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一二八”事变，发动侵略中国上海的战争，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反击。这场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的自卫战争，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其远因为东北事件。盖国民哀东北之沦亡，起而作杯葛运动，以经济绝交促暴日军阀之觉悟，弱小民族之心理，亦可悲矣。上海为中国之最大商埠，我国经济之重心地也，杯葛运动一足以号召全国，再则足以制岛国人民之死命”^[1]。“故日人处心积虑，欲谋取缔我排日运动者久矣”^[2]。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迫害华侨，中国民众对此不胜愤慨。7月13日上海各界群众召开反日援侨大会，成立反日援侨委员会，揭开了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在上海的贸易。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进口总额的29%来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中国沿海和长江一带的日本航运业遭到很大打击，其中“日清轮船公司”的轮船全部停航。就主要行业而言，计有125家日本人经营的工厂，从1931年10月开始不得不缩短开工时间或全部停工。到11月底，80%的工厂关闭，12月底达到90%。“这样一来，上海的日本商人从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损失的总额据说高达四千一百二十万四千日元”^[3]。
上海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最大据点，20世纪30年代初，它成为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航运及制造业中心。商贸方面，日本三菱、三井等商业垄断企业，大都在上海设有经营机构，日本商号遍及上海商业部门中。航运方面，日本在上海港占有十个码头，仅次于英国而占第二位。上海是日本在华纺织工业的中心基地，日资纺织厂就有30家。上海的抗日活动使日本政府、侨民、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和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极度恐慌。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就中国中部及南部的“排日运动”商讨对策。会议“结果决定由外务省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硬之警告，至派舰问题，由外相与海相主持之”^[4]。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奉政府训令于10月11日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称中国政府实施排日教育，默许排日运动，“特别在最近敌视日本计划并实行报复的排日异常盛行之中部及南部，排日暴动时有大爆发之可能”,并威胁说，如中国政府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中日两国间将有最不幸之重大结果发生”^[5]。
重光葵后来回忆说：“上海的日本人看到日军在满洲采取强硬态度，消除了满洲的排日运动，也维护了日本的利益，他们认为采用同样的手段在上海也会成功。”^[6]“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于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连续在沪召开侨民大会，通过宣言和决议，以强硬的措辞声称要惩罚“暴戾”的中国。日侨并多次寻衅闹事，如殴打华人，枪击岗警，撕毁标语，打碎商店玻璃。1932年1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在报道8日朝鲜人李泰昌在东京樱田门外狙击天皇的事件时，使用了“不幸只炸副车”^[7]的词句。日侨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不敬”报道事件，要求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12日，村井向吴铁城提出“抗议”,要求更正，道歉，处罚责任者，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重光葵还说：“上海也有陆海军的骨干或青年军官组成的团体在活动，这些人与极端强硬派沟通起来好像要发动什么事端，正在频繁地活动。”^[8]由于1931年12月组成的日本犬养新内阁一再声明对中国要采取强硬的政策，这“对于上海的日本人有如火上浇油”^[9]。
日本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闸北后，选中三友实业社作为挑衅目标。在“日僧事件”前夕，日本海军军务局同意了陆战队柴指挥官的计划，即“奇袭北站附近之排日运动的团体根据地，并将其占领，予以封锁，借此消灭排日运动的根据地”^[10]。三友实业社之所以被日军选为挑衅目标，原因是“该厂自去年万宝山案发生，及日本侵占东三省之事后，全体工友激于爱国热忱，自行组织义勇军，按日操练，极为认真，颇为日人所嫉恨。而该厂所出三角牌毛巾，因品质精良，将日人在三友厂邻近之东华纱厂所出之铁锚牌毛巾销路，均被三角牌所夺去，是以日人对于该厂恨之已久”^[11]。“于是，看到了这种情况的日本军部，乃反而抓住了恶化的对日感情，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在上海制造一次骚动，好把倾注在东北方面的国际视线转移到上海来”^[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