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曰》

(一)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二)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注释〕　 咨(zī)：感叹声，表达赞美之意。　 历数：古代帝王传承的次序。尔躬：你的身上。　 允：真诚。执：坚持，实行。　 “曰”之前应当有“汤”字，汤即商开国之君。以下引文为《尚书·商书·汤诰》之辞。　 予小子：商汤祭天时自称，意为天的儿子。履：商汤的名字。玄牡(mǔ)：黑色公牛。　 皇皇：伟大。后：君主。后帝：这里指天帝。　 帝臣：指夏桀。不蔽：意为不隐瞒(夏桀的)罪行。　 简：阅，这里意为明白。　 朕(zhèn)：自指，意为我。此句是条件句，表示假设。　 以：这里意为责怪。万方：天下四处八方，指天下百姓。　 赉(lài)：赏赐。　 周亲：至亲。自“虽有周亲”至“在予一人”为周武王所说，见《尚书·周书·泰誓》。　 谨：谨慎地检查。权量：指度量衡标准。自“谨权量”三字以下可以理解为孔子的言语。　 修：这里意为恢复。　 说：同“悦”。　 斯：就。　 屏(bǐnɡ)：去除。　 泰：庄重。　 戒：准备。不戒视成：不事先做好准备，而期望立刻成功。　 慢令致期：不及时下达政令，却限期完成任务。　 犹之：同样，反正要。与人：给人物品。出纳：给出。吝：吝惜。有司：负责具体事务的小官吏，这里指负责财务的小官，用以比喻吝啬。

〔鉴赏〕　在《论语》最后一篇中孔子先是总结古代的政治思想。第一章前半部按照历史的顺序，依次引用了古代圣王的话语，这实际是以孔子“述而不作”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政治理念；后半部则提出了孔子的治国大纲。他在政治理念上的继往开来突出地表现于他的爱民思想，具体说来它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首先，富民。尧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尧的继位者舜又将这一教诲传给大禹，《论语》以此强调富民是古代圣王世代相传的政治理念，而“天禄永终”之说则是对统治者的严厉警告，指出不实行富民之策，百姓穷困，会造成失位亡国的灾难性后果。这一理念在孔子提出的治国大纲中得到了反映，它所特别重视的第一、第二条就是“民、食”。而在第二章中孔子又重申了这一理念，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并且把它列为从政必须遵从的“五美”之首。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了富民理念在孔子政治学说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宽和施政。《论语》经常讲到宽容与温和，它们不仅是个人的美好品质，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应有的态度，更重要的还是孔子的基本的政治原则，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意义。宽和施政的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各国实行的苛政这一现实提出的。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因此他竭力提倡宽和的政治以反对严刑峻法和苛捐杂税。在本篇中宽和的政治理念又有了进一步的展开。孔子提出，政策的实施、官役的派遣、法令的执行都不能祸害百姓，都要考虑到百姓的利益。第二章中他主张“择可劳而劳之”，就是选择百姓愿意、能够做的事让他们去做，以为如此才会“劳而不怨”。孔子特别憎恨统治者事先不做好准备，却要求立刻成功；不及时下达政令，却限时要求完成任务，百姓稍有延误，就加以惩罚，孔子愤怒地斥之为“暴”、“贼”。

孔子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又一表现是他对当时的犯人的同情之心。他破除了统治阶级的偏见和世俗之见，不将犯罪行为完全归罪于犯罪的个体，而是从对人的价值的坚定信念出发，寻找犯罪现象的社会、政治的原因。在《颜渊》篇第十八章中他把盗窃归因于统治者的多欲，而在本篇第二章中他又把犯罪行为归罪于统治者事先不对百姓加以教育，甚至提出“不教而杀谓之虐”，这些都流露出孔子对处于苦难中的百姓的深切怜悯之心。

再次，尊重百姓。在第二章中孔子要求具有一定地位和权力的人不可因此而骄人。他们待人的态度要庄重，但不能傲慢。遇到管辖范围内的百姓，不论他们人多还是人少，不论他们的势力大，还是势力小，对他们都不可怠慢。这是要求尊重普通百姓的人格。

最后，执政者要主动承担政治责任。第一章中孔子精心选择的古代文献里远古英明的圣王都主动承担治国中出现问题的罪责。商汤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公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些说法同孔子关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子路》第六章)的思想相一致，因而也反映了孔子的政治理念。后世帝王常有下“罪己诏”的做法，虽然大都是官样文章，徒具形式，但也反映了孔子这一政治理念的影响。当然它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像唐太宗这样一些君主，最终能接受大臣的谏言，反省自身行为，承担政事举措不当的责任，并加以改正，从而形成了国家繁荣昌盛的局面。

此外，“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主张也都是爱民思想的表现，是为了建立和谐社会。虽然这些政策的受惠范围不广泛，但是在孔子看来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总目标，即“天下之民归心”，从而使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得到发挥。

孔子没有提出过民主的政治理念，但是爱民的仁政思想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缺乏民主思想造成的缺陷，减少君主专制主义带来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