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学与六经的不同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论楚辞云：“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𪫓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 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仕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此言楚辞，继承六经传统，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但仍与经典有所区别，故堕入“博徒”。其余如诸子、史传等散文，也大体相类似。《文心雕龙·诸子》云：“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三军问丧，写乎荀子之书：此纯粹之类也。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此踳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子混洞虚诞。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兹，况诸子乎？ 至如商韩，六虱五蠹，弃废孝仁，……药之祸，非虚至也。公孙之白马孤犊，辞巧理拙，魏牟比之鸮鸟，非妄贬也。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战国诸子，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并不能完全合乎宗经条例。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云：“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设若《左传》确定与左丘明有关，并为传《春秋》之作，在思想内容上，它也是改孔子之隐晦委婉而为直截了当，其批判大人君臣，而不为隐讳，其敷衍本事，有“浮夸”之“诬”。《国语》情形，与《左传》类似。而《战国策》与六经之差异，早已是公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