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崇儒学第二十七 |
释义 | 崇儒学第二十七太宗初践阼①,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②,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③,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④,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⑤,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⑥,稽式⑦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⑧,两边俎豆干戚⑨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⑩,令诣京师,擢以不次⑪,布在廊庙⑫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⑬已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⑭亦增置生员,其书⑮、算⑯各置博士⑰、学生,以备众艺⑱。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⑲、司业⑳、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㉑。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㉒、高丽、新罗㉓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㉔升讲筵㉕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㉖、褚仲都㉗,周熊安生㉘、沈重㉙,陈沈文阿㉚、周弘正㉛、张讥㉜,隋何妥㉝、刘炫㉞,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㉟,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㊱,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㊲、卜子夏㊳、公羊高㊴、穀梁赤㊵、伏胜㊶、高堂生㊷、戴圣㊸、毛苌㊹、孔安国㊺、刘向㊻、郑众㊼、杜子春㊽、马融㊾、卢植㊿、郑玄〔51〕、服虔〔52〕、何休〔53〕、王肃〔54〕、王弼〔55〕、杜预〔56〕、范宁〔57〕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58〕,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59〕庙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60〕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61〕时,有人诈称卫太子〔62〕,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63〕。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64〕,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65〕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66〕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本,随方晓答〔67〕,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68〕,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69〕多门,章句〔70〕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71〕,付国学施行。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72〕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73〕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74〕,董生垂帷〔75〕。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76〕。’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 【鉴赏】 本篇讲述唐太宗通过一系列的举措,规范和推动儒学的发展和兴盛,体现了他崇尚儒学、以儒学治世的治国理念。 中国古代社会在统治策略上的基本特点是: 乱世用法家,治世用儒家。乱世烽烟四起,弱肉强食,需要的是能够迅速带来眼前实利的学说,如三国时曹操就崇尚严刑峻法;社会秩序相对平稳时,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靠儒家,唐太宗就是个具备如此战略眼光的典型。唐太宗出身于将门世家,初不通儒术。唐王朝建立后,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开始尊崇儒术。在秦王之时,唐太宗已经考虑由武功转向文治的问题。武德四年(621年),秦王府设置了文学馆,罗致天下学士。据《唐会要》记载:“秦王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著名的秦王府十八学士即产生于此。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在宴群臣时宣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音乐志》)他开始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行儒术。 在即位后的第二个月,唐太宗就在皇宫正殿左侧设置了弘文馆。弘文馆既是国家藏书之所(聚书20万卷),亦为皇帝招纳贤才之地。唐太宗下令精选天下儒学人才,不仅保留其官职,还使其兼弘文馆学士,可与太宗探讨古代典籍,商议政事。一时集聚了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唐太宗常与其讨论“至夜分乃罢”。唐太宗还下诏让三品以上的皇亲国戚、贤臣良将的子孙到弘文馆学习,意在让后世子孙继续修习儒学。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与王珪的对话,对他确立选拔、任用儒学人才的方针有着直接的影响。《政体》篇和本篇中对此均有记载。《政体》篇中,王珪提到汉朝宰相都精通经典,“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本篇中,王珪还举了一个例子: 汉昭帝时,大臣隽不疑以春秋时期卫国蒯聩的事例,断定了有人假冒太子,从而解除了许多人的疑惑。此事说明公卿大臣应该由通晓经义、懂得古义的人来担任。唐太宗非常赞同王珪的说法,自此百官中“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政体》),多被提拔重用。 同一年,唐太宗下诏在国子监专门设置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其时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和国子博士朱子奢建议,虽然周公尼父皆为圣人,但“庠序置奠”,即开创设立学校、育人方面,则缘于孔子,所以应恢复旧制,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唐会要》卷三十五)。唐太宗听从了建议,确立了尊孔方针。按照旧典仪式,两边陈放“俎豆干戚”,加以顶礼膜拜。这年又广泛征集天下著名儒士,予以破格提升任官,于是“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旧唐书》)。同时,唐太宗扩建了国子监学舍四百余间,增加生员,大力培养儒学之士。一时学习儒学的热潮达到鼎盛,连诸夷酋长都把子弟派来申请入学。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下令在全国各州县设置孔子庙。贞观十一年(637年)“修宣尼庙于兖州,给户二十,充享祀”(《唐会要》卷三十五)。 政事要“引经决定”,必然要在儒家经典的文本与注释上有个标准的范本。但由于经籍年久失修,在流传过程中,文字与注解等都有讹误,“异端蜂起”,于修习儒学不利。针对此种情况,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命颜师古重新考定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旧唐书·颜师古传》),对文字训诂、声韵、校勘等非常擅长,从事此项工作很适宜。颜师古利用秘书省所藏的大量经籍图书,以晋、宋以来古今本为依据对五经悉心考证。待其完成后,唐太宗又令房玄龄集合诸儒,对他的考定详加审议。对诸儒的疑义,颜师古一一引经据典,详细说明,使各位儒生心服口服。太宗对颜师古的学问大为称赞,给予赏赐并授通直散骑常侍一职。贞观七年(633年),颜师古考定的五经被颁布于天下,作为所有读书人学习的教材。五经虽有了定本,但其注释义疏以及分章断句等仍是个问题。自汉以来,各家各派对五经的解释纷繁各异,没有统一标准。于是唐太宗又下令颜师古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大儒,撰写《五经》疏义,共180卷,名为《五经正义》,让国子监作为教材使用。《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颁行,使儒家经典从文本到注释,有了一个钦定标准。平息了儒家内部的争论,也使士人们参加科举考试有了一个统一的课本。从而为儒学的发展和传承作出重大贡献,使得经学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状况,有力地加强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贞观中后期,唐太宗又两次下诏褒扬历代名儒和经学大师,以为示范。贞观十四年(640年)的诏书中,提出对前朝梁、陈、周、隋曾对儒学经书及儒学教育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儒学大师应该加以优待奖赏,以鼓励后学之士,还要寻访他们的后代并报奏朝廷。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对注解经书作出过贡献、且其注解被采用为教材的21名名儒先人表示崇敬,规定太学里凡举行祭祀大典,他们可以配享孔子庙堂。可见,太宗之尊儒重道,是一以贯之的。 尊儒重道,就得提高人们对学习的重视。唐太宗说:“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岑文本回答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人的情趣会随时变化,“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因此勤奋学习是一种美德。君臣均从学习对完善人的本性的角度,对学习作了高度的赞美。 综上所述,唐太宗在寻求治国方略中对儒学的向往及热情提倡,促进了儒学的发扬和兴盛,为重新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贞观君臣也因儒学的复兴,有力推动并最终促成了贞观盛世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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