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血案

立宪派为主导的股东会，虽然作出“抗粮抗捐”的决议，但他们对赵尔丰并无太大恶感，并且还计划着在取得某种条件后，相机取消罢市。然而，赵尔丰已接连受到申饬，感到自己地位的危险，他已不想再“为民请命”,而准备采取镇压手段了。再加他周围僚属都与谘议局的议员早有矛盾，拚命地怂恿鼓动，向他输送假情报。赵尔丰相信了“近省有匪勾结同志会，定于十六(阳历9月8日)起事”的捏造消息，遂下了“拿办首要”的决心^[1]。
清廷派端方带兵入川查办的消息传来，立宪派于9月6日举行股东大会，商讨应付办法。有人在会场上散发一种题作《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小册子，被赵尔丰抓住作为口实。其实《商榷书》是以“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共挽时局之危，厝皇基于万世之安”作为出发点的，虽然也有刺痛清政府的话，但它要求以练成的地方武装保护官长，镇压“乱民”;要求斟酌时势，一律开市开课开工，以恢复秩序；要求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扩充军备等等，不过是一种“地方自治”的主张。于是，赵尔丰遂把“隐含独立”的罪名，扣在立宪派人头上。7日上午，他诈请那些头面人物来督署议事。罗纶、邓孝可、江三乘、王铭新、叶秉诚、张澜先到，彭芬续至，再后来的是蒲殿俊、颜楷。这些人一入督署就被捆绑起来，刀枪环立，大有立即“正法”之势。但赵尔丰临时想到须征询成都将军玉昆意见或请其作证，分担责任。而玉昆的态度是以庆亲王奕劻为转移的。奕劻因铁路借款回扣的分配上，对盛宣怀不满，兼因与载泽的矛盾，对处置川汉路问题，阴持消极态度。因此，玉昆对处决“诸绅”表示异议。赵的僚属亦多不同意。赵不得已暂将蒲、罗等人软禁于督署中。但后来又续捕了二人，分别羁押于督练公所与警务公所。有一个高等学堂学生阎一士(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用电话告诉赵尔丰，自认是《商榷书》的作者与散发者，不久即为华阳县所捕。省谘议局副议长萧湘出京回川，9月9日也在武汉被捕。此外，赵尔丰还派出军警包围股东会会场，查封了铁路公司、铁道学堂，以及鼓吹保路的报刊。
蒲、罗等被捕后，尽管赵尔丰马上贴出“只拿首要，不问平民”,“聚众入署，格杀勿论”的告示，但是全城的人民由此更加激动起来。“人心大愤，鬼哭神号。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勿论老幼男女，各出一人”^[2],前去请愿。于是，成千的人立即奔向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蒲、罗。请愿群众把自家门口的光绪牌位揭下来捧在手里或顶在头上，有的还手举着一炷香，表示是和平请愿。走在前面的人群像潮水的浪头一样先涌入督署的辕门，最后的人们，还停留在街心。但是赵尔丰早已准备好了。当人们在呼喊着提出质问和要求的时候，忽然枪声四起，子弹向群众扫射过来。附近街上的卫兵，也开起枪来。顿时辕门内外，秩序大乱。可怜一些手无寸铁的人民，倒在血泊中。满街都是丢下的光绪牌位，断碎的线香和挣脱的鞋子。督署的马队来回驰逐，正纷乱着的人们又被踏伤了一些。当场被打死的，经查明登记的有三十二人，伤者无法统计。但有些家属因怕连累虽死而不敢登记的还有很多人。死难者中有机匠、摊贩、裁缝、学徒、医生、店员、手工业者，等等。当屠杀进行时，赵尔丰下令关闭城门，又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锺在靠近督署的联升巷放火，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以掩盖其杀人暴行。但是赵尔丰的几阵枪声并没有吓倒成都群众，入夜各街保路协会又复鸣锣集众，更多的人群冒雨拥入督署。到9月8日凌晨，证实了被捕诸人未死，才陆续散去。
就在当日，赵尔丰又下令搜查一些被捕者家中的信件；封闭省城外各印刷处所；继续逮捕学生；拆毁街道中心的“皇位台”;强逼商家开市；四门紧闭，城内各街加兵防守。这一天，大雨如注，督署门前昨日被屠杀的群众尸首尚未收去，因此造成一片不忍目睹的惨状。据当时记载：“昨日奔赴南院求情之街正、商民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先皇牌位在手不放。赵帅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先皇牌位本系纸写，经雨冲坏，各尸首内犹执神牌本座，其幼尸仅十三岁云。”^[3]
9月8日这天，赵尔丰还纵兵制造了滥杀近郊民团的事件。先是兵备处总办王棪为邀功造假情报，声称侦悉9月7日、8日乱民将在成都举事。赵尔丰所谓“先发制人”,逮捕蒲、罗，就是相信了这一“情报”。但王棪还把这一假情报预先在近郊民团中散播，并与团绅约定，届时城内有变，即请民团迅速入城协剿。9月7日近郊民团突闻城内枪声大作，城门关闭，以为果然发生“匪”情，于是团队数千人驰往协剿。但苦于不得入内，便分散在附近等候确实消息。谁知天亮以后，大队巡防军突然出城迎击，对准来“援”的民团开枪，先后打散了几支民团队伍，惨杀了许多团丁，然后谎报为“匪党攻城，已被击退”。就这样，王棪的假情报得到“坐实”;蒲、罗等人的“图谋不轨”,也就可以被赵尔丰引此为“佐证”了。然而，也就在这一天，真正要找赵尔丰讨还血债的各路民军直奔成都而来，围城之战开始了。
除上述滥杀近郊民团的事件外，还有一种记载，说明赵尔丰如何更加凶残地造成了成都城外的大血案。即：9月7日督署门前的大血案发生后第二天，“城外附近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多且七十以上者，徒手冒雨奔赴城下。问其来意，谓如罗、蒲等已死，即来吊香，未死即同来求情。赵帅又命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噪，而城外妇女居民遭难投河者尤无数。”^[4]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一面向清廷捏报蒲、罗“逆谋”与镇压经过，要求派兵来川，一面逼令商民开市。但各街铺家坚持不屈，闭门如故。事后赵尔丰还出了一份“拿办首要”的告示，说拿办蒲、罗诸绅，不是为他们争路的事；争路是“迫于一片爱国热诚”,“是极正当的事”,连他自己也“极赞成的”。而蒲、罗等人被拿办是因为他们“借争路的名目阴图不轨”。但是，除了从所谓《商榷书》上罗织几句话外，举不出真凭实据，而《商榷书》是漏洞百出的，不易坐实他们的死罪。因此他又指使尹良、路广锺等伪造了“豫州海柳氏”寄给罗纶的一封信，内有“倡举大义，资助快炮一千支，子弹三万发，劲党二千人”等语；还捏造了“血书”、“盟单”、木质“伪印”、龙袍、玉带等物。准备以此为佐证，置蒲、罗等人于死地。
尽管赵尔丰这样的反动统治者千方百计地要把立宪派的首领们置于死地，但立宪派分子的思想体系却证明自己是“大清的忠臣孝子”^[5]。他们“不惟无作乱之事，抑且无作乱之心”^[6]。在成都被民军包围期间，他们的一些追随者，散布了一首《哭先皇歌词》,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派人物任人宰割的绵羊性格，证明他们与革命党人的思想是有显著区别的。歌词写道：
如今呼天天无路，只有抱着先皇的灵位哭，哭得转就是先皇暗中保护，哭不转我们的命就该呜呼。^[7]
清朝统治者对这样驯服的忠臣孝子也和对人民群众一样举刀相向，他们还能得到什么人的支持呢？立宪派在反动统治者的屠刀下那样的软弱，人民群众当然要抛弃他们而选择革命的道路。历史正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