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楚王问》 - 〔战国》楚〕宋玉

〔战国·楚〕宋玉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皇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

“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文选》

〔注释〕　遗行：过失。　属：续。　商、羽、徵均为古代五音之一。刻：减弱。　弥：越。　蕃(fān)：通“藩”。藩篱即篱笆。　鲵：小鱼。　瑰：大。琦：美。瑰意琦行即远大的意向与美好的品行。

卓然特立之人，为什么常会招致世俗的讪笑和非议？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南国哲人庄周，当年在《逍遥游》中曾经探讨过它；“风流儒雅”的宋玉，在对楚王的发问时，亦从切身体验，作出了高傲而潇洒的回答。

宋玉“体貌闲丽”，算得上一位“美男子”；才华横溢，更可在屈原之后鹤立鸡群——凭这两条，恐怕已令楚宫的同僚们嫉妒得眼珠翻白。偏生他又不肯俯仰流俗，常要对时弊、世态说三道四。其辞锋之尖刻，不仅令“登徒子”之辈羞得发窘，有时简直使楚襄王都下不了台。这样的人不被众庶误解，那才怪哩！所以在当时，就有不少人说他坏话，以致连楚王也惊异于“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了。

宋玉的回答很妙。他没有否认人们的“不誉”，相反以“唯、然、有之”三语连声应承——如此坦然地面对众庶的非议，颇出乎读者之意料。而这正显示了宋玉的磊落、潇洒处。接着便是被后世评论家赞为“平空而来”、“络绎奔赴”的两则奇喻。一则是“歌、和”之喻。文中从“郢中”歌唱家所歌曲调的通俗渐趋高雅，说到“属而和者”的由“数千人”急剧降为“数人”，揭出“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的启示。这里，宋玉显然是自比能亢声而歌“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高调者，而将众庶视为只能附和“《下里》、《巴人》”的低能儿——两者的才调本有天壤之别，又怎能企望众人与他同一声气呢？

倘若只是才调不同，倒也罢了。导致人们互不理解的，还有襟怀和志向上的巨大差异。这便引出了宋玉的第二则“鸟、鱼”之喻。这一取譬，全从《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化而为鸟”的神奇寓言化出，不仅思致绮丽，而且笔势夭矫，极富映衬、宕跌之美：状凤凰之高举，则从“九千里”云天，展现其击空翱翔的舒展雄姿；画鲲鱼之遨游，更在西起昆仑、东至碣石(海畔山名)、孟诸(古代大泽)的滔浪万里中，描摹其“暴鬐”直下的伟美巨影。如此雄奇的景象，不正是对高远、壮阔的生活境界的热情赞美么？它表现的是一种多么富于生气的搏云击浪的追求和快乐！由此俯看迷恋于低矮“蕃篱”的小小鷃鸟、混迹于巴掌般泥潭的微细之鲵，其生活境界又显得何其卑琐而可怜！你又怎能与它们一起“料天地之高”、“量江海之大”？

以上设喻，似乎均未对楚王之问正面作答；而且思绪滔滔，大有奔腾飞泻而不可收之势。然而，正当读者为凤鷃、鲲鲵的奇异对照惊嗟不已之际，宋玉突然翻转了笔锋：“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只此一语，便将上文滚滚奔泻的譬喻之澜挽折而回，并挟带着怫郁直上的无限气势，对众庶的非议发出冷峻反诘：“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真是“单笔短掉(转)，不说尽、不说明”，于沸浪逆折中一声断问，戛然而止，这结尾收得多妙！

将世俗之人斥之为鷃、鲵，而视自身为凤、鲲一样的“圣人”，这高傲的答复，很可能被惯于“谦逊”的君子们斥之为“狂妄”，然而，宋玉的回答恰恰深刻地触及了社会人生中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人们的生活追求和道德境界，确实存在着卑俗、高尚之分，狭隘、壮美之别。某些人之所以受到舆论的指摘，并不是犯了什么过失，而是由于他们的“瑰意琦行”，远远超出了传统习俗的狭隘眼界。人们之指摘他们，倒也并非全在于妒忌(这当然不足为训)；在许多场合，往往还是出于对陈规陋习的“真诚”信念——这就尤其令人心寒！

因此，墨子那样“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卓然之行，常被误解为“沽名钓誉”；屈原那样不与污浊同流的高洁情操，亦被贬斥为“露才扬己”。站在潮流前头的人们，总不免有一种苦恼的孤独感，因为他们不仅常须“孤身鏖战”，还须花费许多精力，摆脱世俗非议的羁绊——在后一方面，他们往往极难取胜。在这样的背景下，读一读《对楚王问》，你不仅会惊异于它的行文和辞采，更要佩服宋玉那不为俗议所屈、磊落潇洒的“高傲”了——激流勇进的开拓者，又何须为世俗的非议苦恼？佛罗伦萨大诗人的一句著名格言就是：“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