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学是六经传统的新发展

《庄子·天下》论六经之学，认为“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又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认为六经的内容与诸子百家学术的联系与区别表现为六经的道术为诸子百家所吸取，但百家未能融会贯通，所以各执一词，不能兼备众善众美之纯正。这个意思，《汉书·艺文志》也曾有陈述，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今人马一浮先生有“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观点，其要点有二，“一曰六艺统诸子，二曰六艺统四部”(见毕养赛主编《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作为战国以前中国文化之集大成之作，是一切学术的必然出发点。

《尔雅》(唐开成石经本)

我们说六经是一切学术的出发点，但这并不等于六经之学是神圣不庸怀疑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指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儒者之“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在于“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之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到梁，梁惠王以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天下君主都欲合从连横，以求攻伐之速胜，而孟子却述唐、虞、三代之德。《汉书·艺文志》述儒家之弊曰：“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远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也。”六艺之学的衰落，不仅是由于博杂，而且在于六艺之学不切实用，又为后代学者所牵强附会。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子由儒而墨，创为新说，这都充分说明到战国之际，以六艺之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已发展到了非变化不可的程度。因此，诸子百家的兴起，是对六艺之学的新发展。而《左传》、《国语》记春秋历史，也正是不满足于《春秋》之简略。没有《春秋》,起码可以说没有今日之《左传》,但没有《左传》对《春秋》的发展，也不合于文化发展的需要。战国历史散文，也正是采纳了六艺之中记言、记事史书的特点，而加以发展的。
《汉书·艺文志》以诸子出于王官，这是缘于孔于之前，学在官府，及孔子而后，开私人讲学风气。诸子开坛讲道，收授门徒，正是效法孔子。《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虽不在诸子之列，其特点却正是诸子之体式。《论语》所体现的孔子思想，作为对六经思想的集大成思想，为战国儒家奉为圭臬，也成为反对传统学说的诸子建立自己论点的参照系。孔子带领战国士人志向学文，他对文化典籍的重视，对文学的重视，启发战国士人纷纷建立其学说。《论语》在艺术上，作为语录体散文之蓝本，其所记多为生动精辟的格言和警句，通俗而又具形象性，并善于通过人物富于个性的语言、行动来展示人物性格，特别是通过简洁的叙述，精练的语言为我们塑造了孔子这个好礼仁义，幽默机智，宽惠慈爱，关心民生的伟大圣人的形象。《论语》开辟了个人著述的先河，其对战国文学，特别是战国诸子散文在思想与艺术手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