来自美国，或来自其他西方各国。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都是以超阶级的姿态出现的，蔡元培也是这样在中国宣扬的，把资产阶级教育说成是超阶级教育，这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教育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却具有反封建专制主义教育的进步作用。蔡在上文的最后说：“满清时代，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敢于反忠君，敢于反尊孔，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