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印奇冤郭公传

题“也是道人手著”,六卷五十二回，成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 (1912) 上海书局石印本。

郭继泰生于咸丰壬子年，光绪丙子科中皖省乡试第十九名举人，光绪乙丑会试“首选一等”,以知县签分皖试用，历任灵璧、青阳、东流等县，最后被诬囚禁于当涂县任上，现存的《当涂县志》确载其人。作品首列小传，二至三十六回叙郭公的从政与吏治特别是讯案，三十七回至末叙公被太平府知府汪麟昌密考参革，带着官印进京上控，成了当时的一桩奇闻。
本书塑造人物有自己特色。郭公“秉性刚方”,但并非泥塑木雕般的，也非纯之又纯，清而又清。作者是按照生活的原貌，渗透着自己的褒贬爱憎，对他进行美学评价的。这位不会夤缘逢迎的地方官，正直而又委婉，慷慨而又诙谐，长期浮沉于宦海。儒家典籍的熏陶，“世世积德”的家风的浸习，使他在世风日下、仕途险恶的官场上遵理守法，在与各种恶官周旋与抗争中，表现得正气浩然，言辞铮铮，老辣而又不失大雅。作者对这位县令的言谈举止十分熟悉，每有传神之笔。他依照郭公处理案子的思考、方法，把人物置于公堂、官场、案地、书房的现实环境中，以清正与贪横、勘验辨析与草菅人命两相对照，通过郭公与各色官吏、书办、丁役、案犯的对话，并以对方的反应间接烘托，刻画这一人物的性格。
清末，受赃枉法，滥刑毙命，比比皆是，秉公断案，则阻力甚大。书中写张春梅杀人的胡涂案不了了之后，郭公旋赴局中，“先阅了卷宗，见皆是支支吾吾，不成话讲，心儿想道： ‘此案又怎么办理呢？’ 时周正办受人情托，已预先请假了，钱副办亦良心难昧，说 ‘此案弟也不能问’”,“当提上案来，尚未问了三句话，钱副办乘间已躲到老夫子房儿谈闲去了。公总是爱民心切，性又好胜怕丢人，于是细细讯了半天，其冤惨情形，把些站堂的书差，铁石心肠也都吊下泪来了。”
这件案子，“缘署亳州王懋勋，号弼臣，湖北产也，由左杂捐升知州，外号人称王瞎打，却最会拍马屁，钻营上宪，把结豪绅，颇擅官场之神技，至于贫苦小民，视为仇雠，任作威福。因是案处分甚重，故拿来些不相干的穷民，借以搪塞规避。”郭公初讯回寓所，王瞎打已专程拜谒，向郭打招呼，“说外县儿的公事，总要通融办理呢。”首府联仙蘅提审，郭公陪审一段，对原官王瞎打枉判的揭露，富于典型意义。作者以无所依傍的白描手法，深味人世的笔调，作了详赡翔实的记载：
“迨次日午后，联太尊升坐提犯，公一旁陪审说： ‘上坐的就是大人，你有冤枉尽管据实供来。’那王三年才二十六岁，好体面脱脱一条大汉，听公言却笑嘻嘻回说： ‘大人叫俺说，不打俺么？’公说： ‘你说的无理，为什么不打呢！’王三说： ‘若有理呢？’公说： ‘那自然不打你了。’ 王三于是一五一十，原原本本，供到惨情之处，不特该犯气咽声嘶，就把联太尊也是眼泪直流。王三又说： ‘俺实实受不住刑了，求大人的恩典，早点儿砍了罢。惟人家邓五，家儿尚有妻子，父亲已吓死了，他哥子招急，也吞烟毙命了，大人们积点阴德，救他一命罢。’公曰： ‘邓五不是你扳的么？’王三更声泪俱下，说： ‘俺扳他姓邓的十四五个呢，练总、地保都是他姓邓的，他也是个牌长，平白无故地把俺害成这个样子俺报他一人还多么？ 况俺后头也把他踢了。奈王老大说俺一人不能杀死四命，定要办他的帮凶。人家别位都放了，谁教他无钱呢，他能怨俺么？’ 公问邓五曰：‘你为何自认帮凶呢？’那邓五说： ‘王老大把俺上了架子，香烧鞭子打，又踩上杠子，俺死过了几次，老总们把俺放下来，喷了两口水，俺才犯活来的……’话未话完，联太尊已哭回内宅去了，旋传谕： ‘不必再问了，明日请他原问官来自讯罢。’”
“次日，果然请来王瞎打，让在上座，公与联太尊皆陪坐两边。不料王瞎打只会问一句话，说： ‘你们在本州法堂上怎么供的？’王三说： ‘王老大，还不是你教俺怎么供，俺就怎供么？ 你问俺要刀，俺没有那东西； 你说偷得饭铺儿的罢，俺说不错不错，想起来了，是偷得饭铺儿的。后你传饭铺儿的老板问供，那老板说俺的切面刀一刻也不能离，你怎能偷去呢？你打了那老板二百小板子，说是俺夜儿偷去，你还晓的么？那老板就不敢再言语了。俺不是翻你的供，不过俺吃不起苦，请你早点儿办了罢，好在俺是出门找父亲来，也没有找见，家中再无人结计俺。至人家邓五，王老大你平平心，真不晓的他冤枉么？’只急的王瞎打拦他的言语，说： ‘嗳嗳，你在本州法堂上怎供的？’ 问来问去总还是那一句话。联太尊也悄悄的躲了。公随饬差说： ‘带案下去，改日再问罢。’ 羞的王瞎打无地自容，也只好戴了一副红脸狼狈而跑了。但“嗣公差竣回省，遂悬牌拔署灵璧县事，惟闻邓五、王三，已双双倒毙司牢矣，惨哉！”这里在清官与贪官两类官吏、明判与误判两种审案作风的对比中，郭继泰的性格历历纸上，如见其人，似闻其声。
本书借助办案，反映衙门黑暗，官吏昏恶，这正是清末封建政权的腐朽及其本质所在。书叙郭公在灵璧县任上，一日，擒盗六名，因系邻封凤阳县案，旋备文移知该县。然该县县令符博九避四参处分，因循延宕，数月不差人提犯。俟公亲押凤阳府，经历庄和尚竟立下一条陋规：“非本洋百元，不予收案。”“公怒，当禀见府尊，又被该丁役们挡住说： ‘大人今日求雨辛苦，已睡了。’ 公笑曰：‘大人还活的罢？ 如活的就好了。你们不敢惊动，我去喊他醒来。’ 一边说，一边往里就跑。刚刚走到了大堂暖阁后，忽见庄和尚出来，赶即拦住，且详问曰：‘老兄如此急急，有何要事呢？’公亦故意装作说： ‘弟没有工夫，待请起太尊来，交代了公事，我们弟兄再谈罢。’ 言毕，仍要往前迈步，可吓的和尚不和尚了，那儿还敢再放呢，赶忙说： ‘案子弟已饬收了。’ 公曰： ‘收了么？真是笑话。凤阳县的案子，硬劫往灵璧县要钱，混账东西，何瞎眼如是耶！’庄府经受了此一顿昧心的骂，也无可奈何，只好敷衍些好话罢了。”
“到的次日参衙，太尊王咏霓，号子裳，语公曰： ‘近日道台六姨太太丧了一位女公子，故每遇重犯，必要生法儿搭救其命，借以积些阴德。此案符博九先已求了王观察，观察嘱弟劝劝老兄，不必很认真罢。。’公曰： ‘只要大人们有恩典，卑职绝不邀功就是。’旋随太尊晋谒道宪。王太尊就先把公的话回了几句。王观察笑曰： ‘弟早知道他们山西人性最慈，必好商量。’公曰： ‘只要卑职不是诬良为盗，那就是大人的恩典了。’ 王道台哈哈大笑说： ‘岂有此理么。’”
“嗣公回来本署，幕友等谓曰： ‘花了千余吊赏钱，费了几许的心血，是为’何哉？’ 公笑曰： ‘费此区区，买的地方上安静无事，还不上算么？’”
这段描述有声有色。郭令公的耿介犀利，庄和尚的贪鄙心虚，一个指着和尚骂贼秃，一个刺着痛处出不了声，读来令人痛快。而道台的擅权徇私，太尊的献媚邀宠，县令的渎职求情，与郭公的明从暗讽，也就展现在这公堂以外的谈笑之中了。赇嘱可以屈判，重犯可以轻释，这也是封建衙门的常规，而 “纵盗殃民”、“诬良为盗” 又司空见惯，有时还可颠倒黑白，这正打到了不法官吏的痛处。当作者写完郭公与二王的对话后，补叙一笔曰：“查王道台前署山西布政使，因贪迹败露，被扶宪张香涛奏参遣戌，后夤缘住江督曾忠襄公，开复原官，保授皖北道，仍就贪婪无厌，反欲借强盗以积阴功。讵知天厌其德，不数月而小子又夭毙了。是纵盗殃民，适见其愚之可哂耳。”兜出老底，暴露本性，而郭继泰回答幕友之语，也见出这位循吏的性格，亮出他公正、清明勘案的动机。这样，作品的叙事、记人就又往深处开掘了一步。“存吾华专制世间黑暗之真相”(第四十八回)的创作主旨，借助性格与情节，在这里得到了切实的体现。作者借王夫人之口说： “ 《奇冤传》多载官场现形，伤时触忌。” (第四十九回)作者的胆识，本书的倾向及其客观意义，于此可见端倪。它是以谴责为主，并集公案、传记于一体的，具有这三类小说的内容与特征。
如上所述，本书置人物于尖锐的冲突中，在郭继泰与各级昏官贪官颉颃中，描摹人物的声口气息而造型。试再以郭公以灵璧县知县身份接待上官的一段为例。一日，接得上站递来滚单，有广东的学台过境，系工部右侍郎恽彦彬大人，苏产也，公因赶赴固镇驿，预备一切。不过两天，忽有前站虎丁飞骑奔来，手持得一根马棒，只见了那些办差的丁役们，一言不合，就是乱打，其凶焰比长毛子、捻子还甚。丁役们都支吾不住了，无奈，据实禀公。公遂步至大公馆，见了虎丁，假意儿笑容满面，说：“贵管家，你是要怎么，尽可吩咐他们办理，何须如此混打呢？”那恶仆知公是地方官，更作起虎威来了，说： “你们宿州上站已有规矩了，前站八十元，号头六十元，轿头厨头皆二十四——”剩一“元”字尚未出口，公敢即拦住他的话说：“大爷慢来，我的记性有限，你一口咬个整数罢。若是零零星星，实不会算。”恶仆很机灵，也不敢再讲陋规，就打起官话来了。说： “你可预备满汉酒席么？”公曰： “你要怎么蛮干呢？”“蛮干”、“满汉”音声相类，公故藉以揄揶耳。恶仆尚未醒悟，又连声说是“满汉酒席”。公笑曰：“你说京话，吃酒席，你到底要怎么蛮干呢？”彼小人有何见识，被抵了两句玩耍话，他就急了，说： “俺们的差事，是有勘合的！”公哈哈大笑，说： “你若早如此讲，不就早明白了么？” 当转面语自己的丁役们说： “你们听见罢？ 人家大爷吩咐，照勘合办理就是。”其实兵部火牌上照例只填了三匹马、抬夫十二名而已。那恶仆知不是路，趁间已躲得一边去了。
又有管厨的家人前来禀公说：“他们的厨头要索四十元本洋，否则就要摔碗呢。”公笑了笑，遂又到了大厨房，语那厨司说：“贵厨头，你要摔我们的碗么？实告你罢，若在省城你就全摔了，也算不了甚么事。无奈这儿只有此一桌碗，后头的差事还多呢，倘或短了一个，咱们怎么办呢？费你的神，倒是小心点儿罢。若果打了一个，我当打你二百小板子； 两个就要四百，咱倒照数算就是，你须把心放明白点儿才好呢。”几句话，又抵得那厨子一溜烟跑了。公犹以奴辈们狐假虎威，谅大人必不知情也。不多一阵，恽学台大队人马也到了。公迎入公馆，恭维备至。不料饭毕起节，竟挑剔起轿夫来了，说： “你们是轿夫，可会抬么？若抬的不好，本院定要重责你们呢。”那些轿夫们都是粗人，只吓得面面相觑，不敢做声。公早已恼得发指眦裂了，当即喊了夫头一声说： “来！ 听本县吩咐：好好侍候大人，不然将尔的狗腿责断了！ 至路上如有人打你，你烂了手么？有人骂你，你烂了口么？你听明白否？”夫头答应： “是。”语音未毕，弄得恽学台一副红脸，如同关帝显圣，就是说不出话来了。公却转身与他请了一个安，说：“对不起大人，担戴点儿罢。”旋兴辞而去，赌气也不送他出境了。
这里虎丁的狐假虎威，厨头的籍官要挟，学台的浑摆架势，与郭继泰的义正辞严作了对比映衬，从而表现了他那刚正秉性。记言状行，这就是本书的主要技法。借助这部小说，可以窥探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每每赋予人物以个性化的对话。这种偏重记言的情况可上溯到先秦的史书。而历来被看成是“史余”的小说，自然也仿其体了。我们知道，古人是把记言看得比记事更为重要的。先秦较早的史书，如《尚书》、《左传》、《国语》等，都偏重于记言，闻一多先生说过，中国古代小说不很发达，多少是受了文章偏重记言的影响。即使后来小说发达了，也受这一影响，宋元明清的通俗小说就以写人物对话为主，配上行动描写，本书也不例外。
郭继泰形象的出现有较强的客观生活基础，它是清廷没落而图补天，而更主要的则是嗷嗷待哺的苍生的希望寄托，是以理想人物批判黑暗世界的特定情势与创作意图下的产物。在 “官场腐败，已达极点”的清末，这样的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是不可多得和难能可贵的。比起当时著名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来，它不仅暴露，而且以歌颂为主，把歌颂与暴露有机地溶合在一起，树立强有力的正面形象，压住群小的凶焰，加强正面批判力量，弥补了某些旧现实主义小说的不足，显示了自己的特色。
但是郭继泰系旧时官吏，他虽然吏治清明，关心百姓疾苦，但有时也避不开情面，冲不破官网； 他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但却颇有些迂塞。当清朝覆亡之时，狱友欲率革命军来杀这些王八时，他还信守签命(庙里求签的谶语),被人说成“书愚”;出牢回当涂，尚念专制政体，唏嘘泪下，被夫人笑为“书痴”。可见他是清王朝的忠臣而非贰臣，抱残守缺，大有 “遗老”之风，其保守局限也就可想而知。作者虽然痛恨官场，但却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看不到前往和希望，故使作品结尾落入“弃却红尘”、双双偕隐的无可奈何的窠臼。作者的世界观既然那么陈旧，作品的立意也就有限，它仅是明清这类小说的余波，与李伯元的“无奈遍山遍地，都是这班畜生的世界，又实在跳不出去”(《官场现形记》)的见识相近，只是在王夫人开导郭继泰的 “恐无革命起义，君将老于是乡 (按指安庆监狱)矣”,“近数年童谣云： ‘满洲不亡，是无天理’,君独不闻斯语耶”的话语里，还露出一点破旧的光芒，但较之其后曾朴的 “历代专制君主束缚我同胞最毒的手段”,“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产；赫赫轩孙，是君主的世仆”(《孽海花》) 的鲜明反封建倾向，则大相径庭。
这一长篇小说是部本色小说，不同于虚构作品。它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略施藻绘，结撰成篇，具有质朴之胜与阳刚之美，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力量。但由于本书 “乃系实录公之行状” (第四十八回作者假托的也是道人语),加工和再创作成分少，文学意味还不够浓，因为他对文学虚构和典型化认识不足，作品的艺术开拓自然也受到了限制。
现形官场，涉及人事广泛，作者便采用钩连和联珠的结构方式，逐个引出，自然过渡，既省笔墨，又以各个侧面的互相补充与递进，表现生活的局部与整体。
本书文气自然奔泻，舒展畅达如行云流水。造语圆熟明快而又峭刻诙谐，妙言讽语，随处涌出。篇末每仿旧体，必以诗或俪句作结，每多解颐刺时之语。
要之，从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从思想与艺术，从形象塑造与结构、语言，本书在明清说部中固然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在以掊击官场为主题的谴责小说中，在地域与方言小说中，它委实别秀一枝，可以进入上乘之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