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引义

借《尚书》之义发挥己见的思想著作。六卷。明清间王夫之撰。成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撰者事迹参见“《船山遗书》”条)。
该书以《尚书》卷次为序，借引申古文《尚书》之义，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文学观点。以议论形式为主，各篇独立，互不相属，但有联系。
第一卷论《尧典》二篇，《舜典》四篇，《大禹谟》二篇，《皋陶谟》一篇，《益稷》一篇。第二卷论《禹贡》、《甘誓》、《胤征》各一篇。第三卷论《仲虺之诰》、《汤诰》、《感有一德》、《高宗肜日》、《微子》各一篇，《太甲》、《说命》各两篇。第四卷论《泰誓》三篇，《洪范》四篇，《成武》、《旅獒》各一篇。第五卷论《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君奭》、《多士》、《立政》、《周官》各一篇，《多方》两篇。第六卷论《君陈》、《顾命》、《毕命》、《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各一篇。
一、在政治方面，王夫之主要论述了“古之帝王，顾大位之将有托也，或命相而试以功，或立子而豫以教”。即论述“命相”的重要性。同时借文王不置相的后患，讥讽明代自朱元璋开始就未设丞相，数传之后，大权旁移，终归亡国的事实。实际是把明代之亡的历史原因归于不设相。他所用的历史依据是“尧在位七十载未有相，变也”。另外王夫之还斥责严刑峻法和恢复肉刑之害，并详论五刑五罚之惨。他说：“五刑之用，性命以残，支体以折，痛楚以剧，而为之名曰‘象’,岂圣人之忍于戕人而徒丑其象哉？”实际是痛斥明代过重于刑罚，摧残人民，以批判明代之政治。其他还有：责张璁、桂萼赖宠逢君；加罪光时亨陷君误国；讽永明王不宜专居肇庆，惮赵桂林等分别借以“论高宗丰昵”、“论平王东迁”和“论周公营建洛都，谓欲安商民反侧”而论述的。
二、在哲学方面，该书评《尧典》中的“钦”、“明”论，借以排斥王氏的“良知”说，评《舜典》中的“玄德”论，则实为辟老子的“玄旨”论。论“人心”、“道心”的主旨，是证实释氏的“明心见性”之误；论“聪明明威”的目的，是破吕不韦的《月令》和刘向等人的《五行传》;论洪范的《九畴》是在于贬低蔡氏之数学；论“知之非艰行之为艰”,揭露朱、陆(朱熹、陆九渊)学术之短。作者自己的哲学思想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如反对陆九渊、王守仁等“吾心即是宇宙”,“心外无物”的宇宙观，利用“能”与“所”之概念，阐述自己对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的见解。他认为，主观意识完全由客观现象引起，只有符合客观现实的认识，才是正确的。该书在论述“知”、“行”关系时，与程朱陆王的“知行合一”、“知先行后”的观点完全相反，认为不论是“知行合一”或“知先行后”,其实质都是“离行以为知”,建立自己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的行、知观。该书认为，行是知的基础，知不能脱离行也不能代替行。该书还指责王弼、韩愈、苏轼、陆九渊、王守仁等人的认识方法是“浮以求明”。认为他们的所谓“自己已认识了世界”,实际是在“根本不去严肃认真地研究和考察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情况下得到的结论。书中说：“杨雄、关朗、王弼、何晏、韩愈、苏轼之徒，日猖狂于天下，而张子韶、陆子静、王伯安，窃浮屠之邪见，以乱圣学。为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渔利赖宠之身，荡闲蔑耻，而自矜妙语。呜呼！求‘明’之害，尤烈于不‘明’,亦至此哉！”
三、在文学方面，该书论述的内容不太多。主要是用哲学观点，以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原则，论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格式、体裁与要领之相互关系，嘲笑韩愈的文章干瘪、贫乏、无内容，认为这样的文章毫无效法之必要。
《尚书引义》代表了王夫之的成熟思想，丰富了中国史学、政治学、哲学及文学内容，具有较明显的辩证法思想。现多数学者认为，该书的思想内容是唯物主义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尚书引义》最早由其子王敔收入《船山遗书》中，现有曾氏本和金陵本。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重新校点了《船山遗书》金陵本，一九七六年据金陵本重版印行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