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文 | 戏曲·高明戏文《琵琶记·糟糠自厌》 |
| 释义 | 戏曲·高明戏文《琵琶记·糟糠自厌》戏曲·高明戏文《琵琶记·糟糠自厌》 (旦上唱)【山坡羊】乱荒荒不丰稔的年岁，远迢迢不回来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烦的二亲，软怯怯不济事的孤身己。衣尽典，寸丝不挂体。几番要卖了奴身己，争奈没主公婆教谁管取？ (合)思之，虚飘飘命怎期？ 难捱，实丕丕灾共危。 (据《古本戏曲丛刊》影明陆贻典钞校本) 高明(1303—1370?)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温州瑞安县人，世居崇儒里柏树桥(今柏树村)。他出身于“师友一门兄弟乐，文章独步子孙贤”的隐士家庭，早年乡居读书，事母至孝。曾跟从江浙儒学提举黄溍受业，感叹于“人不明一经取第，虽博奚为”，乃发愤攻读《春秋》，“识圣人笔削大义”，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了仕途。历官处州录事、绍兴路判官、庆元路推官等。后辞官隐居于宁波城南二十里的栎社，寓居于沈氏楼中，闭门谢客，埋头于诗词戏曲的创作，名著《琵琶记》就是在至正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1365)之间完成的。《南词叙录》记载说：“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可见《琵琶记》的影响和作者声名之盛。 元末高明的名著《琵琶记》，就戏剧文体来说是属于宋元南戏的范畴。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是与北曲杂剧相对而言的专名。它最初起源于南方的温州地区，原名“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据明人祝枝山《猥谈》记载道：“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全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徐文长的《南词叙录》则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可见南戏发源于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之后，经历南宋前期的酝酿，至光宗时(1190—1194)盛行起来，这符合于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规律。 《琵琶记》是高明根据长期流传的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早在南宋前期，以蔡二郎为题材的民间文艺已广泛传唱于城乡各地。又据《南词叙录》透露，《赵贞女蔡二郎》原本的情节是揭发蔡伯喈一旦飞黄腾达后就背亲弃妇，停妻再娶。后来赵贞女上京寻夫，伯喈竟丧尽天良，马踩赵氏，结果他自己遭到惩罚，被暴雷震死。正如京剧的《小上坟》[啰啰腔]唱词所说：“贤慧的五娘遭马踹，到后来五雷轰顶是那蔡伯喈。”整个剧情与《王魁》和《张协状元》相似，都是鞭挞封建士子负心忘本的卑劣行径的。但高明把《赵贞女》改编为《琵琶记》时，把蔡伯喈写成了正面人物，颂扬他是全忠全孝的典型，并把悲剧的结局改成了大团圆。剧中说蔡伯喈原是孝子，同赵五娘结婚后感情很好。戏剧矛盾的原因是： 他本来不肯上京应试，而父亲不从；他考中状元后，牛府招之为婿，他辞婚，而牛丞相不从；他想辞官归里，而皇上又不从。这就是所谓“三不从”或“三被强”，证明“背亲弃妇”是被迫造成的，责任不在男方，这便是为蔡伯喈卫护的主要关目。剧中另一条线索是写蔡伯喈入京后家乡陈留郡遇到了严重的灾荒，赵五娘极其艰难地维持一家的生计，蔡婆和蔡公在饥饿中死去后，赵五娘一路弹唱琵琶词行乞，到京师寻找丈夫。由于牛小姐的贤慧大度，终于使她和蔡伯喈团圆，并得到了朝廷的旌表。由此可见，高明的创作意旨很明显地是借此宣扬封建道德，他在开场的[水调歌头]词中宣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贤妻。”不过，我们在指出其封建性的糟粕的同时，还应看到剧中存在着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是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劳动妇女赵五娘的悲剧形象。剧中通过赵五娘的悲惨遭遇，谴责了科举制度的蠹害人心，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反映了农村遭灾后的惨象，抨击了官吏鱼肉乡民的暴行，突出了元代末年的社会矛盾。另外，《琵琶记》在艺术技巧上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这个戏长达四十二出，但情节的处理却很紧凑密合。作者把京城牛府与乡下蔡家这两条线索的戏剧冲突交错写下来，使丞相府第骄奢豪华的生活与农村百姓的苦难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既映示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又产生了冷热对照的艺术效果。作者对语言的运用也很得体，能照应到各种不同阶层人物的身份，如牛府诸人的语言尚雅，乡村蔡家诸人的吐语俚俗，富于个性，表现在曲词上，也能用浅近的口语描摹出人物复杂的思想感情。王世贞在《曲藻》中评论说：“则成所以冠绝诸剧者，不惟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不见扭造，所以佳耳。”最能见出作者才力的，便是《糟糠自厌》这一出。 《糟糠自厌》是《六十种曲》汲古阁本《琵琶记》的第二十一出。钱南扬根据陆贻典钞本整理的《元本琵琶记校注》则列为第二十出，出目拟为《五娘吃糠》。这是作者刻画女主角心地善良最为感人的一幕。赵五娘是高过于蔡伯喈的正面形象，是全剧的中心人物。在她身上虽然也被作者打上了封建意识的烙印，承受着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的重负，但她作为穷乡僻壤的劳动妇女，仍不失其朴实纯洁的光彩。剧中写她与蔡伯喈成亲后，内心憧憬着一门团聚的欢愉美景。谁知新婚不到两月，丈夫就迫于父命远离家乡去赴试。这不仅打破了她的生活理想，而且丈夫竟把家庭重担压在她身上，一去不返。由于家道贫寒，公婆都已届风烛残年，她穷于应付，难以支撑，这就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线。赵五娘悲剧性格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感人力量，是因为蔡伯喈考取状元被招赘相府后，其家乡农村中发生了大饥荒，伯喈音讯全无，而她却要支持着全家的生计。她典卖了自己结婚时用的衣衫首饰来养活公婆，她顾不得抛头露面，“含羞和泪向人前”去乞求赈粮。在她费尽唇舌讨来的口粮被里正夺去时，她愿意用身上的衣服来调换：“宁使奴身上寒，只要与公婆救残喘。”总之，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无情地摧残着她，可是她却历尽艰辛，毫无怨言，仍千方百计地来维持公婆的生活。但可悲的不仅如此，就是在那样的灾难环境中，蔡婆和蔡公之间还闹矛盾，争吵起来，甚至对她有所猜疑。她痛苦得想投井，蔡公还说她在路上玩耍“闲步”;她把好饭供奉公婆，自己吃糠，而公婆竟怀疑她独享美食。她性格的可贵就在于她虽然遭受非人的待遇，却能默然地忍痛而不改变其对公婆的忠诚和孝敬。《糟糠自厌》中对五娘真情实意、一字一泪的描写，深刻地表现了千千万万中国古代劳动妇女勤恳、坚忍、温顺、善良的优秀品质。这也正是为什么赵五娘的形象能长期活在舞台上而被广大观众同情的原因。在这里，高明的艺术才能和创作方法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和世界观的限制，写出了与人民感情相通的篇章。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比较感人的片断和农村艰苦生活的描绘，正是作者吸取并继承了民间戏文《赵贞女》的精华部分发展而来的。 有一点必须指出，《糟糠自厌》中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性格，决不能看作被封建伦理道德毒化后的奴性，而应视作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美德。她上场唱道：“乱荒荒不丰稔的年岁，远迢迢不回来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烦的二亲，软怯怯不济事的孤身己。衣尽典，寸丝不挂体。几番要卖了奴身己，争奈没主公婆教谁管取？”这表明她在大难临头时，不是只顾个人的安危，而是倾其全力尽责地照料公婆。她自己吃糠时躲避一旁，是怕公婆看见了多生忧烦，这充分显示了她的善良品格。但不料引起了婆婆的怀疑，而且公婆俩还来打探，搜查她吃的是什么？而当公婆看清是糠秕时，惭愧得无地自容，当场昏倒。作者这种波澜曲折、大起大落的情节安排，确是深深地扣人心弦，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和读者，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剧中旦角扮赵五娘，外扮蔡公，净扮蔡婆。蔡婆死后上场的末角，扮的是蔡家的老邻居张广才(张大公)。这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一个淳朴的乡民形象，他古道热肠，助人为乐，具有农民本色。当初伯喈上京赴试之际，他答应帮助照顾其家属。在连年饥荒中，他信守诺言不断地周济蔡家，连自己领到的赈粮也毫不吝啬地分送给五娘，在物质上给予支持。如今忽逢蔡婆身亡，他又挺身而出，帮助蔡公和五娘料理丧事。他对五娘说：“婆婆衣衾棺槨之费，皆出于我，你但尽心承值公公便了。”这表现了邻里间在患难中互相关怀、急人所急的可贵精神，作者于此运用短短几句对白和一个细节描写，就把张大公这个乐于排难解纷的人物写活了。 《糟糠自厌》的语言艺术具有杰出的造诣，除了民间色彩很浓的说白以外，曲文唱词也富有生活气息，极其生动。最为著名的，便是赵五娘吃糠时唱的两支歌曲，正如吕天成《曲品》卷上评论说：“志在笔先，片言宛然代舌；情从境转，一段真堪断肠。”作者在这里运用了双关比拟的修辞手法，写糠皮的春杵、被簸扬，是喻指五娘的遭受磨难，写米贵糠贱、两处分飞，是喻指伯喈高飞和五娘被弃的炎凉世态。而对五娘吃糠苟延残喘的现实描绘，则典型地反映了她凄凉的身世和苦难的境遇。《李卓吾批评琵琶记》对此曾有眉批语说：“一字千哭，一字万哭”，“曲妙甚！ 曲妙甚！ 曲至此，又可与《西厢》、《拜月》兄弟矣。”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载：“闻则诚填词夜，案烧双烛，填至《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花交为一，洵异事也。”这虽属神话传说，但也说明《糟糠自厌》确是《琵到记》中最成功最动人的一出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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