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派的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军队在“二次北伐”中统一了中国，形成了政治统治上的中央权威。在政治运作渐趋稳定的同时，长久困扰国民党的派系问题并未平息。20年代末30年代初，改组派的出现及与蒋介石派系的争斗，一度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轰动一时的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曾是国民党内部一支相当引人注目的政治派别，其在国民党内十分活跃。改组派的精神首领是在国民党内颇有地位的汪精卫，主要领导人物有陈公博(1889—1946)、顾孟余(1889—1972)和王乐平(1884—1930)等人。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改组派却在声势浩大的政治反蒋和军事反蒋浪潮中，在资本家阶层和知识阶层中名声大振。
南京国民政府在“二次北伐”中消灭了张作霖的奉军，迫使东北三省易帜并最终统一了中国。但国内各种矛盾依然存在，社会百废待兴。不少知识分子和小商业主既不赞成中共的暴力革命政策，担心流血并不能带来社会进步与繁荣，反而会带来社会更大的动荡，也对国民党对内独裁、对外软弱的政治感到不满，在政治上渴望走出一条道路以救中国。陈公博等人也深感国民党必须改革的迫切性，为了迎合青年的思想，他们及时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口号，这一口号聚集了一大批对现时政治不满的精英分子。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特别是蒋汪间的冲突，给改组派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的后起之秀，他从黄埔军校发家，以军事为依托，对最高权力志在必得。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资历深厚，曾有刺杀满清皇族摄政王载沣的光荣历史，又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堪称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内最有影响的人物。蒋汪矛盾可以上溯到1926年初，以武力为后盾的蒋氏向汪氏掌握的中央政权发起挑战。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既打击了中共力量，又使汪精卫的权力大大受损，汪精卫无奈，以“迁地就医”为名远走法国。蒋介石逼走了汪精卫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独揽党政军大权。此为蒋汪交恶之始。
没有军权，是汪精卫派的根本缺陷。为此，他们利用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深厚的资历与显著的地位，打出“党统”的招牌，要求提高“党权”,希望以此加大其派别在国民党内的实力。
国共破裂后，汪精卫派企图通过宁汉合并控制南京国民政府的实权。汪精卫提出的宁汉合并的条件是：承认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是“正统”,蒋介石必须下野。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远渡日本暂避风头并寻求支持。9月，经过激烈争论，在南京成立了由宁、汉、沪三个国民党中央合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但“特委会”却被桂系军阀所控制，汪精卫极度失望下以特委会违背“党统”为名，发动武汉国民政府起兵反对“特委会”。10月底，汪派重要人物齐集广州，企图利用李济深、张发奎的军事力量再造广州国民政府，以便与南京的“特委会”相抗衡。30日，汪精卫、陈公博、何香凝等联名发表通电，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主张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此时身在日本的蒋介石派人赴广州，向汪精卫表示了以驱逐李济深出粤为条件的合作意愿。11月10日，蒋介石返回上海。随后，蒋汪决定联手驱逐桂系势力。17日，张发奎、黄琪翔部在广州发动兵变，围搜了李济深、陈济棠等人住宅，黄绍竑闻讯逃避，广州城内部分桂系部队被缴械。
11月18日，汪精卫回到上海，却遭到国民党各方的攻击。为了摆脱不利地位，汪精卫提议通过了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然而蒋介石不但没有投桃报李，反而指责中共发动广州起义是汪精卫与中共合演的“双簧”,企图逼使汪精卫下台。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办汪精卫、陈公博等九人，汪精卫被迫于17日离沪赴法。陈公博等人则抱着“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则去”的想法，留在上海法租界内，开始以创办报刊宣传改组派的理论。
陈公博提出，国民党现在“除充满了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外，找不到三民主义、党纲、政策，中国国民党今日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党的改组’”①。陈氏认为，当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获得极大成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刻重提这一口号，必能激发起巨大的影响。1928年5月，陈公博创办了《革命评论》(周刊),6月1日，顾孟余创办了《前进》(半月刊，后改为月刊)。
《革命评论》和《前进》两刊，登载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专制与腐败，主张“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造国民党，一时声誉大起。不少对现时不满的青年，认为刊物深得其心。然而，随着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加大， 《革命评论》“专为合理的批评不为当局所喜”②,在出版至第18期便宣告停刊，《前进》不久也中止出版。
1928年冬，在《革命评论》和《前进》打下的舆论基础上，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潘云超、郭春涛、王乐平、白云梯等人召集各地主张“改组”的重要分子在上海开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设立改组同志会总部，制定了会章，总部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分由王法勤、王乐平、顾孟余三人担任三个部的部长。
改组同志会成立后，立即利用国民党原有的各级机构建立下级组织，发展对象多为国民党下层干部、被开除出党的国民党党员及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如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滕固、组织部秘书卢印泉、民运会总干事许闻天，国民党上海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刘蘅静等。至1929年上半年，改组同志会已在南京、北平、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山东、河北、湖北、四川、广东、辽宁、绥远、山西等省建立了支部，在法国、香港、 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海外支部。鼎盛时期，改组同志会约有会员万余人，仅南京就有会员五百余人，小组七十余个③。
改组派的组织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共分四级，即中央总部、各省市及海外支部、分部、小组，会员入会须由两名老会员介绍，经小组和分部通过，支部审查，总部核准。由于蒋介石的高压，此时改组派的活动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一切人员只写号码，不写姓名。每周集会活动一次。
改组派的社会成分比较复杂，知识分子是其主体，他们既反对蒋介石的政治独裁，又不同意中共的主张，希望中国走西方民主政治的道路。另一类是改组派的上层，他们认为，国民党如此下去是非常危险的，必须进行改组，并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改革，但实际上，他们既有对三民主义的不同解释，又有与蒋介石的争权夺利。但是，成员分布的地区不平衡性，地方基层组织的相对松散性，领导机构的不健全性，也决定了改组派组织发展的局限性。
1929年初，各地改组派领导云集上海，参加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认为：“中国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纲领已被他们所唾弃；本党的革命分子更被他们视为仇敌。所以今日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对帝国主义是投降，对一切封建势力是屈服。”因此，“为挽救中国中堕的革命，为挽救没落的中国国民党”,“我们要继续革命，必须重新整饬担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大本营，必须反对南京的反动中央和最近落后会议式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且不犹疑的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系统而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④
本来大会要确定改组同志会中央委员，选举出中央领导成员，但在协商人员名单时，几方不能达成一致，最后只好“以粤方委员为中坚，而以由各地来的代表，择要选为候补委员。这种调停结果，各方都认为是一种不彻底的办法”⑤。会议最后决定由陈公博担任负责，改组派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汪精卫也时常关注改组派的活动，并亲自提出了改组派驻欧洲干部的名单。然而，汪精卫对外宣称他并不是改组派的成员，只是对改组派的主张持同情态度。
由于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改组派落实在行动中的东西不多，不少对国民党的改组设想仅仅停留在思考的阶段。
改组派对于国民党的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也提出了相应的一整套对策。
在改组派人士看来，时值今日，“中国国民革命业已中断，中国国民党业已没落”⑥,许多国民党员，“堕落的堕落，失望的失望，组织小团体的组织小团体，加入‘第三党’的加入‘第三党’,加入共产党的加入共产党，各寻各的门路去了！国民党的招牌虽然还到处在张挂着，然而实际上差不多可以说已经失去灵魂了！”⑦而“没有广大的民众要求，一个革命决不会产生；没有广大的民众拥护，一个革命也决不会得到保障。”⑧所以改组派认为，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党务和民众问题上进行整顿和改革。
改组派认为，“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夙为孙总理的主张”,然而南京国民党中央“现在不特是‘以军治党’,并且是‘以军分党’。凡是军事所及的区域，党部也跟着变迁，凡党部负责的人员，无不有军事作其背景。所以目前要求党的统一，先决问题还是先要求军事的统一。”⑨他们主张，为了实现“以党治国”,必须“肃清军阀割据”,“厉行裁兵，实行全国民兵制度”,“反对现役军人兼任省政府主席”,“非党员不得充任政务官”等⑩。改组派手中无枪，却想以政治手段削弱国民党内武力的争斗，这是极不现实的。
改组派认为，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已废除了完全服从个人的总理独裁制，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集权制，但蒋介石却在国民党内重新树立起新的个人独裁，“集权还有人记得，民主却似乎都忘记了”,“党员和党部差不多都变成了拥护个人的工具！”(11)这是违背当年改组的“根本精神”的，因此，他们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党的民主化民众化”,明确表示“反对干部少数人的独裁”,“扫除个人主义、地方主义与家族主义”(12)。顾孟余还提出，“立即恢复选举制”,“废止指派圈定制，并许党员在不违背本党主义范围之内，有发表意见之自由”(13)。改组派这种要求党内民主的呼吁，在国民党及社会各阶层中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改组派还认为，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使国民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了民众运动上，是力求“成为真正民众的党”的。但现在，国民党却忘记了民众是党存在的基础，不关心民众利益、实施取缔民众运动和压迫民众的政策，实际上是要把“农工分给共产党了！”民众甚至“怀疑本党和军阀的政治不会两样”(14),这必然导致民众对国民党政治的反抗，是一种典型的“自杀政策”。因此，改组派建议，在农村“消灭劣绅土豪的势力，根本铲除封建的思想”,组织农村的合作事业，建设大农作，奖励佃农和自耕农的生产力，执行二五减租，严禁乡村间高利贷。在城市，统一产业和职业组织，建立工会的地方的合作事业，减低工人生活费，促进工人的红利制，励行工人强迫保险法，置工会于党部领导下，限制私人企业扩大等(15)。
改组派指出，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缺乏力度，在济南惨案的处理上过于软弱，主张成立一个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东方国际，以便与帝国主义和共产国际相抗衡，“应得除去妥洽、畏缩、苟安的积习，而树立一个进攻、奋斗、独立的外交纲领。”(16)
显然，改组派的政治纲领，带有明确的民主主义性质，他们不满蒋介石以军事为基础的政治独裁，也不满国民党组织的内部涣散与无力，希望从政治理论上对国民党进行某种修正和指导。这种政治上的民主倾向，说出了许多不满国民党现状的人郁结心中的话，因此，改组派在各地得以迅速发展。
改组派分子作为一种松散团体，在成立组织前，一般也只是表达对国民党现状不满，并不对具体的人进行攻击。改组同志会正式成立后，蒋介石态度大变，极力要压垮它，改组同志会也由地下转而进行公开的反蒋活动。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于1929年3月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保证在大会上得到绝对的优势，蒋介石以“防止共产党混入”为借口，操纵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关于大会代表“由省市选出全额之半，中央指派全额之半”及中央圈定一些省市代表的决议，并要求代表必须是“从未违反党纪者”。这一决定，激起了国民党中具有民主意识的党员的强烈不满。
改组同志会利用这一机会，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个反对圈定代表的运动。显然，就其成员而言，改组派的确有维护国民党“党统党法”、要求党内民主的一面，但也有企图利用“三大”夺取国民党大权的野心。在改组同志会策动下，国民党各级党部及改组派人士，均纷纷著文、演说，指责国民党中央的这一决定。福建省48个县的国民党各级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电指出：圈定代表是“背叛总理”、“蔑弃党纲”、“蹂躏党权，摧残同志”,其目的是“纳污藏垢，树党营私”,必然导致“亡党灭族的末日降临”(17)。汪精卫也指出：“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本党民生[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18)叔庠称：这种圈定代表的作法，实际上是“党皇帝，党诸侯，党大夫，如欲永保权位利禄，最重要的便是进一步在‘法’上得到保障。于是所谓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就有赶快制造的必要。”(19)
1929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代表大会上，不少改组派人士当选为出席国民党“三大”代表；会议闭幕时，改组派人士经过谋划担任了大会主席，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案》,要求“根据本党民主集权原则，重行召集合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提案即将进行表决时，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方觉慧带领部分代表扰乱会场，殴打代表，但提案终被通过。随即，“反动代表即喧扰着起立退出会场，并将砖石投击主席，不中，致将总理遗像打落。市党部委员方觉慧拍桌大骂主席，并抢夺主席台上之案卷。”(20)蒋介石派南京市卫戍司令部的宪兵到场，对改组派代表大打出手并逮捕多人，强行解散大会。
国民党其他省市党部，也纷纷发表通电，抗议南京国民党中央指定代表的作法，但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镇压。
随后，在国民党当局指定代表279名的情况下(占总数的80%),国民党“三大”如期召开。会议完全为蒋介石所控制，会议通过决议，警告汪精卫，停止顾孟余党籍一年，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会后，国民党中央下令查禁改组同志会，“严令上海军政机关，将改组派组织之所谓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严密侦查、封禁，以遏乱萌”(21)。至此，改组派在与蒋介石集团的第一次较量中败北。
1929年以后，蒋介石与各军事集团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接连发生局部内战。既然，和平和合法的手段无法在政治上得到利益，改组派不得不转而利用蒋介石对地方军人的压迫，企图联合地方军人势力以求军事倒蒋。
1929年下半年，陈公博策动驻扎在湖北宜昌、沙市一带的张发奎部第四军，东进武汉，张发奎通电拥汪反蒋，要求蒋介石立即解散国民党“三大”,请在海外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江苏省的改组派人士发动溧阳暴动以配合张发奎的行动，但以失败而告终。南京的改组派意欲在南京举行暴动，轰炸南京中央党部。然而，张发奎因势单力薄，未敢贸然进攻武汉，转而入桂计划攻粤。年底，在汪精卫调停下，桂系与张发奎合作，组建了护党救国军，进攻广州。12月1日，驻郑州的唐生智部也打起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的旗帜，通电历数蒋介石的罪状，企图南下武汉。2日，驻蚌埠的石友三部也以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的名义，起兵进攻南京。身处逆境的蒋介石，利用阎锡山与唐生智的矛盾，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及每月680万元军饷的利益，诱阎锡山与刘峙夹击唐生智，以巨款收买石友三，终致改组派发动的这次军事倒蒋活动归于失败。
1930年初，冯玉祥、阎锡山与李宗仁等形成反蒋军事同盟，这些军人希望借助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声望以助其成功，遂邀请身在香港的汪精卫到北平主持反蒋大计。随后形成了汪主党、冯主军的格局，并成立了国民政府。8月7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会党部扩大会议，重新建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
就在此时，本来极为有利的军事形势突然变化。由于阎冯部矛盾和石友三部再次倒戈，致使反蒋同盟军队节节败退，桂系进攻也受阻于衡阳一带，整个反蒋运动顿成强弩之末。随后，张学良接受蒋介石许以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宣布出兵山海关，直扑平津，反蒋联盟顿时乱作一团。9月底，喧嚣一时的扩大会议随着战争失败而作鸟兽散。
显然，改组派反蒋是坚定的，也是积极的，但却没有统一和具体的部署，不花力气发动下层国民党党员的支持；在改组国民党的招牌下，是对国民党中央权力的觊觎，企图利用军阀力量一举成功，具有典型的政治投机的特征。因此，改组派缺乏必要的组织基础，尽管其活动在一段时间内规模较大，但发展之路却越来越窄。当与之联盟的地方军人动摇后，改组派只有失败一条路了。
中原大战结束后，陈公博心灰意冷，决定出洋；王法勤、朱霁青、白云梯等中坚分子在天津过上了寓公生活；改组同志会总部已无人负责，各地改组同志会也处于停顿状态。1931年1月，汪精卫公开发表宣言，声明解散改组派。九一八事变后，迫于形势，蒋介石与改组派残余力量达成谅解，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顾孟余、陈公博分任铁道部长及实业部长、民众训练部部长。
至此，改组派上层人物与蒋介石彻底合流，成立仅两年的改组派势力宣告彻底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