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复古逆流及祀孔、祭天

随着封建独裁政治制度的确立，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复古思想也迅速流行开来，毒化了中国的政治空气。
二次革命以前，辛亥革命对封建制度的冲击作用还没有消失，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还有相当大的政治势力。因此，在舆论方面，有关民权、法治的宣传一度占有优势，对数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制度和道德习惯的抨击，也是比较尖锐的；以致在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心目中，君主专制和官僚特权都变为非法，政治平等和言论、结社、通讯等项自由在表面上已为人们所公认。封建孔教和等级观念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被否定，孔孟的经典在各级学校中都丧失了特殊地位。社会上，特别是经过革命洗礼的南方各省城镇，反封建礼教的精神一度十分高涨。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体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占着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民国元年、二年间，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从北洋政府建立之日起，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就认定民主主义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他们千方百计地曲解或丑化民主制度，但是开始还不敢直接公开攻击民国，而是用空泛的道德说教作幌子，贩卖封建专制主义的货色，故意把他们看不惯的新现象和清末原有的腐败风气混在一起，说成是民国带来的。在他们看来，民国政局和社会风气比清末更为败坏，其原因主要并不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封建势力继续作祟，也不在于国家贫困衰败，更不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在于人们追求挣脱封建纲常礼教的桎梏。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1]。因此，要“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唯有提倡纲常名教。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2]。在这道恢复礼教的号令鼓舞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以所谓“力挽狂澜，扶翼圣道”为宗旨的尊孔小团体，如上海有孔教会，北京有孔社，济南有孔道会，太原有宗圣会，扬州有尊孔崇道会，青岛有尊孔文社，等等。其中以孔教会的活动最为突出。
孔教会于1912年10月7日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为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姚文栋等。其简章规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目的。次年9月27日，在曲阜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成立总会，并从上海迁到北京，把康有为推为会长，陈焕章担任主任干事，负实际责任。各省成立分会或支会，此外在曲阜设立总会事务所，以衍圣公家族孔祥霖为经理，以张勋任名誉会长。1914年孔教总会由北京迁往曲阜，上海、北京各设一总事务所。孔教会的头目和活动分子很复杂，大体上有如下几种人：一部分是清末的保皇党人，如康有为、麦孟华、陈焕章等；一部分是封建文学名士，如陈三立、王锡蕃、张尔田以及著名的翻译小说家林纾等；另一部分人是清朝遗老，如梁鼎芬、沈曾植等人；还有孔氏家族成员孔令贻、孔祥霖、孔祥柯等。以上这些人大都是前清举人或进士出身，受封建文化熏染最深，又以“卫道者”自命。孔教会自称是一个宗教团体，奉孔丘为教主，诵读四书五经，表面上说是不涉政治，实际上政治倾向十分明显。大多数骨干分子都仇视民国并阴谋复辟帝制。他们反对新思想、新文化，认为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是“礼坏乐崩”,“民德日益堕落，人心日益险诈，党争日益激烈，伦理日益紊乱”,如不挽救，“人类将灭”,“相率而为禽兽”。挽救的办法就是要尊孔读经。1913年8月，当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联合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王式通等人上书国会，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黎元洪、冯国璋、张勋等一些在朝文武要人，也纷纷通电，支持他们的要求。一时闹得全国乌烟瘴气。孔教会的活动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革命党人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其他宗教团体尤为反对，因此国会宪法会议否定了孔教会的无理要求。
袁政府虽然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但对于尊孔读经却是极力提倡的。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说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他还说：“前经国务院通电各省，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应俟各省一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3]。9月3日，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大会，袁世凯特派梁士诒为代表参加，表示鼓励。为祝贺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衍圣公孔令贻应召来到北京，向政府呈献孔氏族谱及前代冠服各物。袁世凯批令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继续享受前代荣典祀典。次年1月24日，政治会议开会，根据所谓“多数国民的意见”,议决祀孔，并制定仪礼，仍沿用前清制度，作为大祀，还要求各地方将所有文庙一律规复尊崇，每县设奉祀官一员，管理庙务和祭祀。接着，袁政府公布崇圣典例，规定衍圣公的荣典和岁俸，孔氏祀田由地方官清厘升科，等等。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曾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历代封建帝王大都利用孔子的学说正君臣之义，巩固专制统治。从宋代以来，孔子又变成封建纲常礼教的化身，享受帝王的祭祀，至清末，其规模仪礼与祭天同。袁世凯把孔子抬出来，目的是要用纲常礼教来束缚人们的思想。他颁布的祀孔告令说：“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幸天心厌乱，大难削平，而黌舍鞠为荆榛，鼓钟委于草莽，使数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之藩篱而维持不敝？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4]最后，他规定每年旧历仲秋上丁，京师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京师由大总统致祭，各省地方文庙，由各省长官主祭。
1914年9月28日，即仲秋上丁，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带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荫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据当时记者报道，袁“跪拜从容，自始至终，绝无稍倦”。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祀孔活动。
在举国祀孔的前后，袁政府还颁发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根据参政院的决议，袁世凯于1914年3月11日公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节妇“可以风世者”,均由政府官吏给予“匾额题字，受褒人及其家族愿立牌坊者，得自为之”。10月27日，参政严复在参议院会议上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建议案》,连署者有梁士诒、王世澂、施愚、王家襄、汪有龄等二十人。该提案主旨是：忠孝节义，久为古人所倡导，应以此四端为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并附有办法六条：“(一)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记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言行足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二)历史上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戏剧，制为图画，俾令人民演唱观览。(三)各地方之忠孝节义祠堂坊表一律修葺整理，以为公众游观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议定一二日，醵资在祠举行祭典及开庙会。(四)人民男妇，不论贵贱贫富，已卒生存，其有奇节卓行，为地方机关所公认，代为呈请表章者，查明属实，由大总统酌予荣典褒章。(五)治制有殊，而砥节首公之义终古不废。比者政体肇更，主持治柄之地，业已化家为官。大总统者抽象国家之代表，非具体个人之专称，一经民意所属，即为全国致身之点，乃纯粹国民之天职，不系私暱之感情。是故言效忠于元首，即无异效忠于国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国家之相乱也。此义关于吾国之治乱存亡甚巨，亟宜广集中外古今学说，剖释精义，勒成专书，布在学校，传诸民间，以祛天下之惑。(六)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撰著，其有关于忠孝节义事实者，宜加编译刊布，以广流传。”此案提出后，参政“多数赞成”,当日咨送政府。袁世凯据此于11月3日下了一道“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对参政院建议“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认为切中时弊。他说：“天下无不可移之风气，即无不可挽之人心，况今环球大通，互相砥砺，将欲合群救国，惟有保存固有之国粹，以发挥天赋之本能。盖自科举末流，习为浮伪，而考据词章之士，又以义理之学为不足观，道德沦丧，小人道长，一二桀黠之徒(指孙中山等民主派),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接着又说：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最后他说，国民既把国家“付托”给他，首先他就要“改良社会”,以忠孝节义四者为立国之精神。他传喻内务部和教育部，按六条办法分别实行，并分咨各省，将此项建议案及告令悬挂于各学校的讲堂，刊印于各课本的封面，“以资警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最后他又警告说：须知“积人成家，积家成国”,“由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忠臣孝子，节义之士；反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乱臣贼子、狂悖之徒。邪正之分，皆由自取”^[5]。
与恢复祀孔制度的同时，袁政府也决定恢复祭天，并由礼制馆制定了《祭天仪礼》,公布了《郊天乐章》。
12月20日，袁世凯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他说：“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亡其礼，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观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民之精神隐相翕合。”根据内务部的呈文，袁世凯命令：“本年十二月二三日为冬至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届时“本大总统敬率百官，代表国民亲诣行礼。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于其治所致祭”^[6]。23日清晨，袁世凯亲自祭天，自新华门至天坛用黄土垫道，戒严净街。袁乘坐汽车，警卫森严，前有步军统领江朝宗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骑马并行开道，后有总统府指挥使徐邦杰保镖，四周大队骑兵前呼后拥，威仪与前清帝王出宫毫无二致。袁至天坛，在更衣殿换上离奇古怪的衣冠，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由跪拜改为多次鞠躬。
在阶级社会里，神权往往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服务。中国历代帝王，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护身符，说他们的特殊地位和权力，都是上承天意，人民只能俯首帖耳地接受奴役，否则便是逆天。袁世凯大搞祭天活动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企图借天来震慑百姓，用神权来对抗民权，把他那不得人心的独裁统治说成是上天神圣意志的表现，谁要反对他，谁就是上逆天理。
但是，由于祀孔、祭天遭到人们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在祀孔令中特别说明，祀孔决非模拟”历代人主，专取其小康学派，巩固君权”,而是取孔学“大同共和之义”,“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敝”^[7]。在祭天令中，他也极力否认“尊天为帝制所从出”。然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表白，实际上是欲盖弥彰。所以从祀孔、祭天之日起，人们都预感到恢复帝制已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