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辉英 油麻菜籽

作者简介 廖辉英，女。1949年生于台湾省台中县。1955年入乌日国民小学就读，以后入台北一女中、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廖辉英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写作。她曾任《妇女世界》的主编，曾在国华、国泰建业广告公司任职，兼任凯美、龙霖建设公司企划部主任和经理，更创办社区报《高雄一周》,任发行人兼总编辑。她学的是文学，却在工商界闯荡15年。她的《油麻菜籽》获1982年第五届“时报文学奖”甄选小说首奖，并于1983年由台湾三大导演合作(万仁导演、侯孝贤编剧、柯一正饰男主角)拍成电影。中篇小说《不归路》获《联合报》中篇小说推荐奖。她的作品篇篇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击中台湾社会要害；写两性情怀，最能抚平现代人的伤口，在台湾公认是社会性最强、共鸣性最大的作家之一。她已出版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油麻菜籽》、中篇小说 《不归路》,长篇小说《盲点》、《落尘》、《绝唱》、《蓝色第五季》、《窗口的女人》、《朝颜》,散文集《谈情》、《说爱》、《自己的舞台》、《心灵旷野》、《咫尺到天涯》、《淡品人生》、《两性拔河》,儿童文学《草原上的星星》等。
内容概要 这篇小说是用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观点写的。我的母亲是一位富有的医生的女儿，并曾在日本的新娘学校念过书，她的艳色和家世，让邻近乡镇的媒婆踏穿了门坎、许多年轻医生铩羽而归。但她终于下嫁了，令人侧目的是，我的父亲既非医生出身，也谈不上门当户对，仅只是邻镇一个教书先生的工专毕业的儿子。据说，医生伯只是看上新郎的憨厚了。我母亲下嫁时，用轿车和卡车载的嫁妆就有十二块金条、十二大箱丝绸、毛料和上好的木器。婚后一举得男——我的大哥，当时，我的父亲23岁，我的母亲21岁。我懂事以后，经常看到父亲横眉竖目、摔东掼西，母亲披头散发、呼天抢地。每当父母失和，母亲便会回娘家去，然后再由白发苍苍的外祖父带着母亲回来。外祖父总是告诫母亲：女人是油麻菜籽命，这也是你的命啊！你自己只有忍耐。大弟出生的第二年，久病的外祖父终于撒手西归。6岁时，我一边上厂里免费为员工子女办的幼稚园大班，一边带着大弟去上小班；在家还要帮妈妈淘米、擦拭满屋的榻榻米、陪大弟玩。妈妈常对她说：“阿惠真乖，苦人家的孩子比较懂事。”有时我觉得哥哥是爸爸那一圈的。有一回，妈妈打他，他哭着说：“好！ 你打我，我叫爸爸揍你！”7岁时，我赤着脚上村里唯一的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时，我跟妈妈说，我要双鞋。妈妈拿着外公给她的东西去卖掉，然后给我买了一双绛红色的布面鞋。那以后，妈妈就经常开箱子拿东西，在晚上去台中。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吃到一块红豆面包，而且接下来饭桌上便会有好吃的菜。升上二年级时，我仍然是班上的第一名，并且当选为模范生。住在同村又同班的阿川对班上同学说：“李仁惠的爸爸是坏男人，他和我们村里一个女人相好，她怎么能当模范生呢？”我把模范生的圆形徽章拿下来，藏在书包里，整整一学期都不戴它，而且从那时起，也不再和阿川讲话。有一晚，妈妈流产了，一直流血，让我去找人。我披上雨衣，赤着脚走出大门。邻居帮忙找来了医生。医生走了以后，邻居说：“今天若无这个8岁囡仔，伊的命就没啦。”那一年的年三十，年糕刚刚蒸好，妈妈正要去杀公鸡，就在这时，家里来了四五个大汉，爸爸青着脸被叫出来。这些人气势汹汹地质问爸爸。原来爸爸在外面搞女人，人家是找来要遮羞钱。那些人走后，没有办法，爸爸又逼妈妈拿出东西，他推着自行车，去变卖东西、当掉自行车去了。我们家在这里实在住不下去了，全家搬到台北。转了学，才发现台北的老师出的功课全是参考书上的。当时参考书一本要十几块钱，大哥是高年级，接近联考，一学期必须买好几种，家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妈妈决定先买他的。可是，每到月底，老师便宣布“明天要交补习费”,当时的行情是三十块钱一个月，有钱的同学交到两百块、一百块不等，到最后，往往只剩我一个没缴。常常，我才交了上个月的，同学们又开始交下个月的了。被老师指名道姓在课堂宣读，和让同学们侧目议论的羞耻，不久就被每次月考名列前茅的荣誉扯平了。那几年，每天早晨等我们起床时，桌上已摆着两碗加盖的刚煮熟的白饭，哥哥碗里是两只鸡蛋，我碗里仅有一只。我嘀咕着：“我怎么不能吃两只蛋？鸡粪每晚都是我倒的，阿哥可没侍候过那些鸡！”妈愣住了，好半晌才说：“你计较什么？女孩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就长到哪里。没嫁的女孩，命好也不算好，将来你还不知姓什么呢？”初中联考，我考取了第一志愿。注册时，爸爸特地请了假，用他的自行车载我去学校。那天中午，爸爸带我去吃了一碗牛肉面，又塞给我五块钱，然后叮咛我说：“回家不要跟你妈说，这个帐记在注册费里就行啦！”初中那年，爸爸对于教我功课显得兴致勃勃，那时他最常说的话就是： “阿惠最像我！”他常常塞给我几毛钱，然后示意我不要讲。日子在半是认命、半是不甘地嘈嚷中过去。妈妈37岁时又怀了小弟。妈妈临盆前，我拿出存了两年多，一直藏在床底下的竹筒扑满，默默递给妈妈。她把生了锈的劈柴刀拿给我，说：“钱是你的，你自己劈。”言未毕，自己就哭了起来。一刀劈下，哗啦啦的硬币撒了一地。我那准备要参加横贯公路徒步旅行队的小小的梦，仿佛也给劈碎了似的。然后，母女俩对坐在阴暗的厨房一隅，默默地叠着那一角钱、两角钱……。初中毕业时，我同时考取了母校和女师。妈说女师是免费的，而且女孩读那么高干什么？有个稳当职业就好。那两年开始父亲应聘去菲律宾工作，有了高出往常好多倍的收入，我坚持自己的意思，母亲最后居然首肯了我继续升读高中。那些年，家里的境况有了好转。妈妈时而叨念着父亲过去不堪的种种，时而又望着他从菲律宾寄来的信和物，半是嗔怨、半是无可奈何地哂笑着。然后，我考取了大学。我仍是傻傻的，不怎么落力地过着日子，既不争什么，也不避着什么。像别人一样，我兼做家教、写起稿子，开始自己挣起钱来。在那不怎么缤纷的大学四年里，我半兼起“长姐如母”的职责，这样那样地拉拔着那一串弟妹。母亲则不知何时，开始勤走寺庙、吃起长斋，做起半退休的主妇了。父亲辉煌的时期已过，回国以后，他早过了人家求才的最高年限，凭着技术和经验，虽也谋定职业，然而，总是有志难伸吧，他显得缺乏长性，人也变得反复起来。经过了苦难的几十年，妈妈仍然说话像劈柴，一刀下去，不留余地，一再结结实实地重数父亲当年的是是非非；父亲，竟也相当不满于母亲无法出外做事，为他分劳的短处，而怨叹忿懑。一个是背已佝偻，发苍齿摇的老翁，一个是做了30年的拮据的主妇，鬓白目茫的老妇，吵架的频率和火气，却仍不减当年，不亚于年轻夫妇。30年生活和彼此的折磨下来，他们仍没学会不怀仇恨的相处。那些年，大哥不肯步父亲的后尘去谋拿份死薪水的工作，白手逞强地为创业碰得头破血流，无暇顾家；很自然的，那份责任就由我肩挑。说起来很幸运，毕业后的那几年，我一直拿着必须辛苦撑持的高薪，剩下来的时间则又兼做了好几份额外工作，陆续挣了不少钱，家，恍然间改观了不少。而母亲也变了，或者仅只是露出她婚前的本性，或者是要向命运讨回她过去贫血的30年，她对一切，突然变得苛求而难以满足。仅仅是衣着便看出她今昔极端的不同。从前，为儿女蓬头垢面、数年不添一件衣服、还曾被误为是给人烧饭的下女的她，现在每逢我陪她去布店，挑上的都是瑞士、日本进口的料子；我自己买来裁制上班服的衣料，等闲还不入她的眼。我总觉得过去那些年妈妈太委屈了，往后的日子难道还可能再给她30年，我做得到的，何必那样吝惜？我总是带上大把钞票，在妈妈选购后大方地付帐。母亲还养成了向我哭穷的习惯，有时甚至还拿出相识者的女儿加油添醋地说嘴，提到人家怎么能干又如何孝顺，言下之意，竟是我万千不是似的。她积聚的私房钱不下数十万，却从不愿去储存银行，只重重锁在她的衣柜的深处；她把钱看得重过一切。她的性子随着家境好转而变坏，老老小小，日日总有她看不顺眼的地方，她尖着嗓门，屋前屋后地谩骂着，有时几至无可理喻的地步。而我也学会了她骂时，左耳进右耳出的涵养，避免还嘴。那十年里，我交往的对象个个让她看不顺眼，有时她对着电话听筒骂对方；有时把造访的人挡驾在门外；我偶然迟归，她不准家人为我开门，由着我站在黑暗的长巷中，听着她传来一句一句不堪的骂语——而我已是二十好几的大人了啊！其实，那么多年，对于婚姻，我也并非特别顺她，只是一直没有什么让我掀起要结婚的激情罢了。母亲一再举许多亲友婚姻失败的例子，尤其拿她和父亲至今犹在水火不容的相处警告我，又是她那一套“女孩是油麻菜籽命”,云云。待我决定结婚时，她一再地说：“好歹总是你的命，你自己选的呀！”婚礼前夕，我盛装为母亲一个人穿上新娘礼服。母亲一手摩搓着白纱，一头仰望着即将降到不可知田地里去的一粒“油麻菜籽”。我用戴着白色长手套的手，抚着她几已斑白的发，我跪下去，第一次忘情地抱住她，让她靠在我胸前的白纱上。我很想告诉她说，我会幸福的，请她放心。然而，看着那张充满过去无数忧患的、确已老迈的脸，我却只能一再地叫着：妈妈，妈妈！
作品鉴赏 油麻菜，是很普通的蔬菜，它的菜籽很轻很小，一副脆弱的模样，但它的生命力特别强旺，不管是沃土或瘠土，它一飘落在上面，就能生根长苗。“油麻菜籽”在这篇小说里，成为充满象征性的主题，以油麻菜籽象征着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像一颗颗油麻菜籽，遍洒人间。这些孕怀着满满爱心与希望的菜籽，带给人世间无限温暖与幸福，有了柔韧的她们，生命才得以永续生存。这篇小说最成功之处，在一个“真”字。真情流露，不玩弄什么写作技巧，就这样平铺直述，依凭着故事本身的感染力量，使读者心不由己，随之悲喜。这篇小说写活了阿惠的母亲，她的倔傲、容忍、委屈、坚毅……,使我们感到她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不是虚构的人物。她并不完美，有着好多缺点，但这反而使我们觉得亲切，因为真正在“活”的人就是这样，常让人既爱且憎，有时甚至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神貌。透过阿惠的眼睛，我们看到一对夫妻的患难之情。在医生伯眼中“老实可靠”的年轻人，与他么女“黑猫仔”婚后，一点也不“老实可靠”。经常“横眉竖目，摔东掼西”,而母亲则“披头散发，抢天呼地”。我们隐约地能读出富家女的骄娇二气。旧式婚姻凭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男家高攀了这桩亲事时，丈夫的心理所感受到的压抑，是可以想像到的。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夫妻之间任何一方不平衡的心理一旦暴露出来，“剧战”自是难以避免的了。作者并没有直接写出父亲的苦衷，但读者多少能体会出一二。他不是不想爱这个家庭和家里的人，甚至包括阿惠的母亲在内，但他可能自卑多于爱情(何况婚前根本没有爱的基础)。从一开始，他在家中一直没有真正的地位(打骂，是表示经济权力之外另一种男性自尊的建立),在经济上一直依赖阿惠母亲的可怜丈夫，种种生活的困窘，引起读者的，与其说是卑视不如说怜悯与同情了。阿惠的母亲在父亲的选择下，她无可奈何地承受了所有未来的横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是“命”,她无法抗拒，也抗拒不了，有了孩子，她更是“一脚门外，一脚门内，迈不开脚步”了。她虽然悲叹自己的歹命，仍坚韧地支持了整个家计，丈夫在她心目里，愈发没有地位，但她仍是关爱他的，他在外拈花惹草，闯了祸，还是靠她典当过了关，为了维持一个家，她几乎牺牲了所有能牺牲的。中国传统妇女的这种心态，成了稳定社会基础——家的最主要的支撑。她的宽容终于换回了丈夫的心和家的安定，含辛茹苦一辈子，她赢得了“全部”——丈夫、儿女与自尊。全篇情节描写的最感人的部分是“母女之情”。母亲流产那一段，以及结尾处阿惠出嫁前夕，母亲依依不舍，阿惠第一次忘情地抱住母亲，抚着她斑白的头发，一再叫着：“妈妈，妈妈！”这一声声呼唤，所蕴含的情感，岂是一支笔所能承载得了的？将30年岁月，压缩在短短一万五千字的篇幅，以一个家庭的变迁，暗合着台湾社会发展的背景，娓娓细说得如此动听，都表现出了作者的才华。不无巧合的是，与《油麻菜籽》发表的同时，台湾文坛另一位青年女作家萧丽红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桂花巷》。《桂花巷》里的女主人公剔红，自小生长在贫苦的渔民家中，一家一意想攀个好亲家，想通过“婚姻”来改变她一生的命运。她和《油麻菜籽》的女主人公一样，她们全都由于一桩婚姻，一个由贫而富，享受一生；一个由富而贫，几乎贫困一生。这两个女性，虽在不同的环境，面对命运时坚韧不屈的态度却有着共同之处，这或许正是中国千百年传统道德在她们身上的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