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史

·牛肃·

唐临济令李回，妻张氏，其父为庐州长史，告老归。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临济辱之。误至全节县，而向门人曰：“明府在乎？”门者曰：“在。”张遂入至厅前，大骂辱。全节令赵子余不知其故，私自门窥之，见一老父诟骂不已。而县下常有狐为魅，以张为狐焉，乃密召吏人执而鞭之。张亦未寤，骂仍恣肆。击之困极，方问何人，辄此诟骂？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贱吾女，来怒回耳。”全节令方知其误，置之馆，给医药焉。张之僮夜亡至临济，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数百，将袭全节而击令。令惧，闭门守之，回遂至郡诉之。太守召令责之，怒其误也，使出钱二十万遗张长史以和之。回乃迎至县。张喜回之报复，卒不言其薄女，遂归。

〔选自《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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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张长史听说女儿受了委屈，便怒不可遏地去申斥女婿李回。他一上路就误入歧途，结果没有到达目的地临济县，却进了全节县城。来到县衙便破口大骂，殊不知李回此时至少在五十里以外(唐代县城间距不少于五十里),张翁火气再大，嗓门再高，也惊扰不了女婿的酣梦。而受到惊扰的全节赵县令，突然发现一个陌生的老人在厅前高声喝骂，恼怒中认定这是一只成精的狐狸，于是“密召吏人执而鞭之。”最后是双方都尝到了苦果：错骂人的张翁，受了皮肉之苦；误打人的赵令，既受到上司责骂，又破费了巨额钱钞。说来实在冤枉，因为他们既无违法动机，又无乱纪行为；可也不算冤枉，谁让他们凭臆断行事，造成了不大不小的恶果呢！可见，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仅凭臆测就对事物做出判断和处理，实在害人害己。苏轼在《石钟山记》中对“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人们提出严厉批评，确为真知灼见。
巧妙地安排情节，使矛盾冲突集中，是本篇艺术处理上的突出特点。一个是告老还乡的庐州长史，一个是现任全节县令，他们非仇非友，毫无瓜葛，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作者却将他们“撮合”到一场矛盾中。张怨恨女婿，盛怒之中找错了地方骂错了人；赵笃信邪祟，光天化日下捉住了“狐精”误伤了人。这样把两个人物的荒唐行为巧妙地揉在一起，突出了他们共有的那种思维方式的荒谬。此处手法之巧，效果之奇，令人赞叹不已。
本文善于用三言两语乃至几个字刻画人物。例如写张长史骂错人被打后仍不醒悟，反骂得更加厉害，只用六个字“未寤，骂仍恣肆”——寤：同悟；恣肆：放纵，就把一个固执、傲慢、义气用事的老人形象再现于读者面前。为了表现全节县令赵子余办错了事，应归咎于笃信邪祟，而决非戏弄他人，在张翁讲明白自己情况之后，作者写道：“全节令方知其误，置之馆，给医药”,这些积极的补救措施说明赵不失为一个好人。
本文用语极简，但必要的说明并无缺漏。因而故事虽有离奇之处，却又入情入理，全无破绽。例如交代张“为庐州长史，告老归”,正因老人长年在庐州(即今安徽合肥市附近)为官，刚刚返乡，匆匆赶去找女婿论理，错把全节县当作临济县(全节县、临济县即今山东历城县、济阳县，两县相距很近),便合于逻辑。再如赵县令挨骂下令打张以前，作者有一句铺垫：“而县下常有狐为魅”(为魅：成为精怪),有了这句关于背景的交代，赵县令的“以张为狐”虽然武断，但毕竟事出有因，使读者不致有突兀之感。小说的结尾写李回采取得力措施营救岳父，“张之僮夜亡至临济，告回，回怒，遣人 吏数百，将袭全节而击令”,及至郡太守惩罚了对方，张诉讼获胜，李回将老人迎接到临济县。对岳父如此尊重，如此热情，而鄙视妻子，总觉于理不合，因此，张翁对女婿的怨恨难免臆断之嫌。这样的结尾，有力地加强了作品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