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代新风 树百体楷模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开一代之风气，树百世之楷模，与钟繇、张芝并称中国书坛的三大巨匠，受到历代书家的顶礼膜拜。庾肩吾从功力与天然上对他们作了客观的比较：“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 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 (庾肩吾《书品》)也就是说，王羲之功力胜钟而天然过张。孙过庭《书谱》则从书体上说羲之真书胜张而草书过钟：“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由于王羲之功力深邃，天质盖代，备精诸体，尤擅行书，所以生前身后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产生了旷世日久的影响。
王羲之在世之时，其书法就“声华四宇，价倾五都”(虞和 《论书表》)。据说，当时就有人把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桓玄耽玩不能释手，乃撰二王纸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 ( 《虞和 《论书表》)。而且，当时就有人学习、摹仿，造假渔利。王僧虔《论书》说： “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忿，在荆州与都下书云： ‘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张翼书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右军当时不别，久方觉，云：‘小子几欲乱真！’”; “康昕学右军书，亦欲乱真，与南州释道人作右军书货”。从这些记述可知，王羲之的书法当时不仅庾家小儿竞相学习，连朝廷命官也极力摹仿，其乱真的程度连王羲之本人一时都辨别不出。更为典型的是，由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以羲之书为贵，致使当时就有人摹仿他的书法去赚钱，其影响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了。

王羲之 《初月帖》

王羲之去世以后，其书法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衰而复盛的阶段。据《南齐书·刘休传》记载：“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贵之。休好右军法，因此大行”。从王羲之逝世到南齐，约一百多年，世俗开始喜爱王献之的豪放，渐渐冷落了王羲之。南齐刘休的爱好，又使王羲之书法大行其道。及至梁初，由于梁武帝萧衍称赞“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萧衍《书评》),王羲之书法又重振雄风。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亲为《晋书》撰写《右军传赞》,认为只有王羲之“尽善尽美”,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把王羲之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唐太宗的极力倡导，使王羲之书法艺术迅速跨入到一个烈火烹油的鼎盛期，研习王字，成为时尚，朝野仿效，趋之若鹜。首先是刻碑集字。唐贞观二十年(646),李世民以王体行书撰写《晋祠铭》勒石，开行书入碑之先河。唐咸享三年(672),怀仁以王羲之行书集成《圣教序》刻碑，此后竞相仿之，出现集王羲之行书立石者十八家，使王字风韵流播海内。其次是名家辈出，均以王体行书为本。据记载，欧阳询“出于大令”(张怀瓘《书断》),虞世南“远接右军”(《张丑管见》),孙过庭“宪章二王”(张怀瓘《书断》),颜真卿“上拟逸少”(项穆《书法雅言》),张从申则“右军之外，一步不窥”(窦蒙《述书赋注》),或取右军之飘逸，或取右军之遒劲，高峰并峙，波澜迭起，汇成了唐代书法史上辉煌壮丽的图卷。五代值唐末战乱，笔法衰颓，唯杨凝式特立独行，卓然不群，其书法亦由颜真卿、欧阳询而上溯二王，穷极变化，多有所创。宋代苏轼遒厚超拔，米芾沉着痛快，黄庭坚纵横开阖，蔡君谟秀劲典雅，无不近师颜鲁公而远绍右军。元代赵孟頫承逸少之余绪，明朝董其昌接大令之遗韵。此后，由于“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基本上结束了“书不入晋，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讵称逸品”的时代。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相反，那深邃自然的意蕴，不激不厉的风规，勾魂摄魄的魅力，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书家，一直到现代，仍然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