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绝交及其国际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在华势力迅速加强。大战爆发不久，日本就以参战为名，出兵中国山东省，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权益。从帝国主义各国对华贸易来看，自1914年起，英、法、俄、德等国对华输出普遍下降(其中德国的对华输出完全停止),只有日本和美国对华输出猛增。美国因参加世界战争最迟(1917年4月对德宣战),保存了实力，还有力量与日本抗衡和争夺。当时美驻华公使芮恩施多次呼吁本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以抵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1]。
1917年初，美国准备对德宣战，并企图借机加强它在中国的影响。2月1日，美国政府在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命令芮恩施设法运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2]。芮恩施奉命积极开展活动，连日拜访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等，鼓励他们与美国联合，对德国采取行动。此外，总统府的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理循和《远东时报》编辑唐纳德等对北京政府有影响力的外国人，也被芮恩施动员起来，游说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在芮恩施等人的活动下，2月9日，北京政府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一事向德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日本政府获悉美国插手中国对德外交、企图左右中国政局的动向后，迅速改变反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参战。2月上旬，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奉北京政府命令，就中国向德国潜水艇袭击公海商船提出抗议一事，征询日本政府意见。9日，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召见章，表示中国“仅提抗议，于中国地位似非得计，不如即行宣布断绝国交，并不必俟抗议回答；至此次抗议，深惜事前未与接洽，现两国力谋祛除隔阂，深冀中国政府熟考”^[3]。两天以后，本野再次接见章，表示希望中国与德国断交之后，“再进一步加入联合战团”^[4]。13日，本野又派寺内首相的亲信西原龟三再次赴华。西原赴华的主要使命是以同意中国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提高关税和提供参战军费为饵，诱使北京政府立即向德国宣战。为保证西原完成使命，外务省并将对支持中国参战尚抱怀疑态度的驻华公使林权助调回东京述职^[5]。日本报纸对本国政府在中国对德外交问题上的转变作了如下剖析：“日本人士对中国放弃中立，向持异说，即赞成与反对二派是也。反对者谓，中国参战，将于和平会议取一席地，而获与日本对等之投票权，则会议处分青岛等问题时，日本将不利云。斯说也，杞忧而已。良以和平会议关于各国势力消长滋大，发言与投票权视国之强弱而为轻重。故中国虽获投票权，亦不足与日本抗也。即使投票以多数取决，实际上尤有借于外交术，否则仍不能贯彻主张也。”^[6]这个分析是很透彻的。
事实上日本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它一面积极鼓动中国参战，一面与英、法、俄等国进行幕后交易。中国参战是协约国所企望的，日本即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与英法等国达成协议：“保证将来在讲和会议中，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在山东及赤道以北岛屿之领土权利。”^[7]当美国与日本在中国对德问题上产生冲突，阻挠中国参战时，英国和法国，特别是英国坚决支持日本，抵制美国，怂恿北京政府参战^[8]。北京政府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向德国提出抗议后，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对德外交问题上的分歧便很明显地表现出来。2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蓝辛指示芮恩施立即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参加世界战争^[9]。不久，他又进一步要芮恩施向中国政府表示，欧洲战局尚不需要中国参战；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协商之前，“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0]。
美国政府改变支持中国参战的立场，得到总统黎元洪的支持和响应。黎本来就担心段祺瑞在参战的名义下，进一步加强对自己和国会的控制。2月初，芮恩施拜会黎元洪时，黎已表露出这种顾虑^[11]。
段祺瑞为解决扩充军队等问题的财源，在日本的支持和怂恿下，决心立即实行对德绝交，继之以宣战。2月14日，国务院及外交部合电驻日公使章宗祥说：中国方面已决定，一旦发生德国潜艇袭击中立国船只事件，中国即不俟德国回答，对德绝交，并表示绝交后“需费甚巨”,希望联合国(指协约国)准许中国“酌加关税及将庚子赔款缓解或延长年期”^[12]。17日，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对章宗祥表示，日本对加税及缓解赔款两事赞成^[13]。此时，西原也抵达北京，就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条件问题与曹汝霖、汪大燮、陆徵祥等进行磋商，并会见了段祺瑞和特意赶到北京来“研究”对德外交问题的研究系领袖梁启超^[14]。同时，章宗祥也连日在东京与本野谈判中国参战的条件。3月初，段祺瑞等炮制出《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15]。3日，国务会议通过向国会提出的对德绝交咨文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4日，段亲率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交国会通过，并将《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发给章宗祥，与日本政府协商。但是，黎以事关重大，还需慎重为辞，拒绝盖印。段愤怒离去，当晚即宣布辞职并离京赴津。这样就使表面上一度缓和的府院斗争骤然激化。
段祺瑞出走天津后，黎元洪本想借机改组内阁。5日，他请徐世昌、王士珍和赶到北京来磋商外交问题的副总统冯国璋一起到总统府议事。黎元洪请徐世昌和王士珍分别出任总理和陆军总长，但徐、王二人连连作揖，敬谢不敏。冯国璋则自请赴津劝段祺瑞复职。6日，北洋系各省当局又相继打来电报，挽留段“力任艰难”。黎元洪害怕激出事变，只得请冯国璋赴津劝段复职。冯临行前与黎商订了段复职的条件：一、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总统不再加以反对；二、内阁拟定的命令，总统不得拒绝盖印；三、内阁训示各驻外使节、督军、省长，总统不得干预^[16]。段祺瑞见黎元洪已暂时屈服，当晚返京。次日，段密电各省及驻外公使，声称内阁对德外交方针已获总统赞同，各省“切勿再生异议”^[17]。
当时，对德外交问题成为国内舆论的主题。孙中山自开始即主张中国保持中立立场。2月，他口授要点，由朱执信执笔，撰成《中国存亡问题》一书，以朱执信名义发行。此书的要点是，中国为救亡图存，不应参战；加入协约国的条件可自外交斗争取得，而不必参战；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国应当友好亲善。孙中山的主张在国会得到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的坚决支持。
研究系在对德参战问题上完全追随段祺瑞，主张绝对“加入”^[18]。两年前曾预言德国必胜的梁启超这时也变为积极的对德宣战论者。梁在这个问题上的转变，固然是看到德国失败的迹象已逐渐显露，更主要的是，他想借外交问题达到压迫反对派的目的。3月7日，他在给段祺瑞的信中说，对德国“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部分活动余地”^[19]。
商榷系各派虽多持反对参战态度，但各派反对段内阁对德方针的程度又有所不同。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不仅反对向德国宣战，而且反对对德绝交，益友社和政学会则主张对德问题可做到绝交为止。由于益友社和政学会投了赞成票，3月10日、11日，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对德绝交案。
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后，参战问题成为府院和国会两派斗争的焦点。当时国会内外，朝野上下形成很强烈的反对参战的舆论。对德绝交前，孙中山曾电参众两院，坚决反对参战^[20]。14日，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向德宣战，广州、武汉商会继起响应^[21]。当段祺瑞邀梁启超同到总统府逼迫黎元洪表态赞同参战时，黎便以社会舆论不赞成反驳他们^[22]。使段祺瑞感到棘手的，不仅仅有孙中山和国民党议员以及其他名流^[23]掀起的反对参战的强大舆论，而且北洋各省的督军也多不理解段祺瑞参战的用心，对这一问题态度消极。由于有上述障碍，所以尽管日本一再逼迫中国迅速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而段祺瑞一时却无法实现参战的意图。他还需要说服各省的北洋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