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家第一 书亦卓然成家

沈曾植出身在书香门第。光绪六年，年届而立的沈曾植进士及第，自此厕身宦途，政事之外专心学问，“当时推为律家第一”;“以书法为余事，然亦刻意经营，竭尽心力。……六十四岁后始专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王蘧常《忆沈寐叟师》,见《书法》1985年第4期)。《清史稿·本传》卷四六九称： “曾植为兼学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对沈曾植广博学识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对沈曾植“方笔翻转，开书学新境界”(沙孟海《书学师承交游姓氏》)的书法艺术成就却只字不提。究其原委，或有以下两点，一是沈曾植一生大部分时间主要治学而以书法为余事； 二是沈曾植书法走的是一条既有违于晋唐前贤法度，又有别于“尊碑抑帖”时风的道路。而我们要说的和加以评价的是，正是这两者才构建起一个书法史上的沈曾植坐标点。明、清之际，“阁体”帖学主流书坛，其间虽有徐渭、张瑞图、傅山、黄道周、倪元璐等标新立异、大抒性情，然终不及赵孟頫、董其昌两家之影响，故积习因存，时弊益重。乾、嘉年间，随着金石考据之学的兴起和大量碑版墓志的发掘，为大批学人提供了一种向残碑野志、吉金断简等取法的机会和实物，学界风气渐转。加之阮元《南北书派论》、包世臣《艺舟双楫》等力倡北碑书法，其后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更是树起 “尊碑抑帖”的大纛，大肆冲决“馆阁体”盛行的时局，书坛面目至此一新。
沈曾植与康有为同时代，且两家交谊颇深。据《康有为年谱》自述： “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徙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事。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可知康有为大名鼎鼎的 《广艺舟双楫》一书，就是在沈曾植促使下写成的。但沈曾植走的却是一条不同于康有为的道路。沈曾植高倡的是“碑帖兼融”,并以自己的博识和创造力为之躬践力行。就连一向自命不凡的康有为对沈曾植的书法也是十分钦佩的，当时有人请康有为书《吴北山墓志》,康有为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结果是康撰文、沈书丹。沙孟海曾说过： “他 (指沈曾植)是个学人，虽然是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他晚年所取法的是黄道周、倪元璐，他不像别人家的死学，方法是用这两家的。功夫依旧用到钟繇、索靖一辈的身上去，所以变态更多。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沙孟海论书丛稿·近三百年的书学》)这是对沈曾植的书法道路和艺术成就的高度概括。郑逸梅先生也说：“寐叟的书法，中年法包慎伯，形神俱到，既而脱颖而出，纯用方笔，取径黄道周，上溯钟繇、索靖、旁参章草及齐魏碑版造像，冶为一炉。”(转引自俞建华《从“书当造乎自然”讲起——兼论沈寐叟的书艺》)。据《寐叟题跋·三希堂法帖跋》云：“光绪壬寅正月，重入都门，过澄云阁，与杜生话旧，携此本归。斜日离离，暮云四合，矮窗展玩，怊怅称晷。桑榆书画之缘，意复从此始耶。持卿记。”可知年过五十的沈寐叟对书画的投入更重。“辛亥革命后，沈曾植思想日趋保守，蛰居上海海日楼中，把全部身心投入了书法艺术和碑帖版本的考证。”(徐润芝《近代杰出书法家沈曾植》,见 《浙江近现代书法研究文集》)关于沈曾植的书法，下面两句话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曾熙认为： “(寐)叟读碑多，写字少。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转引自俞建华 《从 “书当造乎自然”讲起——兼论沈寐叟的书艺》)郭绍虞也认为：“书家有刻意求生者，沈寐叟就是其中特出者，这种生正是恰到好处，所以不涉于怪。”(见王蘧常 《忆沈寐叟师》)可见沈曾植有着自己的追求，有着一种与他人不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