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和之役

郑汝成被诛，敌人在上海的部署已乱。袁世凯惊恐之余，急忙遣将调兵，撤除上海镇守使一职，改派杨善德为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为淞沪护军副使，何丰林为上海防守司令。为加强东南地区的力量，袁世凯致电冯国璋说：“迭据各地探报均称，多数乱党窥伺东南甚急，苏省极关重要，非有得力活动军队随时应付，不足以资防范。希即编两混成支队，以备相机策应，遇有警报，即分头迎剿，迅即扑灭。”^[1]他并答应给这支部队筹备费二十万元，先拨十万元，促冯国璋加紧筹备；同时又令张勋协助防守上海。张即“特派专员率同侦探多名，常以驻沪，调查协缉”^[2]。袁世凯想借此巩固淞沪重镇，稳住阵脚。
新任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平庸无能，在军内毫无威信，人心浮动。革命党人趁时加紧运动，长江及江浙各省同志亦纷纷前来敦促，表示：“苟上海能任发难，则各省必可克期响应。”^[3]再加上袁氏帝制阴谋暴露，“全国人心愤激，均属望于革命党”^[4]。孙中山等人遂决定首先在上海发难。
孙中山委任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主持策划上海义举。原主持上海军事的吴忠信及蒋介石、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丁景良、余建光等人，共同辅助陈其美，分任军事、财政、总务、文牍、联络等职务。他们一起为筹备起义，反复磋商，认为上海起事必须有充足的准备。当时有“肇和”、“应瑞”、“通济”三艘海军战舰在长江停泊。陈其美命杨虎加紧运动这几艘军舰的官兵响应起义，以期“舰队为主，炮队营为副，同时并举”^[5]。因得“肇和”舰长黄鸣球的支持，该舰策动工作成效最著。其中实习生陈可钧最为积极，主动担负起倡导起义的任务。舰上大多数官兵同意响应起事。在“应瑞”、“通济”两舰上，赞成起义的官兵也逐渐增多。此外，运动陆地军警的工作，进行得也颇为顺利，“陆军及警察，已多表同意于我党”^[6]。指挥总部认为时机已渐成熟，计划在12月中旬发动。
此时，情况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因在运动海军时，走漏了风声，袁世凯当即采取措施。他对陆军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命所疑陆军分别驻扎，将一部分调往北方，一部分则索性解散。对海军中有不稳定动向的“肇和”舰，则采取了“隔离战术”,并派萨镇冰以检阅海军为名，命令各军舰出海。12月1日，萨镇冰乘宁沪专车来沪检阅海军^[7],他命“肇和”舰12月6日出航外海，开赴广东，俾使革命党人鞭长莫及。
突然的变化，打乱了革命党人原先的部署。“肇和”舰内革命党人认为：“我党联络‘肇和’之成绩为各舰之冠，今若听其开去，则将来发动尤困难”^[8],要求总部决定于6日提前发难。总部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经反复思考，多数认为：“肇和”、“应瑞”、“通济”舰俱泊上海，皆海军的精华，根据当时党人的力量和进行的情况，再加上内应，一旦发动，这几艘军舰定会同时得手，然后再用军舰的威力对付陆军，陆军必定溃败。当即决定趁各舰长公宴萨镇冰之日，即12月5日午后4时发动。
这次上海发动的战略目标是：“袭击海军，后即攻制造局，再取吴淞要塞，然后图浙攻宁，以为东南之根据。”^[9]
在战术上，总部拟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具体分配了任务。陈其美任淞沪司令，吴忠信任参谋长，黄鸣球任海军司令，杨虎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任副司令。作战计划如下：
一、海军以“肇和”舰为海军司令部，杨虎率一部分人占领“肇和”,占领后即开炮猛击制造局；孙祥夫等率一部分部队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以为“肇和”之辅助。
二、制造局同意之军队及城内闸北等所联络之军警，闻军舰炮声，即同时响应。
三、夏尔玙担任于城内各城门举火响应。
四、薄子明等率领山东部分同志攻击警察局。
五、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等担任攻击电话局、电灯厂。
六、陆学文担任攻击警察第一区工程总局。
七、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余建光等担任攻击闸北方面军警，余建光并任散布告示檄文。
八、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等担任留守总机关部，并办理后方勤务。
约定以海军炮声为号，各路同时并举。
5日下午3时，杨虎率领海军陆战队三十多人，暗藏手枪、炸弹，装作游客，乘汽艇由黄浦出发，直奔“肇和”。途中，汽艇上悬起“青天白日旗”。因此旗与当时海军旗近似，“肇和”舰上官员误以为有人前来校阅，乃集合官兵在甲板上列队欢迎。当汽艇靠近“肇和”船舷时，陈可钧按计划率众响应。因事先已有默契，响应者颇众，其余的人也随声附和。杨虎顺利地登上“肇和”,当众宣布中华革命党的讨袁宗旨及起事目的，舰上水兵欢呼赞成。接着杨虎命令发炮。傍晚6时许，水兵们射向制造局的炮声，拉开了起义的战幕。
另一路由孙祥夫率领海军陆战队三十多人，由杨树浦乘小汽船出发，以夺取“应瑞”、“通济”两舰为目标。但当孙祥夫一行接近“应瑞”时，即被巡捕发现，索阅出港护照。革命党人因款绌与时间紧迫，于5日晨才购得这艘小艇，这天海关不办事，未能注册领牌，取得护照。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束手无策。孙祥夫等被巡捕所阻，被迫折回。夺取“应瑞”、“通济”的计划流产，使“肇和”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
“肇和”舰炮声骤起，潜伏于陆地租界的数百名革命党人闻声而动，在总部的指挥下分兵几路，向预定目标进发。
谭斌、朱霞率数十名革命党人，身着便衣，手持短枪，冲入南市电话局。局中人皆徒手，无从抵御，革命党人“立悬三色旗及海陆军总司令旗”^[10],占领了电话局。党人迫令该局长陶菊如交卸职务，控制接线人员，使敌人断绝联系。不一刻，敌军即从制造局派兵反击。革命党人只执短枪，弹药也不充足，两军相持良久，党人终因力量不支而退，电话局复为袁军所占。
薄子明率所部二百余人，潜伏于警察局附近的隐蔽地，候炮声起，即向警察局发起进攻。但因“袁军密布，尽扼要衢”^[11],再加武器精良，机关枪封锁要道，薄所部皆持短枪，难于和敌军抗衡，同样不支而退。
吴忠信部下陆学文率数十名党人，各持炸弹、手枪，向淞沪警察第一署及工程总局猛攻，打算夺得军械，占据局署，设置起义前线指挥部。革命党人冲至警察署，为门岗所阻，党人即以炸弹摧毁该署大门，同时手枪齐鸣，向顽抗的警察射击。警察抵挡不住，全体溃散。党人攻入警察署，缴获枪支、弹药若干。时近拂晓，袁军重新组织兵力大举反扑，将警察署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激战，终因袁军势大，党人死伤过半，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阵地。
还有一路由姜汇清、曹淑实率四五十人，于夜半攻击闸北四区警察二分署。革命党人一与警察遭遇，即“开枪击伤警察二名”^[12],尔后也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革命党人各路并起，“分途并进，声势甚张”^[13]。但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依恃雄厚实力，急忙组织反攻，下令一体戒严，派兵把守关卡要地，又将城内巡警一律召回，“每岗另派出十余人，均各荷枪实弹，严密梭巡”^[14]。同时法租界捕房派出巡捕沿界防守；英租界捕房口也拖出大炮两尊；西门方板桥则由巡长带领全班巡士会同宪兵阻断交通。另外，江苏冯国璋亦“分电该地方官警益加戒备”^[15]。
在袁军的反扑下，义军多因寡不敌众而溃败。本拟夺取制造局的计划，也因联络不周而落空。“应瑞”、“通济”两舰又未能附和起义。在前线指挥战斗的陈其美见此局面，急回总部，商议再取“应瑞”、“通济”舰及陆地各路重新组织进攻的方案。正在计议之中，忽有法捕房侦探和巡捕十余人破门而入，当即逮捕了在楼下望风的陈果夫、丁景良二人。陈其美、吴忠信、杨庶堪等人听得楼下骚动，迅速登上屋顶，潜入邻舍，得以逃脱。革命党的指挥系统，因总部机关遭到破坏而陷于瘫痪，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继续指挥战斗。只有“肇和”舰仍在孤军奋战。
“肇和”舰在5日6时发出第一炮的同时，即向“应瑞”、“通济”两舰发出信号，问其“是否同意”^[16]。两舰皆发回信号，称：“正在会议，当可赞同，请勿攻击。”^[17]“肇和”舰上得此信号，皆“坦然无虑”,安心等待两舰策应。
夜半1时，杨善德、萨镇冰与海军司令李鼎新、参议杨晟赶到制造局，商议对付“肇和”舰的办法。因“肇和”是海军中装备精良的主力舰，是否下决心对它开炮轰击，“众说莫决”。最后只得电请袁世凯指示。袁命令“将该舰击毁”^[18]。于是李鼎新决定以离“肇和”最近的“应瑞”、“通济”两舰承担攻击任务。
李鼎新等人对“应瑞”、“通济”舰中有革命党人暗中活动，早有耳闻。为抵消革命党的影响，约束舰上官兵，他决定“厚贿海军”,并立即派人到交通银行提现金十万，分别运往两舰，还答应在事成后“许以一百万元犒赏费”^[19],并以封官许愿相诱，促两舰官兵立即攻击“肇和”。
“应瑞”、“通济”舰上革命党人接到“肇和”的信号，本想立即响应，但又顾虑舰中将士意见不一，便继续在舰内说服官兵，动员举义。正在这时，上海当局的大批贿款运到，舰中气氛顿时为之一变。一些原已答应响应起义的官兵得到厚贿，又垂涎于今后的高官厚禄，纷纷改变主意，转而赞成攻击“肇和”。革命党人虽竭力从中阻拦，但经不起金钱利诱的官兵占了多数，革命党人也就无能为力了。
6日拂晓4时许，“应瑞”、“通济”两舰突然发炮，向“肇和”猛攻。正在静等两舰响应的“肇和”舰，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急忙发炮还击。但由于慌乱，多数炮弹都未能命中敌舰。战斗持续将近一小时，“肇和”屡屡中弹，舰上死伤枕藉。杨虎打算将舰开出吴淞口，避其锋芒。但起义人员不懂电气起锚法，无法开船，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据守“肇和”应战到底。此时“肇和”前身起火，锅炉房又被“应瑞”的炮弹击中，锅炉炸裂。杨虎见败局已定，不得不下令弃舰撤退。杨虎等凫水脱险，舰上陈可钧等数十人因伤势严重，行动不便，被袁军捕获，英勇就义。义军仅存的一支力量也被击溃，“肇和”起义失败了。
起义虽然很快失败，但“肇和”军舰鸣炮发难，举国震惊，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肇和”之役给了袁世凯及其帝制追随者一个打击。起义刚刚结束，全国各大报即纷纷发表评论。12月8日，《申报》指出：“上海事件突发，帝政问题之进行大受影响，今后帝政热心者之运动，不问取何手段，必含危险，须加注意，此一般之观测也。”^[20]《神州日报》载济南来电说：“上海乱事之警报传来，此间大受影响，尤以附和帝制者经此意外之反动，颇为震骇。”^[21]《中华新报》在起事的第二天，即发表了《沪乱与帝制》的社论，指出：“沪上有乱，在当局心目中最所深恐。”^[22]号召人们奋起讨袁。全国舆论鼎沸，对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和压力，使他们感到日益被国人唾弃而惶惶不安。袁世凯唯有一再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防查，毋稍疏忽”^[23],以掩盖其内心的恐惧，为其追随者壮胆。
其次，“肇和”之役暴露了袁氏军心浮动，内部虚弱，并显示出反对帝制已是人心所向，增强了人们对讨袁的信心。虽然袁世凯在淞沪一带密布重兵，海军主力一半以上亦在附近，但革命党人仍能在敌人全力防守的重镇组织起义。起义初发，革命党人登上海军的主力战舰，舰上官兵立即响应，调转炮头，向制造局开炮。可见袁军内部多数官兵亦痛恨帝制。
再次，“肇和”之役向列强揭穿了袁氏所谓帝制运动出于真正民意的谎言。11月20日，袁世凯刚刚演完一幕“国民代表大会”全体投票赞成“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的丑剧。未及数日，“肇和”之役爆发，使真相大白。《中华新报》发文对袁氏假托民意的做法，进行了尖刻的讽刺。文章指出：“政府答复五国警告，谓帝制运动出于真正民意。若逆民意，必生内乱。今则此次动乱之生，实由帝制运动当无疑义。不知政府又何以答外人？”^[24]外报也为此发表评论说：“协约国前致袁总统之劝告，苟欲证明其言之正当，则今之事变可为充分之物证矣。”^[25]
“肇和”之役在全国反帝制斗争中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孙中山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26]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在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黑暗统治下，唯有中华革命党首举讨袁义旗，孤军奋战，虽屡起屡败，而志不稍衰。它先后发动起义四十余次，这些起义虽然由于脱离群众、有冒险盲动的弱点，没能从根本上动摇袁氏反动统治的根基，但在国内重新点燃讨袁的火种，“渐以拥护共和，反对谋帝之义灌输于各省人民之中，而促以实行”^[27]。他们作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鼓舞和激发了国内人民的反袁斗志，加速了进步党人的转变。在整个反对帝制的斗争中，中华革命党人的倒袁先锋作用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