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 [法国]莫泊桑

【作品提要】

法国西北部哈佛尔海港达佛朗司家有老兄弟两个，哥哥菲利普是个小职员，弟弟于勒是个浪荡子。于勒把自己所得的遗产花光了，又花了哥哥一些钱，因而被家里的人看不起，被送到美洲去碰运气。过了些时候，家里接到他的信，说他在那里做生意赚了钱，并且打算发了财就回法国跟哥哥同住。于是哥哥、嫂子把于勒看成了全家的“希望”和“福音”，天天盼着他回来。已经二十六岁还找不到人家的菲利普的二女儿，也由于他发财的消息找到了对象，马上要结婚。菲利普带着将要结婚的女儿、女婿和全家坐船到附近一个英属小岛——哲尔赛岛去旅行，在船上无意中发现了于勒。从旁打听，知道他在美洲阔了一阵之后重又潦倒落魄下来，沦落成一个穷光蛋，后来被这艘船的法国船长带回来，在船上靠摆摊子卖牡蛎过日子，跟讨饭差不多。哥哥、嫂子一见大为惊慌，生怕被这个倒霉的弟弟看见，在新女婿面前出丑，更怕他再回家来吃他们。他们急急忙忙躲开了日夜盼望的“福音”，带着幻灭沮丧的心情溜回家去。

【作品选录】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讨钱。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夫朗什竟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我感到很惊奇。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穷汉使我回想起了一件事，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念念不忘，我这就进给您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家庭原籍勒阿弗尔，并不是有钱人家，也就是勉强凑合罢了。我的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她常常找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一些含蓄、恶毒的责备话发泄在我的父亲身上。这个可怜人这时候总做出一个手势，叫我看了心里十分难过。他总是张开了手摸一下额头，好像要抹去根本不存在的汗珠，并且总是一句话也不回答。我体会到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日用品，和店铺里铺底的存货。姐姐们自己做衣服，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还要在价钱上讨论半天。我们日常吃的是肉汤和各种做法的牛肉。据说这又卫生又富于营养；不过我还是喜欢吃别的东西。我要是丢了钮子或是撕破了裤子，那就要狠狠地挨一顿骂。

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防波堤上去散步。我的父亲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套着手套，让我母亲挽着胳膊，我的母亲打扮得五颜六色，好像节日悬万国旗的海船。姐姐们总是最先打扮舒齐，等待着出发的命令，可是到了最后一刻，总会在一家之主的礼服上发现一块忘记擦掉的污迹，于是赶快用旧布蘸了汽油来把它擦掉。

我的父亲于是头上依旧顶着大礼帽，只穿着背心，露着两只衬衫袖管，等着这道手续做完；在这时候，我的母亲架上了她的近视眼镜，脱下了手套免得弄脏，忙得个不亦乐乎。

全家很隆重地上路了。姐姐们挽着胳膊走在最前面。她们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所以常带她们出来叫城里人看看。我依在我母亲的左边，我父亲在她的右首。我现在还记得我可怜的双亲在星期日散步时候那种正颜厉色、举止庄重、郑重其事的神气。他们挺直了腰，伸直了腿，迈着沉着的步伐向前走着，就仿佛他们的态度举止关系着一桩极端重要的大事。

每个星期日，只要一看见那些从辽远的陌生地方回来的大海船开进港口，我的父亲总要说他那句从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就在这条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我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是全家唯一的希望，而在这以前曾经是全家的祸害。我从小就听家里人谈论这位叔叔，我对他已是那样熟悉，大概一见面就能立刻认出他来。他动身到美洲去以前的生活，连细枝末节我都完全知道，虽然家里人谈起他这一段生活总是压低了声音。

据说他当初行为很不端正，就是说他曾经挥霍过一些钱财，这在穷人的家庭里是罪恶当中最大的一种。在有钱人的家里，一个人吃喝玩乐无非算是糊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呼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家庭里，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儿，那他就是一个坏蛋，一个流氓，一个无赖了。

虽然事情是一样的事情，这样区别开来还是对的，因为行为的好坏，只有结果能够决定。

总之，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减少了我父亲所指望的那一部分。

按照当时的惯例，他被送上一只从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商船，到美洲去了。

一到了那里，我这位于勒叔叔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点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在我的家庭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于勒，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好人，有良心的人，达夫朗什家的好子弟，跟所有达夫朗什家的子弟一样公正无欺了。

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他已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

两年后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说：

我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一次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的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勒阿弗尔的。我希望为期不会太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一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

果然，十年之内于勒叔叔没有再来过信，可是我父亲的希望却在与日俱增；我的母亲也常常这样说：

“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

于是每个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向上空喷着蜿蜒如蛇的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的时候，我父亲总是重复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就在这条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简直就像是马上可以看见他手里挥着手帕叫喊：

“喂！菲利普！”

叔叔回国这桩事十拿九稳，大家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于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置一所别墅。我不敢肯定我的父亲是不是已经就这件事进行过商谈。

我的大姐那时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她们还没有结婚，全家都为这件事十分发愁。

后来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一个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年轻人下决心求婚，不再迟疑，完全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的缘故。

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婚礼之后全家都到泽西岛去小游一次。

泽西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地点，路并不远；乘小轮船渡过了海，便到了外国的土地上，因为这个小岛是属于英国的。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钟头，就可以到一个邻国去看看这个民族，并且研究一下在大不列颠国旗覆盖下的这个岛上的风俗，那里的风俗据说话直率的人说来是十分不好的。

泽西岛的旅行成了我们朝思暮想，时时刻刻盼望、等待的一件事了。

我们终于动身了。我现在想起来还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事： 轮船靠着格朗维尔码头生火待发；我的父亲慌慌张张地监视着我们的三个包袱搬上船；我的母亲不放心地挽着我那未嫁姐姐的胳膊。自从二姐出嫁后，我的大姐就像一窝鸡里剩下的一只小鸡一样有点丢魂失魄；在我们后边是那对新婚夫妇，他们总落在后面，使我常常要回过头去看看。

汽笛响了。我们已经上了船，轮船离开了防波堤，在风平浪静，像绿色大理石桌面一样平坦的海上驶向远处。我们看着海岸向后退去，正如那些不常旅行的人们一样，感到快活而骄傲。

我的父亲高高挺着藏在礼服里面的肚子，这件礼服，家里人在当天早上仔细地擦掉了所有的污迹，此刻在他四周散布着出门日子里必有的汽油味；我一闻到这股气味，就知道星期日到了。

我的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很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撬开牡蛎，递给了两位先生，再由他们传给两位太太。他们的吃法也很文雅，一方精致的手帕托着蛎壳，把嘴稍稍向前伸着，免得弄脏了衣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喝了进去，蛎壳就扔在海里。

在行驶着的海船上吃牡蛎，这件文雅的事毫无疑问打动了我父亲的心。他认为这是雅致高级的好派头儿，于是他走到我母亲和两位姐姐身边问道：

“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我的母亲有点迟疑不决，她怕花钱；但是两位姐姐马上表示赞成。我的母亲于是很不痛快地说：

“我怕伤胃，你买给孩子们吃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

然后转过身对着我，她又说：

“至于约瑟夫，他用不着吃了，别把小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我母亲身边，心里觉得这种不同的待遇很不公道。我一直望着我的父亲，看见他郑重其事地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向那个衣服褴褛的老水手走去。

先前的那两位太太已经走开，我父亲就教给姐姐怎样吃才不至于让汁水洒出来，他甚至要吃一个做做样子给她们看。他刚一试着模仿那两位太太，就立刻把牡蛎的汁水全溅在他的礼服上，我于是听见我的母亲嘟囔着说：

“何苦来！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多好！”

不过我的父亲突然间好像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着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突然他向我们走了回来。他的脸色似乎十分苍白，眼神也跟寻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

“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样像于勒！”

我的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

“哪个于勒？”

我的父亲说：

“就……就是我的弟弟呀……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美洲，有很好的地位，我真会以为就是他哩。”

我的母亲也怕起来了，结结巴巴地说：

“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可是我的父亲还是放不下心，他说：

“克拉丽丝，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你亲眼去看看。”

她站起身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都是皱纹，眼睛始终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

我的母亲回来了。我看出她在哆嗦。她很快地说：

“我看就是他。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吧。可要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缠上咱们！”

我的父亲赶紧去了，我这次可跟着他走了。我心里感到异常激动。

船长是个大高个儿，瘦瘦的，蓄着长长的颊须，他正在驾驶台上散步，那不可一世的神气，就仿佛他指挥的是一艘开往印度的大邮船。

我的父亲客客气气地和他搭上了话，一面恭维一面打听与他职业上有关的事情，例如： 泽西是否重要？有何出产？人口多少？风俗习惯如何？土地性质如何等等。

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他们谈论的至少是美利坚合众国哩。

后来终于谈到我们搭乘的这只船：“快速号”，接着又谈到船员。最后我的父亲才有点局促不安地问：

“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看上去倒很有趣。您知道点儿这个人的底细吗？”

船长最后对这番谈话感到不耐烦了，他冷冷地回答：

“他是个法国老流浪汉，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国。据说他在勒阿弗尔还有亲戚，不过他不愿回去找他们，因为他欠着他们钱。他叫于勒……姓达尔芒什，或者是达尔旺什，总之是跟这差不多的那么一个姓。听说他在那边曾经一度阔绰过，可是您看他今天落泊到了什么地步。”

我的父亲脸色煞白，两眼呆直，嗓子发哽，说：

“啊！啊！好……很好……我并不感到奇怪……谢谢您，船长。”

他说完就走了，船长困惑不解地望着他走远了。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神色是那么张皇，母亲赶紧对他说：

“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

他一屁股就坐在长凳上，嘴里结结巴巴地说着：

“是他，真是他！”

然后他就问：

“咱们怎么办呢？……”

我母亲马上回答：

“应该把孩子们领开。约瑟夫既然已经全知道了，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千万要留心，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

我的父亲好像吓傻了，低声嘟哝着：

“真是飞来横祸！”

我的母亲突然大发雷霆，说：

“我早就知道这个贼不会有出息，早晚会再来缠上我们！倒好像一个达夫朗什家里的人还能让人抱什么希望似的！”

我父亲用手抹了一下额头，正如平常受到太太责备时那样。

我母亲接着又说：

“把钱交给约瑟夫，叫他赶快去把牡蛎钱付清。已经够倒霉的了，要是再被这个讨饭的认出来，在这船上可就有热闹看了。咱们到船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

她站了起来，他们在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以后，就走了。

我的两个姐姐等着父亲不来，正在纳闷。我说妈妈有点晕船，随即问那个卖牡蛎的：

“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我真想喊他：“我的叔叔。”

他回答：

“两个半法郎。”

我把五法郎的银币给了他，他把找头找回给我。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贫困衰老的脸，满面愁容，疲惫不堪，我心里默念道：

“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半个法郎的小费，他赶紧谢我：

“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先生！”

说话的声调是穷人接到施舍时的声调。我心想他在那边一定要过饭。

两个姐姐看我这么慷慨，觉得奇怪，仔细地端详着我。

等我把两法郎交给我父亲，母亲诧异起来，问：

“吃了三个法郎？……这不可能。”

我用坚定的口气宣布：

“我给了半个法郎的小费。”

我的母亲吓了一跳，瞪着眼睛望着我说：

“你简直是疯了！拿半个法郎给这个人，给这个无赖！……”

她没有再往下说，因为我的父亲望望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

后来大家都不再说话。

在我们面前，天边远远地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泽西岛了。

当船驶到防波堤附近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 我想再看一次我的叔叔于勒，想到他身旁，对他说几句温暖的安慰话。

可是他已经不见了，因为没有人再吃牡蛎： 毫无疑问，他已回到他所住的那龌龊的舱底了，这个可怜的人啊！

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号船，以免再遇见他。我的母亲一肚子心事愁得了不得。

我再也没见过我父亲的弟弟！

今后您还会看见我有时候要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给要饭的，其缘故就在此。

(赵少侯译)

【赏析】

俗话说“文似看山不喜平”，对于一部短篇小说来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尤为重要。莫泊桑深谙这一点，在小说情节的安排上疏密有致、详略得当、一波三折。在于勒出场前，作者先是通过几个细节描写表现了菲利普一家拮据的经济状况：“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日用品”;“姐姐们自己做衣服，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还要在价钱上讨论半天”。生活的窘迫使于勒成了他们家的救命稻草，他的来信成了家里的福音书，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于是一家人每个星期日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去迎候于勒。那么于勒有没有回来呢？作者故意留着这个悬念，转而叙述起于勒的生平来，故事发展的节奏舒缓了下来。然后又叙述起看似无关正题的二姐的婚事以及泽西岛的旅行来，正吊得读者的心开始痒痒的时候，终于又回到了故事的主线上。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在为最后的高潮的到来做铺垫。于勒行为不端被送往美洲，赚了钱后写信回来说要补偿哥哥的损失，这封信又促成了二姐的婚事，而这桩婚事又为全家人到泽西岛旅行，最终碰到于勒埋下了伏笔。一张一弛当中，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故事的高潮出现在船上，菲利普发现卖牡蛎的老头很像自己的弟弟于勒，这正如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立刻激起了阵阵涟漪，气氛随着菲利普夫妇的心情一起变得紧张起来。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谁也不曾想到，让全家人日夜期盼、朝思暮想的于勒又一次陷入了贫困的深渊，沦落到在船上卖牡蛎的地步。这个事实对菲利普夫妇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十年的等待、美好的憧憬全都化作了泡影。害怕于勒像当年一样缠上他们，气急败坏的菲利普夫妇选择了逃避，回家时转搭了另外一条船。小说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但是作者却能在这么短的篇幅内，将它处理得曲折跌宕并且不露丝毫人为的痕迹，这确实是需要很高超的技巧的。

小说的标题是《我的叔叔于勒》，但事实上于勒在小说中基本上处于不在场的位置，他没有自己的话语，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都是来自别人的叙述。在小说中，于勒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出现，他是金钱的代名词。他在哥哥嫂嫂心目中的地位的高低变化完全取决于他财产的多寡。当初他挥霍无度，逼得父母动了老本儿，被认为是“全家的祸害”;他在美洲做生意赚了钱后，则被尊为“全家唯一的希望”。在菲利普夫妇的眼里，于勒始终没有作为一个人存在过，他们对待于勒的前后态度的转变都是因为金钱，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于勒是一个人，是他们的亲人。从菲利普夫妇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超越道德、超越亲情，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有钱时，于勒就是“正直的好人”、“有良心的人”、“有办法的人”，没钱了，就变成了“贼”、“讨饭的”、“无赖”，对于勒态度变化之快令人瞠目，真赶得上“变色龙”了。小说通篇没有一句对菲利普夫妇的正面评价，但是小说的每一行文字中却又分明透露着作者的价值判断。看完小说，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可以在自己的脑海里清晰地勾画出菲利普夫妇的形象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资本主义金钱社会，菲利普夫妇这样的人绝不会是个别的。当整个社会都疯狂地崇拜和追逐着金钱的时候，人性的力量就变得脆弱至极。我们始终都生活在物质的社会中，金钱和人性的交锋从来没有停止过。在现代社会，人性在金钱面前是否依然脆弱得不堪一击？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和警惕的问题，这也是这篇小说到今天为止依然具有的现实意义。

《我的叔叔于勒》篇幅虽然短小，但是在艺术上却颇有成就。莫泊桑非常讲究小说的谋篇布局，他的小说往往看上去平淡无奇，事实上却蕴涵深意。这篇小说也是一样。小说一开始，叙述者“我”讲述了自己的朋友约瑟夫把一枚五法郎的银币给了一个乞丐，这件事令“我”非常惊奇。事实上，读者也非常惊奇，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令约瑟夫如此慷慨。于是叙述者顺理成章地把叙述权交给了约瑟夫，这一个开头可以看作是小说的引子，小说的主体部分是约瑟夫的叙述。虽然讲述这个故事时，约瑟夫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故事发生时，他还只是一个小男孩。一般来说，第一人称叙述有两种叙述视角，一种是站在现在的角度对往事进行回忆的回顾视角，另一种是站在故事发生时的角度进行叙述的经验视角。小说中的约瑟夫选择了他童年时的经验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这不能不说是莫泊桑的刻意安排。因为孩子是最天真无邪的，他还没有受经济社会、金钱关系的影响，只有他眼中的于勒才是“叔叔”于勒，只有他才是站在亲情的角度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当他知道眼前那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就是自己的叔叔时，他的反应和父母的完全不同。他的父亲是“吓傻了”，母亲则是“突然大发雷霆”，像躲瘟疫似的躲着于勒，生怕于勒认出他们来。而约瑟夫则是仔细端详着于勒的脸，心里念着“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后来还想“再看一次我的叔叔于勒，想到他身边，对他说几句温暖的安慰话”。只有他才是发自内心地同情于勒，真心地发出“这个可怜的人啊”的感叹。通过约瑟夫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于勒的外貌，“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贫困衰老的脸，满面愁容，疲惫不堪”，这饱含深情的文字，和他父母对待于勒的态度，两相比较，怎能不令人动容？用孩子纯真的眼睛来揭露成人世界的丑恶更加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小说的细节描写也非常出色。通常只是淡淡的几笔，简单的线条勾勒，却能把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完美地表现出来。如写到每个星期日去海边散步，一家人总要盛装打扮，“我的母亲打扮得五颜六色，好像节日悬万国旗的海船”;“可是到了最后一刻，总会在一家之主的礼服上发现一块忘记擦掉的污迹，于是赶快用旧布蘸了汽油来把它擦掉”，这一细节带着些许幽默的色彩，生动地表现了菲利普夫妇明明生活拮据，却又硬要充上等人的可悲又可笑的嘴脸。又如在船上，父亲想示范“文雅”的吃牡蛎的方法时，“他刚一试着模仿那两位太太，就立刻把牡蛎的汁水全溅在他的礼服上”，这一描写同样具有非常突出的喜剧效果，父亲的笨拙，说明他平常也并没机会品尝牡蛎，想表现“文雅”却弄巧成拙。类似的例子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莫泊桑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平淡之中绽放光彩”。希望读者朋友们都能亲自体会到这种奇特的阅读体验。

(杨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