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黄兴应邀赴北京调和南北冲突

袁世凯十分重视利用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影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就曾致电孙中山，要他解职后，尽快北上担任最高顾问。以后又多次通过第三者，甚至派专人专车南下迎接。对于黄兴，也同样如此。但他们都一一谢绝了。唐、陆内阁风潮相继发生后，袁世凯为缓和同盟会的反对，再次派人到沪殷殷相劝。孙、黄从巩固新创民国的良好愿望出发，这时也认为有必要亲自了解北方的情况，调和袁与同盟会日益激化的矛盾。他们于是在8月2日复电袁世凯，表示“拟缓数日，即同北上”。
袁接到孙、黄电报，除立即复电，表示“得遂夙慕，至深欢忭”外，又急派蓝建枢、张昉为迎接专员，携函至沪迎接。并特派赵秉钧、梁士诒、王赓、傅良佐、陈宧等军政要人为招待员，负责接待事宜；还腾出他的公事房——外交部迎宾馆，供孙中山下榻。袁虽极力装出竭诚欢迎的样子，然而就在这时，他又下令杀害了张振武。许多同盟会员从领袖安全出发，反对孙、黄北上。有一女会员甚至向孙中山坚决表示：“公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入虎穴，某誓死反对。”但孙中山认为，既已同意北上，就无论如何不应“失信于袁总统”,且正可借此检验一下袁世凯到底可靠不可靠，因而坚持就道^[1]。只有黄兴为群情所动，决定暂不进京。
8月24日，孙中山一行经天津到达北京，果然受到国家元首规格的隆重接待。当晚，袁世凯在总统府约见孙中山^[2],还亲至门口迎接，态度极为“谦恭”,说他受国民付托，识薄能鲜，“用敢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匡不逮”^[3]。28日，袁举行盛大欢迎宴会，他在致词中对孙中山“备极嘉许”,说：“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此次来京，实为南北统一之一绝大关键，亦即民国前途安危之所系”,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4]。孙中山在答词中，也称袁世凯“善于练兵”,“富于政治经验”,高呼“袁大总统万岁”。接着，便开始了引人注目的秘密会谈。
经两次会谈后，孙中山认定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于是，他致电黄兴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5]在孙的电促和赵凤昌等人的怂恿下，9月5日，黄兴遂偕陈其美、李书城等十余人离沪北上。11日到京，受到袁世凯同样“热情的欢迎”。
孙中山到京当天，曾开宗明义宣布：“此次北来，惟一宗旨在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6]黄兴到后也说：“定当调和一切，使我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7]为达此“宗旨”,孙中山和黄兴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就告诫革命党人要“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他并不顾袁世凯屡用军警干涉政治的严重事实，要革命党人相信“此次共和既由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8]。他还邀集原同盟会在京各报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勿猛烈攻击袁”^[9]。黄兴北上途中，在天津演讲也宣称：“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10]到京后更提出“以和缓手段，对待婴儿之政府”,要求报界“诸君须牺牲党见，共维大局”^[11]。当然，孙、黄所说“破除党见”,也有反对不顾大局，不重党德，纯争“党见”的意思，但主要是反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采取激烈行动。孙中山就说过：“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12]
在悬而未决的组阁问题上，孙中山应袁世凯要求，出面劝说革命党人同意梁如浩任外交总长。黄兴“提议国务总理人选可遂袁意”,同意赵秉钧为正式总理，同时遍邀国务员全体加入刚刚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组织所谓“国民党内阁”。他还极力拉袁世凯入党，作国民党首领。孙中山称赞黄兴此举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13]实际上，这个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讥为“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14]。
孙中山在京近一月，先后与袁世凯晤谈十三次，每次谈话由梁士诒一人陪同。谈话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三、四次直谈到凌晨2时。由于袁世凯竭力装出诚恳的样子，孙中山也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二人谈得十分投机。自然，袁世凯的“谦恭”,不过是为骗取孙中山的好感，实际上是要孙作更大让步。因此，谈话中他总是“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诉党派竞争之苦”,并表示：“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袁世凯就这样终于取得了孙中山“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指袁世凯)莫属”的保证。
从孙中山和黄兴发表的大量言论来看，他们对会谈是满意的。孙中山说：与袁世凯“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15]“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16]黄兴同袁世凯晤谈后，也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17];“袁总统经营国事，不辞劳怨”,“实所钦服”^[18]。这些议论，显然不全是应酬之词。凡此种种，说明孙中山、黄兴确有为袁世凯的伪装与花言巧语所蒙骗的一面。
当然，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同袁世凯秘密会谈中，孙中山和黄兴都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更没有放弃原则主张。例如：对于南北冲突，黄兴指出：“南北现已统一，而尚有以为仍未实行统一者，并非南北不愿统一实现，在政府无一定政策，南方各省无从遵守，故似未统一。若中央将此策拟定，则南北行政自然统一矣。”^[19]孙中山也说：“只须袁总统略为迁就，便可互相了解。”^[20]对于借款，孙中山告诫袁世凯说：“目下财政困难，势不能不出借款之一途，但用途宜加详审，数目不可太多耳。”^[21]黄兴批评说：“政府专借外债，以消耗于无形，而不谋生产事业，殊甚非计。”^[22]对于裁军，孙中山提出“宜南北同时举行”,反对只裁南方军队^[23]。对于军民分治，孙中山和黄兴都认为短期内难于实行，主张民政长“民选”和实行“有限的中央集权”。此外，孙中山还始终不渝地宣传民生主义，宣传他的“铁路计划”和坚持迁都的主张，指出北京处外人牵制之下，“万不可居，将来急速迁移”。黄兴既主张“调和”,又认为必须维护革命党人的地位。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孙中山和黄兴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革命政治家本色，说明他们从事“调和”,不单是为了“疏通”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感情”,消除彼此的“隔阂”,最重要的是为了求得共和国的根本巩固。
正因如此，孙中山、黄兴同袁世凯的会谈，除了同意由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之外，在上述问题上并未能达成一致协议，而这些问题则又是当时南北争执最烈和袁世凯一直在压革命党人屈从的问题。因此，黄远庸在评论孙中山同袁世凯会谈时说：“惟是二公之推襟解决，尚未触著于时局之痛痒问题之焦点。”^[24]这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孙中山和黄兴既热心“调和”,又公开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就为袁利用会谈进一步施展诡谋提供了可乘之机。为给全国人民造成会谈圆满成功的假象，9月25日，袁以总统府秘书厅名义，抛出一个所谓共同协定的“内政大纲”。这个由袁世凯一手拟订的“内政大纲”,又称“八大政纲”,其内容是：1.立国取统一制度；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25]。十分明显，这个“大纲”的主旨是强调“统一”和“中央集权”,为袁世凯加强个人独裁服务的。其他“收束武备”、兴办实业等等，虽与孙、黄主张相似，但各自的内涵及出发点都不相同，这是当时无数事实证明了的。袁世凯正是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骗取了孙、黄对“八大政纲”的默认和赞同。“政纲”公布时，孙中山已离京南下，但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黄兴当时尚在北京，他对袁世凯说：“承示内政大纲八条……睹兹伟画，实所赞同。”^[26]
孙中山、黄兴身为革命领袖，在北京期间不仅对袁世凯大加赞赏，称他“忠心谋国”,决无“野心”,所谓“帝制自为”,纯属无识之徒妄相猜忌，而且同意了他提出的旨在加强专制统治的“八大政纲”,这就在实际上麻痹了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帮助袁世凯摆脱了困境。关于这一点，袁的党羽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认为这是袁世凯“收笼异派”的一种高明手段，从此以后，“内可减群恶(指革命党人)之破坏，外可坚他族(指帝国主义列强)信吾南北确已统一，于承认、借款两端或易为力”,实在“令人钦仰”^[27]。总之，经他们这次北上“调和”,政局诚然出现了某种和缓的现象，但对革命是不利的。10月5日，英国《旁观者》刊载一则驻北京记者的通讯说：“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民国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28]同一天的上海英文刊物《国民评论》也载文说：“黄兴到北京后，继续致力于消除党派之间的猜忌和纷争，其结果无疑是加强了政府的力量。”^[29]这清楚说明，孙中山和黄兴企望通过“调和”,消除南北冲突，维持共和国的努力，终究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