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底无私天地宽，金庸以隐退画出圆满人生

金庸现象的神奇在于金庸的无穷可能性，他既是一个名作家，又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还是一个书生，一个隐士。现在，金庸的内心又有一个声音响起了：“归去吧，归去。”
这是金庸一生的另一个情结：隐退情结。这个情结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困扰金庸了。1972年金庸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已经初具了金庸要隐退的规模。金庸一步步地隐退，现在当他负责的“主流方案”告了一个段落，他已为基本法的起草尽了一份心意之后，金庸真的要隐退了。
1989年金庸宣布辞去草委职务，真是让人大吃了一惊。
有些金庸的政论上的敌人不解地问：“查良镛炮制主流方案，不就是想当行政长官吗？怎么在这个时候就不干了？”
心底无私天地宽，金庸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参政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只是想为国为民尽一分心力而已。金庸绝不恋官位名利，他欣赏的是范蠡和张良，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后，飘然远去。
此时，基本法草案已经被人大常委会通过，金庸亲手设计的“主流方案”将成为未来特区的政制蓝图，金庸这番参政的目的总算达到，总算不枉此行。金庸为自己选择了最佳隐退的时机。但是话说回来，金庸的隐退，又何尝不是对于政治的厌倦和失望心理。
1989年5月20日，在《明报》创刊30周年的庆祝茶会上，金庸宣布，自6月1日起，他将辞去《明报》社长的职务，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庸说：“我年事已高，今年已65岁了，已超过香港一般退休年龄10年，不胜剧繁，退休之念久已存之，希望逐步提升本公司年轻一辈接班，从家长式的管理改为制度化的管理。”
卸任《明报》社长—职，是金庸隐退的一个实质性行动。金庸离职不久，又向外界宣布，他将有意出售《明报》股份。《明报》是金庸一手创办，犹如亲自哺育长大的孩子，其感情非常人所能体会。金庸曾说：“《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金庸解释他卖掉《明报》的原因：
一是自己年事已高，要为报纸趁早作个安排。“趁我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作个长期的筹划，要使报纸、周刊和月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
二是应著名的牛津大学的邀请去做教授级的“访问院士”并讲学。1990年底，牛津大学的星安托尼学院接纳金庸为访问学者，这使他非常高兴。他曾说自己少年时就梦想去牛津大学读书，这次去讲学，算圆一个梦。
三是为《明报》引进资金和活力。
四是追求“无官一身轻”。金庸说：“我的权力欲很淡泊，我觉得‘且自逍遥无人管’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
1991年12月31日，金庸与香港智才集团董事会联合宣布智才收购。《明报》的计划初步实现。
金庸终于彻底隐退了。但金庸对《明报》的买主作了精心的挑选。他说：“我不想收购《明报》的机构纯粹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献身精神和责任感。”
金庸即使隐退，也要先对《明报》负责。
金庸选好了接班人，退休的部署算是基本完成了，从此他可以“且自逍遥无人管”了。
1993年4月1日，金庸一退到底，宣布辞去明报董事局主席之职，从此他不再拥有带给了他光荣与梦想的《明报》。
金庸发表了短文《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宣布他正式彻底退休：

每个人的理想各有不同。对于我，第一个理想是，少年和青年时期努力学习，得到相当知识和技能。第二个理想是，进入社会后辛勤发奋，做几件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的事。第三个理想是，衰老时不必再工作。能有适当的物质条件，健康、平静、愉快的心情和余暇来安度晚年，逍遥自在。第四个理想是，我创办了《明报》,确信这事业对社会有益，希望它今后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对大众作出贡献。

1994年2月底，金庸连《明报》的名誉主席一职也不当了，把明报大厦中自己办公室内的东西搬了一空，真正“一刀两断”。
金庸毕竟是金庸，他一旦决定要做什么事，就一定要做彻底。退休后的金庸，真正过着平平淡淡、自由自在、无牵无挂的生活了。他或是携爱妻去世界各地游山玩水，或是凭兴趣访问讲学，更多的时候是闲居家中，看书、研佛、下棋、听音乐，真是过着神仙一样逍遥的日子。
金庸无悔于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