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我的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 |
释义 | 我的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统统嫁给广东男孩子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喜欢,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因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的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我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是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经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劝我们如此。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道:“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杀机陡萌”,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拜丝,大卫,凯西弟①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军事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的少年来接户。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的还是电话中弹,嘟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而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嗫嚅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他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正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像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存②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的像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者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么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生手笨脚的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③”。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篡改,包括韦固,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二十一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做‘伪作轻松’?可见你心里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很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希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④,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惊小怪,说:‘那么远!怎么就嫁给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姑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他,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我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这篇散文写的是作为未来岳父的“我”与作为四个未来女婿“假想敌”的“搏斗”。 为什么会有这场“搏斗”呢?因为“我”太爱自己四个女儿了。生怕女儿出嫁后,晚餐桌上不再热气腾腾,大家共享灿烂的灯光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可见,作者“四”面树“敌”,一是怕老来寂寞,二是舍不得一个个“珊瑚”之宝被人“掠走”。将一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寻常题材用一个喜剧形式来处理,可说是余光中的独特创造。 全文以“战斗”为基本比喻,将愿意离家“出走”的女儿比作“内奸”,把和女儿秘密联络的男友比成“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把谈恋爱的照片比作不轻意给人看的“机密文件”,将寻求情感的发展比为“攻城的军事”,把追女儿的香港小伙子比作“广东部队”,把未过门的女婿来访说成是“入侵余宅”,无不以谐寄意,以趣诱人。然而更能显出作者诙谐风格的,是下一段文字: 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 把充满儿女情长的信比作弥漫烟硝味的炮火,把铃声扰人夸张为“脑震荡”,接下来还把“信箱被袭”比作“战争的默片”,把电话谈情比作“实弹射击”,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爱用阴柔的、软性的女性笔法譬喻设拟,这在一般读者来说是容易接受的,余光中则独辟蹊径,选用阳刚之象去写儿女情长的生活镜头,这就更富戏剧性和独创性了。不仅如此,作者进一步引申“假想敌”的比喻,把留下吃饭的来客直呼为“敌人”,把无生命的餐具想像为: 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好似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 总之,作者凭着狡黠的智慧、丰富的联想,把耳接目受的东西统统“军事化”、谐趣化,使文章显得情味俱足。 如果说诙谐风趣是一个作家天才的标志的话,那富于幻想,则是一位散文作家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余光中最杰出的艺术本领之一是善于创造性的想像,这种想像能比直接描写更神妙地揭示作者对女儿的厚爱之情。别人看见女儿长大,充其量不过是用“女大十八变”去形容;而余光中不同,他认为女儿长大,是“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在他看来女儿最可爱的是十岁以前,因为她那时候天真、纯情,就像童话中的公主那样惹人喜欢。为了使稚龄的女儿永远完美,作者竟异想天开“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但马上来了一个否定:“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女儿的天真,活泼,美丽,不正是借用这番奇想,得到更为美妙的传达吗?那个“假想敌”,竟能把冷冻多年的女孩“吻醒”,一个“吻”字,道尽了爱情的力量和伟大。这当然是罗曼蒂克的幻想,可正是依靠这一幻想,使读者看见平常看不见的年轻人的情爱之美。这种奇想替我们内心视觉扫除了那层凡胎俗眼的薄膜,看到了我们人生中的神奇之光。 余光中的想像是一种开掘,一种扫描,一种雷达式的探求。叙述达不到的效果,描写难于奏效的地方,想像依靠它的彩翼,把那最动人的镜头摄下来。只有幻想才能高于生活,而不会停留在生活状态的摹拟上。想像还可以跨越时空: 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 谁见过这样蹑手蹑足、屏声止息的“少男”?或许只有作者自己。别人只能看见小伙子与女孩约会,作者却感悟到这种处于热恋期的“坏男孩”目光灼灼,心存不轨。作者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更有深度。因为作者想像的这种“特异功能”,使他能在冥冥中“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文中贬词褒用,正话反说,使调皮的“少男”形象呼之欲出。 《我的四个假想敌》比起作者某些作品来,语言更加口语化,使人感到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如戏称有四个小妇人的家庭为“女生宿舍”,并顺水推舟自封为“女生宿舍”的舍监,说明情思的表达不一定要靠华丽的辞藻。像“女生宿舍”这样的寻常语,于质朴中见谐趣,见力量,剥去豪华的外表益发显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余光中还善于对成语加以改造,如将“有教无类”改为“有婿无类”,将“混血儿”改为“混血孙”等,均增添了作品的幽默感。也有典故的运用,如“结成秦晋”、“严夷夏之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尤其是引用袁枚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虽是僻典,但极为生动。经过诠释,使作者没有男孩的遗憾心情得到了释放。作者学贯中西,中国古典与西洋古典兼顾运用,如说以未来女婿为假想敌早在美国诗人纳许诗中已有先例,使作者怜女之情找到了知音。这虽是一种安慰,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精神的体现。 此文不仅有谐趣,而且有理趣,如“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这虽是夫子之道,然而有极大的概括性。又如“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这用来说明一个人往往随着时间地点的转移而心情不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再如“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是过后才觉得美的”。这里显然蕴含着生活的哲理,是作者人生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它道出了洞识人生的学问和机智,显得广博恣肆而又收放得体,惜墨如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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