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有桃》

(一)园有桃，其实之殽。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二)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注释〕　 实：果实。殽(yáo)：借为“肴”，美味食品。　 何其：为了什么。 盖(hé)：通“盍”，何不。　 棘：酸枣树。　 行国：周游国中。　 罔极：无常。

〔鉴赏〕　《园有桃》出自《魏风》，全诗共两章，每章十二句。正如毛诗所认为的，本诗“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诗中所表达的正是一位不甘寂寞而又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面对魏国国小势弱但又强敌压境的局面，国君却又不施行德政，以致国家遭受日益侵凌和蚕食，既想施展抱负，但又不被世人和当政者所理解和重用而产生的既忧愤又无以排遣的情绪。余冠英称之为“忧时的诗”是很有道理的。这种忧愤的情绪与《离骚》的主人公是相同的。后者借用香草、美人来寄托自己的理想，但身处世间想超脱而又不能完全超脱的矛盾，是不能在现实中得到解决的，所以屈原只有怀着对故国的深深眷恋与担忧选择了汨罗江。本诗作者所做则是努力忘却这无尽的烦恼。所以他试图借助唱歌作谣、云游异乡，来消磨掉这无尽的烦恼。但借酒浇愁愁更愁，最想排遣难排遣，诗人的忧愤之情如那滔滔的长江水，无穷无尽，留给后人的是无限的惆怅和遗憾。

两章都采用了兴的手法。第一章以“园有桃，其实之殽”起兴，引启下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果园中有桃子，采下来就可以食用，心中有烦忧，就吟唱歌谣去宣泄，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起句不但引起诗人所咏之事，还隐含了当时的时令(桃子成熟当在夏季)。但是诗人的惆怅情绪不但不能为世人所理解，“不知我心者，见其歌谣而反以为骄。且曰，彼之所为已是矣，而子之言独何为哉？盖举国之人莫觉其非，而反以忧之者为骄也”(朱熹《诗集传》)。唱歌谣排遣烦恼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让身处险境而不自知的国人以为诗人故作狂态、狷介骄纵。下一章，时间一晃到了秋季，枣儿熟了，诗人的情绪越发烦躁，歌谣已不能尽其情，他决定离开这是非之地，“聊以行国”，到四处转转也许能消磨掉这满腔的忧愤。但诗人的这一举动，在平常人看来，简直是发神经，“谓我士也罔极”。“罔极”，朱熹注曰“言其心纵恣无所至极”，意思是说人心无羁绊、无所顾忌，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被人误解到这个程度，诗人不禁反躬自问“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平常人对自己的误解是难以避免的，难道大家都是对的，而我本人错了吗？面对国事日非的现实、无所作为的政府，出路在哪里呢？唉！不由得诗人长叹“其谁知之，盖亦勿思”！既然大家都浑浑噩噩，不以国家兴亡为念，自己为何要自寻烦恼呢？还是忘掉这一切吧！当南宋的朱熹读到这儿，忍不住在《诗集传》中进一步发挥道：“于是忧者重嗟叹之，以为此之可忧，初不难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诚思之，则将不暇非我而自忧矣。”如果世人明了国家的处境，就会与我一样，与国家命运同呼吸，共患难。但这只是假设、理想而已，魏国的命运，从本诗也就可以想见了。

除了运用兴的手法之外，本诗结构上也很有特色。姚际恒说这首诗“诗如行文，极纵横排宕之致”(《诗经通论》)，言及社会各色人等，时间涉及夏秋两季。句式上除了常见的四字句外，还大量运用了三、五、六字句，构成参差不齐的句子结构，这样吟诵起来就跌宕有致。本诗用词上也很讲究，选取园中桃、棘这种常见果实，随手可取食用，很自然地过渡到心中之忧，既然萦绕心头，即当吐露。作者把这种情绪的发展、变化的一波三折，通过大量的虚词，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正如方玉润所说：“此诗与《黍离》、《兔爰》如出一手，所谓悲愁之词易工也。”(《诗经原始》)这种用词上的灵活性与语气上的丰富变化，几近于日常口语，《园有桃》可以说是一首比较早的自由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