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讲习会及其他立宪团体

宪政讲习会，又称宪政公会，是杨度与熊范舆等于1907年夏在日本东京创立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是王闿运的门生。1902年起曾数次赴日，先后就学于宏文速成师范及早稻田大学法政科，一度担任过中国留学生会馆总干事，1907年秋回国。杨早年也曾倾向革命，后崇拜日相伊藤博文，并结识梁启超，遂转向改良主义。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杨度积极投入立宪运动，1906年冬创办《中国新报》,从事鼓吹。同时又与梁启超拟议合组立宪团体，后因发生矛盾，与熊范舆另立宪政讲习会。熊本是贵州苗族人，得湖南即用知县后，去日游历，热心于立宪运动。宪政讲习会成立，杨度为预留将来与梁合作的地步，未便出任会长，遂推熊为会长。
宪政讲习会《总章》宣称，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1]。态度相当平和。但在《宪政讲习会意见书》中却反映了一种相当激进的态度。《意见书》激烈抨击清朝专制政府“冥顽不灵，贪饕无耻”,是“亡我中国”的祸根。并进一步指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民选议院进行监督的缘故。它指出，欲救中国“非改造责任政府不可，欲改造责任政府，则非设立民选议院不可”^[2]。一开始就把民选议院的问题提出来，作为运动的中心目标，这是宪政讲习会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们不但这样宣言，而且也这样行动。1907年9月，由熊范舆领衔写呈清朝廷要求开设民选议院的请愿书，实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导。
宪政讲习会很快在国内发展势力。是年冬，首先在湖南展开活动。那时犬养毅曾到中国活动，在湖南应宪政讲习会之邀发表宪政演说。至次年春，该会在北京、上海等地都建立了分会，主要从事国会请愿的联络活动。这时，杨度已被召入京，以候补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他利用这一地位，在上层统治集团间广为游说，鼓吹尽速召集国会。但此后他便失去了立宪派领袖的地位，而变成官方赞助立宪的人物了。熊范舆后来被滇督李经羲召入云南，任知府。宪政讲习会从此涣散。
除了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宪政讲习会之外，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地方性立宪团体。
如粤商自治会，其活动基本局限于广东一省。
广东地处南陲，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人民受害最深重的地区之一。粤商自治会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较为积极，如力争西江捕盗权^[3],为英国轮船执役人员无故打死中国乘客而积极展开抗议活动等。又如1909年，中国与澳门葡萄牙当局议行勘界，该会曾屡次开会并通电全国，要求政府维护领土完整，抨击两广总督袁树勋交涉不力，误国失权。
粤商自治会积极参加了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是年3月，该会议决发函各省及海外华商，建议实行联合请愿。这一行动受到宪政讲习会等团体的赞扬。在1910年三次请愿高潮中，广东省表现相当活跃，这是同粤商自治会的活动分不开的。
但是，粤商自治会受康、梁影响较多，对革命党抱敌视的态度。
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成立较晚。据《时报》记载，1909年5月20日该会选举职员，正式成立。起初附属于教育会，会长姚晋圻是一个绅士，书记为汤化龙、余德元，编辑员为张国溶。实际上，汤、张两人掌握着该会的全部活动。汤化龙(1874—1918)字跻武，湖北蕲水人，曾肄业黄州经古书院，1904年中进士，授法部主事。后来赴日本留学，习法政，1909年回国。谘议局成立时，初被选为副议长，继被选为议长，成为湖北立宪派的主要领袖。张国溶字海若，湖北蒲圻人，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参加立宪运动非常积极，是湖北请愿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联络人。1910年湖北请愿国会同志会成立，推张为干事长。宪政筹备会虽成立较晚，但由于汤化龙、张国溶等活动积极，尤其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突出，所以使立宪派在湖北取得相当有力的地位。
贵州省的宪政预备会成立于1909年，也是在教育会的基础上产生的。会长为任可澄(1879—1945),但会务仍受教育会长唐尔庸的控制。任是安顺人，唐是贵阳人，两人都以举人考中内阁中书，因不满于政治腐败的状况，遂回黔办教育。宪政预备会办有法政学堂，还出版《黔报》与《贵州日报》,鼓吹立宪。该会与比它早两年成立的自治学社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自治学社政治态度激进，其主要骨干多半是革命党；而宪政预备会则多为富绅，与官场联系较多，对自治社采取敌视态度。在办教育方面，两派各树势力，也互有竞争。谘议局成立时，自治学社派占了优势。1910年的国会请愿运动，两派都曾参加。但在省内的政治舞台上，两派始终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它们的斗争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
在立宪运动中还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小，如一个城市，一府或一县的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所组织的立宪团体。有的是标榜研究宪政，但更多的是以促进地方自治为宗旨。这类小团体在京、津、沪等地及沿海各省特别多。其中上海的宪政研究会成立最早，还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前就已开始活动，1906年12月创办了《宪政杂志》,宣布它的宗旨是“考查政俗，研究得失，以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4]。这个团体的政治倾向颇为保守。参加者全是文化教育界人士。如袁希涛、沈恩孚都是龙门师范学校教员，黄炎培是广明师范学堂教员，狄楚青是《时报》总理，陈冷和雷奋当时都是《时报》主笔，史家修(即史量才)是女子蚕桑学堂教员，等等。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预备立宪公会。
还有一些团体是在立宪运动过程中专为推动某一项宪政目标而结成的。如最普遍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国会期成会，几乎各省都有。又如谘议局研究会，谘议局事务调查会、谘议局议案协赞会等，也很普遍。其中以原政闻社骨干徐尔音、吴冠英、张嘉森等在东京成立的谘议局事务调查会，规模和影响较大。它曾得到国内著名立宪派领袖张謇等的赞助，以及清官吏载振、胡惟德等人的捐款。它于1909年9月开始出版《宪政新志》,发表有关宪政的研究和评论文章，汇登各省谘议局重要文件；曾增刊一种《第一次各省谘议局通览》。1910年8月在北京成立的谘议局联合会，集中了各省立宪派的领袖和骨干分子，为后来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党——宪友会奠定了基础。此后在国会请愿运动高潮中，在北京的八旗士民也陆续成立了八旗宪政会、八旗维持宪政会、八旗期成公民会等团体。
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各地(包括海外华侨、留学生)建立的立宪团体将近八十个^[5]。通过这些团体把各地的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松散地组织起来，而在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各省立宪派又逐渐实现了全国性的联合。这是戊戌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再度高涨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力量获得重要发展的标志，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立宪派上层分子在政界拥有很大势力，还有很多人直接在经济界、文化教育界任职，所以具有极广泛的社会联系。立宪派领袖通过持续数年的立宪运动，获得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由于这些条件，使立宪派在清末政治舞台上构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反对革命，给革命党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甚至使革命遭到失败；同时它又在政治上给腐败的清政府以相当的打击，加速了清朝统治的瓦解；它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