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是《封神演义》里最牵动人心、惹人喜爱的一个形象。他本是所谓“次生态”神话英雄，跟同类英雄具有几乎同样奇特的经历与技能(请参看萧兵的《中国文化的精英》“卵生英雄”节)。他像商契、周稷、夷羿、赫拉克里斯那样因诞生的神奇而险些被害。“一团红气，满屋异香，有一肉球，滴溜溜圆转如轮”，被李靖“一剑砍去，划然有声，分开肉球，跳出一个小孩儿来”，从此埋伏下并开始了两代人之间的永恒冲突。
哪吒是所谓“灵珠子”化身，原产印度，多见于密宗经典。梵文作Nata，被说成是毗沙门天王的第三子，而天王则跟唐初名将李靖的名字“粘附”或“拼合”起来。像不空所译《毗沙门仪轨》就有他们保护安西城的故事。
后来的笔记、戏曲等的“哪吒”俱多从密宗经典演绎。宋洪迈《夷坚三志》(卷6)《程法师》条说程持“哪吒火球咒”，便有“火球自身出，与黑块(鬼物)相击，久之，铿然响迸而灭；火球绕身数匝，亦不见”，有点儿像“风火轮”。
例如清俞樾《壶东漫录》注意到《太平广记》第92卷“异僧类”讲到“毗沙门天王子哪吒太子”。鲁迅《小说旧闻抄》也有所考据。
元明戏曲里杨景贤《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有杂剧《猛烈哪吒三变化》;无名氏杂剧《叮叮噹噹盆儿鬼》提到“哪吒法”、“黑脸哪吒”等等。
但是这些都极其零散和肤浅。哪吒形象主要是《武王伐纣平话》和《封神演义》的创造。
这个光屁股的孩子完全是中国式的小淘气。他“遍体红光，面如傅粉，右手套一金镯，肚腹上围着一块红绫，金光射目”，说穿了却只是红兜肚。然而它却被神化为“混天绫”，放在水里做浴巾，“把水俱映红了。摆一摆，江河晃动；摇一摇，乾坤震撼……那水晶宫已晃的乱响”。这实在是因为喜爱而引起的夸扬，由“美”所产生的魔力。
他下河洗澡，怒打夜叉，痛骂太子，戏弄龙王，直到跟父亲顶嘴，同师父闹别扭，都无非是带着几分可爱的顽皮，然而却蕴藏着对传统观念的蔑视与反叛——而这正是哪吒性格里最重要、也最可贵的内核。
首先是对“孝”的轻蔑乃至否定。“孝”是中国式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简直可以说“万恶淫为首，百行‘孝’居先”。所谓“孝”。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本来只是原始社会生殖崇拜之扩大，祖灵信仰之延长；然而它一旦跟小农经济结合起来，就成了直到今天还在苟延残喘、疗治又极端艰难的传统惰力。中国小农业的最佳经营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分工合作”，从《诗经·豳风·七月》(周初)的“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到今天都逃不出这个男性家长制“家庭经济模式”。在这种家庭农业里，妇女由于体力相对衰弱，又要负责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劳动，而只能居于辅助地位，男性劳力是最重要的，不然就无法对付那极端繁重的“广种薄收”(北方)或“精耕细作”(南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养老送终，尊亲祀祖，都要倚靠男人，(所以到今天，大多数农家都是不生男孩，誓不收兵，死不瞑目)。这种制度下的财产分割当然也只能是男系单传，只有男性后裔才能保证家庭财富的稳定与扩大；才能招财进宝，娶妇添丁，才能维系家庭的团结与巩固；女儿不过是赔钱货，泼出门的水。这样的家庭当然得保证血统的纯净与延续，不然财产和亲族组织都要崩溃和解体，所以“万恶淫为首”(《封神演义》对妲己的贬责，很重要的是因为她的淫乱)，贞操成为女性的第一生命，所谓“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就为的这个理由。加上与中国特有的“祖先教”互为因果，“神不歆非类”，“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等等观念愈加坚固，“家长制”也从而变得更加神圣不可侵犯。李靖屡次怒骂哪吒，就为的维护这个父权。他一鞭打碎哪吒金身，就是因为痛恨儿子对父权、神权的反叛。哪吒起初也是不反对家长制的，他说：“子作灾殃，祸及父母，其心何安？”既忠诚于家庭的权威，又爱惜父子间的情感，是真实可信的。
这个血统的割断得通过一个残酷的手续——在民俗学上，这该是与“再生”仪式相对的“假死”，它们都得通过“死亡”来进行。所谓“再生”，主要是表示“过继”，即血统的转移，让一位继承人假装死去，然后再从新的母亲胯下或裙底“诞生”出来，就像赫拉克里斯被说成是从天后赫拉的小腿肚里生出来的那样。那么，血统的割断就更得“死亡”一次。然而，这种“假死——再生”在《封神演义》里却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为了捍卫神权君权和父权，玉皇大帝批准杀害李靖全家。哪吒只得“右手提剑，先去一臂膊，后自剖其腹，刳肠剔骨，散了七魂三魄，一命归泉”!于是他和李靖断绝了亲子关系。然而这也暗示：真正的血统也是可以割断的，“内容”能够通过“形式”的转换而改变。“孝”，决不是铁板一块，不可更动。
哪吒以莲花作为“化身”，获得新的生命。莲花，在印度艺术里，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童子忙忙取了荷叶、莲花，放于地下。……真人将一粒金丹放于居中，法用先天，气运九转，分离龙、虎坎，绰住哪吒魂魄，望荷、莲里一推，喝声：‘哪吒不成人形，更待何时！’只听得响一声，跳起一个人来，面如傅粉，唇似涂朱，眼运精光，身长一丈六尺，此乃哪吒莲花化身。”(第14回)这表示哪吒从另一个子宫和阴门里产出，已不再是李靖夫妻的儿子，不必再尽孝道——原来孝道和血统一样也可以通过某种“形式手续”而变更。这显然是神话外衣里一种观念的革命，跟中国人的“孝道主义”是迥然相异的。《西游记》在转述这段故事时似乎还要彻底些。哪吒“运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广大”，接着“要杀天王，报那剔骨之仇”，不大提所谓毁坏金身，而强调“剔骨之仇”，与佛典“舍肉救父”恰相反对，即令李天王倚仗了宝塔，哪吒也没有认父，而是“唤哪吒以佛为父，解释了冤仇”。也可能它依据了别系的民间传说。哪吒剔骨肉还父母的事迹多少有文献根据。宋普济《五灯会元》(卷2)说：“哪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现本身，运大神通，为父母说法。”这是印度人才有的“奇想”，但它是为佛教的肉体“牺牲——奉献”说法，以显示佛徒的慈悲与无欲无念，并没有《封神演义》里所富含的“叛逆意识”。柳存仁先生从佛经里考证出它的来头。《杂宝藏经》里有王子以肉济父母，那是舍己肉以饲奉即将饿死的父母。《大方便佛报恩经》则有鹿母夫人产五百莲叶，下各有男儿的故事，或为哪吒“莲花化身”之所本，也是女阴产子的夸饰。然而它们的宗教说教味都颇浓烈，缺乏《演义》里所潜隐的“客观意义”(或所谓“本文”的、象征层的秘旨)。
这样，在李靖鞭打哪吒金身、哪吒莲花化形之后，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直呼“李靖”，打得李靖落荒而逃。木吒来救，他跟哪吒的一场唇枪舌剑的对话正反映了两种观念的冲突。谁的辈位高，或者，谁的胡子长，谁就掌握绝对的真理与权威，这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基础之上的 “身份社会”的伦理观。然而哪吒和《封神演义》的作者却敢于向这个统治了数千年的传统观念挑战，尽管披上了一层“莲花”编制的甲胄：“〔我〕剖腹、刳肠，已将骨肉还他了，我与他无干，还有什么父母之情！”可谓大胆之至。这也是《封神演义》独到卓越之处，它从意识之深层动摇着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身份社会之根基。
因为封建社会是按照地主一小农的家庭模式来建立其专制统治的。家庭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国家、国家，国是大家，家是小国。“君君”、“臣臣”是按照“父父”、“子子”的范型来建构其永恒关系的。坐在金字塔上的是天之子，君权神授，所以他是全国的大家长，是万民的父亲。臣僚们虽是皇家的奴才，却是民之“父母”，帮助家长治理和镇压敢于不安分的子民。所以玉皇大帝要支持龙王，来夺掉反叛者哪吒的生命。哪吒要拿李靖报仇，“就赶到海岛，也取你首级来，方泄吾恨”，确实是石破天惊之举。所以文殊广法天尊和太乙真人也为之震撼，更始站出来维护旧制度的权威，不但用象征神权和父权的宝塔来镇压哪吒，而且要在行为上、观念上、语言上都让哪吒屈服于家长制的权威之下，因为“既不叫父亲，还是不服”，尽管是以宝塔来维系那随时都可能断裂的“父子之情”，却仍然是反抗者的一种让步，一种妥协。
李靖的宝塔集聚着强权的烈火，但这恰恰证明着强权的脆弱，一旦离开了这摇摇欲坠的权力的支撑物，集神权和父权、君权于一身的封建家长制便一分钟也支持不住。《西游记》第83回有一段很具讽刺意味的描写：托塔抡刀欲砍孙行者，哪吒用斩妖剑架住，叫“父王息怒”。“天王大惊失色。噫！父见子以剑架刀，就当喝退，怎么反大惊失色？”却原来他“因闲在家，未曾托着那塔，恐哪吒有报仇之意。故吓个大惊失色。却即回手，向塔座上取了黄金宝塔托在手间，问哪吒道：‘孩儿，你以剑架住我刀，有何话说？’”就证明着李靖所代表的权威的软弱与可怜。“托塔天王”这个名称倒蛮神气，然而却如此空虚无力。
“宝塔”在印度本来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正如莲花是女阴的意象)，所以能够代表男性和父亲的权力。
据柳存仁等先生考证，不空所译《毗沙门仪仪轨》说：“……昔防援国界，奉佛教敕，令第三子哪吒捧塔随天王。三藏大广智云：‘……〔每月〕二十一日，哪吒与父王交塔日。’”又说：“天王第二子独建常领天兵护其国界，天王第三子哪吒太子捧塔常随天王。”这就是哪吒父子与塔的牵连。不空所译《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也说“其塔奉释迎牟尼佛”，又说他“作甚可畏形，恶眼视一切鬼神势”，这就是所谓“目睛”或“佳目”崇拜，是《封神演义》里许多三眼神人额中灵光纵目的来由之一。这个《护法真言》还说“第三子哪吒捧行莫离其侧”。但是这个宝塔并没有《演义》那象征层次上的民俗意义和哲理。
而且印度材料里没有发现哪吒父子交恶，天王托塔以威慑哪吒之事。可见它是中国民间艺人在口头传说基础上的大胆创造。
哪吒跟李靖间的“代沟”冲突是从神话到小说(尤其是西方文学)的一个永恒的母题。它反映着两种时代、两种观念、两代人的冲突。希腊神话里宙斯杀掉他的父王克诺洛斯就是其典型案例。中国古代也有“禹屠父，启杀母”的传说。大禹化作一条黄龙，从他的父亲伯鲧剖开的肚子里跳出来，可以看做是“杀父”的一种隐晦的说法。大禹不仅在治水方略上跟他父亲冲突，而且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一个新的原则，一个新的观念，一个新的权威。哪吒，从表面上看，虽然没有系统的宣言，并且以妥协告终，然而他的大逆不道，他的果敢决断，却更加明白，更加具体，更加震撼人心。《封神演义》出现于明代观念变革、思想解放之伊始时期，决非偶然。
哪吒、李靖父子间的“代沟”式矛盾，实际上是神话史常见的“英雄神与天帝的冲突”的变种。
上面讲过，宙斯(他跟哪吒同样是“幼子”)篡夺他父亲克诺洛斯的王位，后羿违背上帝(帝俊的天上化身)的意志杀伤为非作歹的河伯等等，都是以“父—子”冲突的形式暗寓着“英雄神与天帝的斗争”的古老母题。弗洛依德曾经根据古希腊悲剧里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把这种母题归结为“俄狄浦斯情意综”，即所谓恋母憎父的永恒“情结”。中国也有学者把民间说部里薛仁贵与薛丁山间的“父子仇雠”看做这种“情结”的曲折表达(参见颜元叔《谈民族文学·薛仁贵与薛丁山——中国的伊底帕斯冲突》，学生书局1975年出版)——其实这个故事倒有点像波斯的《鲁斯拉姆与苏赫布》，史诗《王书》的一节，而后者，有人又把它比拟于《封神演义》里李靖和哪吒间你死我活的“战争”。例如，印度学者索雅奇就认为菲尔多西《王书》跟《封神演义》里的许多人物(特别是鲁斯拉姆与李靖、苏赫布与哪吒)有“显著的相似处”。
弗洛依德说： “儿子们希望取代父亲——神的地位所作的努力逐渐明显。”(《图腾与禁忌》中译本第187页)“神”跟“父亲”在这里是二而一的，象征着传统的威力。这老辈的英雄实在也是一种“原父”。儿子或年青一代的英雄，像后羿、赫拉克里斯、帕修斯和哪吒们对于长辈(通常是父亲或外祖父)的反抗，实际上是人对神或盲目的自然力的一种抗争。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说：“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里指出：“他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中译本第3页)所以哪吒才要反抗父亲，反抗神，反抗玉皇大帝和燃灯道人的意旨。东海龙王敖光骂他：“好大胆泼贼，你黄毛未退，胎毛未干，逞凶将御笔钦点夜叉打死，又将我三太子打死，他与你何仇，你敢将他筋俱抽去！ 这等凶顽，罪已不赦。今又敢在宝德门毁打兴云步雨正神，你欺天罔上，虽碎醢汝尸，不足以尽其辜。”可是在哪吒眼中，堂堂龙王爷不过是条老泥鳅。他也承认，“偶因九湾河洗澡，你家人欺负我，是我一时性急，便打死他二命”，但在他看来，也是“小事”，“就连你这老蠢物都打死了，也不妨事”。说着便乒乒乓乓，“一气打有一二十拳，打的敖光叫喊”不止。他还要揭下龙王的鳞甲，命他变成青蛇儿，随他见父亲。只吓得李靖魂飞天外，“此事愈反加重，如何是好？”
这种对于传统与权威的蔑视和戏弄，充满了喜剧性和幽默感，总是逗得后世读者喜欢不已。就好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最受小孩子欢迎，大人也非常喜欢那样，哪吒以七岁顽童搅得东海翻腾，天宫震荡，父亲、龙王、玉皇都不在他眼里，这怎能不让读者欢笑和叹赏呢？
心理分析学派认为，自由能动的人类有一种掌握、管制、改变客观事物的“本能”，甚至对同类都要如此，人们很难听地称之为“统治欲”，但它是有利于种之生存与发展的。这种本能在动物界就有萌芽，例如雄性在争夺“兽王”位置时总是舍命相扑、当仁不让。平时族众对首领和权威也是承认、服从和恭敬的，只是在心底有所不甘，随时随地都想反扑，都想同样地来“管理”别人。鲁迅先生说过，许多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可怜虫，“统治”起比他更弱的妻儿来，那种凶残和冷酷，比起暴君来都毫无逊色——这就是“统治欲”的低级表现。由于力量对比上的劣势，由于社会规范、道德、习俗、传统的约束，也由于遗传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制约，一般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是服从权威和传统的，尽管在潜意识里企图抗争，反扑，取代，这样也就保持了社会相对的稳定和发展的可能。想“管理”又捞不到“管理”，被统治又不愿意老被统治，要反抗又极难得到反抗的机会，在意识的深层存在这样的冲突(这简直像哪吒这样的顽童的想法)，实在是很痛苦的事情，搞不好还会闹出精神病来，所以，最好不时打开一下“理性阀”，让这种压抑在心头的痛苦有“宣泄”和“升华”的可能，不让它搞得不可收拾。在压抑中挣扎出来，从事科学、艺术等高级创造性劳动，使精神得到满足和解放，就是一条途径。另一条就是欣赏艺术，在“创造性的接受”中满足那被压抑着的潜在的欲望，尝试或“补偿”一下所谓“替代刺激”。亚理斯多德说，悲剧有净化作用，多少跟这种鉴赏心理有关。其实，喜剧也能够宣泄人们的不满，升华人们的“原欲”，净化人们的“孽愿”。人们都喜欢看闹天宫、闹龙宫、闹地府，看到一向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被一只猴子，一个孩子闹得天翻地覆，六神无主，不由得手舞足蹈，心花怒放，就是因为意识深处反抗权威、破坏秩序、渴望变革的欲望得到暂时的宣泄和部分的升华。以上这些说法虽然有缺陷 (例如有时把人混同于动物)，但如果不离开社会条件和背景，还是能够揭示出一些喜剧心理学规律的。何况哪吒的抗争还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喜剧行为”里渗进了悲剧性，所以特别感人，特别能够“净化”人类的心灵，而不像孙悟空故事那样，喜剧性特强(其实孙猴子被压在五行山下也带着些悲剧性)。明代钟惺的评语说：“哪吒顽劣不亚美猴王，而一念忠孝，慷慨、激烈处，有似花和尚、李铁牛。此传固当与《西游》、《水浒》并传。”就多少看出了哪吒喜剧里的悲剧性，点出了哪吒的性格，除了顽皮、天真、活泼、勇敢之外，还带着些鲁莽与刚烈。这也是他不同于孙悟空、红孩儿以及土行孙、杨戬的地方。可见中国古代小说固然颇多“类型”，“类型”中却也颇出“典型”，“共性”里原来也极富“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