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包括“五四”与“六三”两个阶段，而国民党人在这两个阶段有着鲜明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五四运动发生后，5月7日，《民国日报》发表叶楚伧署名的社论，标题是《五月七日之神》。他指出：“在万钧压力下，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来，这是五月七日之神，这是中国的恩人，这是山东问题濒危中救命的丹方，这是留得一分两分良心的国民的模范，所以我应该代表国民，向北京学界，伸一百二十分的谢忱，并且誓与被捕的学生同生共死。”^[1] 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叶楚伧把北京学生称作救亡雪耻的“五月七日之神”,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5月8日，张继、戴季陶等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日本各通讯社、各报社驻上海的新闻界人士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的要求表示愤慨，指出：“最近欧洲讲和会议开始以来，中国国民因日本坚持其侵略山东之主张，于是对日本之恶感更达沸点。苟日本政府及人民对中国之政策与心理不根本更易，则两国国家与国民将无并存之余地。”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与日本各方面有着长久的历史关系，张继等人最后表示：“予等因个人与日本国民间之友谊，谨以至诚恳真率之言，为日本国民告，深望贤明之日本国民以自由、平等、互助之精神，自根本上改造其政治组织，罢除其传统的政策，以与世界民主的文明潮流俱进。爱和平、重德义，为中国数千年之德性，他日必能弃旧恶，以与日本国民相友善也。”^[2]
就像许多西南护法人士那样，国民党人也总是不失时机地尽可能地把五四救国运动和他们的护法运动联系起来。南北和议破裂后，叶楚伧随即发表题为《和议争点之第五条》的社论，集中对唐绍仪提出的八条件中的第五条即国会问题作了阐述。他说：“卖国之贼，与依法召集之国会，势不两立者也。有国会则贼虽欲卖国，国会得扼其吭，使不吞吐国脉。”“自国会非法解散以来，卖国之贼，大行其志，送路、送矿、送主权、送土地之事，不绝发生。国民含一泡眼泪，见其脔割出卖于人而无可如何。呜呼！假令有国会在，诚何至于此。”^[3]
如果说国民党人对于五四学生运动还能够给予一般性的支持，那么当六三运动发生后，他们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就不同了。
6月9日，《民国日报》发表题为《罢工问题的商榷》的社论，对于工人运动一开始就表示出一种“商榷”的保留态度。社论说：“工人的生计，是很窘的，今天罢工，明天没有饭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又说：“我们自家办的工厂、工场，如确有振兴国货挽留利益的功效，非但不应该罢工，并且还要加工……因为能多出产许多国货，即所以抵制许多日货。”还说：“中国的工人还没有良好的组织，如大家罢了工，那缺乏智识的，不免有妨害秩序的举动，这是最可忧虑的。”^[4]
在国民党人眼中，无产阶级仅仅是“很穷”的受苦的一群，对于工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吃饭，救国并非他们的职责。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基本估价，表现出一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他们所担心的是，罢工会影响他们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要求多产国货以抵制日货，总是拿自己的利益去要求工人阶级服从。对于知识分子的学生运动，他们赞之为“中国的恩人”、“国民的模范”,而对于“缺乏智识”的工人爱国行动，则只是表示“忧虑”。
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也曾对学生问题和山东问题发表意见。7月中旬，当广东军政府大批逮捕学生时，孙中山曾致电军政府要求释放学生。他说：“闻警厅因国民大会拘捕工、学界代表，将加以殊刑。……我粤为护法政府所在之地，岂宜有此等举动？”^[5]另外，在对德和约签字前夕，孙中山发表了一份关于山东问题答日本记者的书信，谴责日本对山东的权利要求。他指出：“夫中国尚未隶属于日本也，而日本政府竟已对中国擅行其决否之权，而且以行此权而得列强酬偿矣，此非卖中国之行为而何？”他最后表示：“是日本今日之承继德国山东权利者，即为他年承继德国败亡之先兆而已。东邻志士，其果有同文同种之谊，宜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6]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山东应归还中国的种种理由。
上海的工人运动发生后，孙中山于6月中旬和戴季陶做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是专门讨论劳工问题的。戴说：“那些工人本身，多数是不曾受过教育，几十人中找不出一个识字的来，所以他们阶级的自觉，是一点也没有的。”戴季陶在谈到六五罢工斗争时说：“当时上海有知识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对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但就这次的现象看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危险的。”以上就是戴季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估价。但他从六五罢工中敏锐地觉察到，工人阶级直接参预政治活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为此，他向孙中山建议，应加强对工人的指导和领导，否则是很“危险”的。孙中山接着问：“你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工夫呢？”戴答是后者。孙说：“你这个意思很好。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我们要晓得，群众的知识是很低的，要教训群众，指导群众，或者是教训指导知识很低的人。”^[7]
中国无产阶级一向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追随者，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从来是指导和被指导、教训和被教训的关系。但是，随着六三运动的爆发，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摆脱对资产阶级的追随地位而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国民党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提出要加强对工人的指导，以防止无产者脱离对他们的政治追随。
总之，国民党人对于工人运动的态度，既不同于一般舆论的同情，也不同于一般舆论的抨击。这种态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褒或贬，而是中国无产阶级以磅礴的气势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性时刻，中国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思想状态。这当中，包括几分惊讶，几分茫然，几分同情，当然也包括几分恐惧，几分敌视。
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8]事实正是如此。这表明，在新、旧民主革命开始发生转折的历史关头，国民党人也开始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他们的历史地位，正在为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