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文 | 大后方的工矿业 | ||||||||||||||||||||||||||||||||||||||||||||||||||||||||||||||||||||||||||||||||||||||||||||||||||||||||||||||||||||||||||||||||||||||||||||||||||||||||||||||||||||||||
| 释义 | 大后方的工矿业抗战前，中国数量有限的工厂，大半集中于沿海省份。“七七”事变后，政府即下令沿海各厂矿迁入内地。从1937年7月至1940年底，三年半时间，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业大迁移。其中，上海迁出之民营工厂共146家，机料14600余吨，技工2500百余名，成效颇著。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一带工厂，除少数内迁外，大多沦陷。此外，湖北武汉附件厂矿迁移，比较彻底。大冶铁矿共运出5.7万余吨，武汉共迁出民营厂160余家，省有各厂迁出6000余吨，汉阳钢铁厂及六河钢铁厂亦完成拆迁。湖南、浙江、福建等地也有部分厂矿内迁[1]。内迁厂矿共计639家，其中经由政府助迁者共448家，包括钢铁工业2家，机械工业230家，电器制造41家，化学工业62家，纺织工业115家，饮食品工业54家，教育用品工业81家，矿业8家，其他工业54家。内迁器材共计12万吨[2]。按性质分类，机械工业约占40.40%,纺织工业占21.65%,化学工业占12.50%,教育文化工业占8.26%,电器工业占6.47%,饮食品工业占4.91%,钢铁工业占0.24%,其他工业占3.79%,矿业占1.78%。内迁厂矿区域分布，以四川为最多，占内迁总数54.67%,湖南次之，占29.21%,陕西占5.90%,广西占5.11%,其他各省占5.11%[3]。这些内迁厂矿，为战时大后方工业重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爆发后，战时工业对于支持长期抗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战时工业建设负有四个基本任务：第一，增加军需原料和制品的生产，以提高国防能力；第二，增加出口物资的生产，以提高对外的支付能力；第三，增加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以安定人民的生活；第四，发展基本工矿业，以奠定工业化的基础。作为战时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机构，经济部以最大努力，积极推行两大政策：即一方面用国家资本，在后方各省自行经办各种重要的工矿业；另一方面协助战区的重要民营工矿迁入内地，并奖励人民大量从事后方的工业投资[4]。 国营事业的兴办，主要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负责进行。抗战前夕，资源委员会已经开始施行重工业和矿业的发展计划，包括统制钨、锑和建设年产2000吨的钨铁厂，年产共达30万吨的湘潭和马鞍山炼钢厂，年产共30万吨的灵乡及茶陵铁矿，大冶等铜矿和年产3600吨的铜厂，年产共5000吨的水口山和贵县铅锌矿，年产共150万吨的高坑等煤矿，开发延长等油矿和年产2500万加仑的炼油厂、氮气厂、机器厂、电工器材厂[5]。由于抗战的爆发，上述事业大都停顿中断，但相应的器材设备尽可能往大后方迁运、重新安置，而相关的规划、筹办经验、技术和人才，则直接有助于推进战时的工矿事业。 抗战爆发后，后方企业中很快确立了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在民族工业中的领导地位”[6]。1938年1月15日，蒋介石致电经济部长翁文灏，要求筹办后方军需工业，地点以川、黔、湘西为主，从速制定方案；另要求拟定西南、西北战时经济建设方案[7]。1938年8月1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进一步增强了资源委员会的权限，使其职掌包括：创办及管理经营基本工业，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创办及管理经营动力事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业[8]。在服务抗战、增强国防的目标下，资源委员会倾力发展重工业、矿业和电力事业。国民政府相应实施了多项政策措施，主要有：1.奖励工业技术，其范围包括发明和新型或新样式之创作，甚至对于尚未完成的发明创作，经审查合格后，即可获得经济部协助试验。2.厘定工业标准，先后成立医药、器材、化工、机械、电工、矿冶等工业标准委员会，审定颁布相应的工业标准。3.扶助民营事业，包括贷助资金、供应材料、训练技术员工、定购机器成品等。4.扩充电力事业，包括筹设国营电厂、协建民营电厂、督导自用电厂等[9]。 为扶助后方关系国防民生之重要工矿业的发展，国民政府还于1938年12月颁布了《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暂行条例》,奖助方法包括保息、补助、减免出口税及原料税、减免转口税及其他地方税捐、减低国营交通事业运输费、提供低利贷款等多种方法[10]。 经过四年，大后方的工矿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1938 年，后方各省新增了40 家工厂，1939年新增466家，1940年新开工589家，1941年新增843家，到1942年，大后方各省共有3700 家工厂，资本总额达20亿余元，工人约24万人，动力约14万马力[11]。其中，属于重工业范围的厂家约占工厂总数的35%,资本额则占了50%左右[12]。到1940年底时，资源委员会已设或筹设的工矿业已达70余个单位；其中已较有规模者，计工业29个单位、矿业22个单位、电气20个单位。工业方面，特别注重机械、电气、冶炼、化学等基本部门。矿业方面，特别注重开发和国防及易货有关的资源，如煤、铁、石油、铜、钨、锑、锡、汞等。电业方面，则特别注重后方各新兴工业中心的动力的供给，庶几动力的发展可以和整个的工业化之推进密切配合[13]。 大后方各省中，四川原来的交通条件相对较其他省份便利，原料丰富，抗战爆发后自沿海地区迁入的厂家最多，又为抗战之中枢，因而工业发展最为迅速。1938年之前，四川的工厂总数不过240余家，但到1942年底，已增至1600 余家，增幅达七倍以上。其次是湖南和陕西，1938年前两省工厂数分别为90余家和70余家，至1942年，该两省的工厂数都增加了4倍。此外，云南、贵州、甘肃等省的工厂数亦有很大的增加。在后方各省的工厂总数中。四川约占44%,湖南占13.34%,陕西为10.24%,广西为7.77%,甘肃为3.69%,贵州为2.98%,云南为2.82%。在国统区的工业资本总额中，四川约占58%,云南占10.8%,广西占7.89%,陕西占5.43%,浙江占4.71%,湖南占3.91%,甘肃占3.19%,贵州占3.38%[14]。总之，以四川为中心大后方各省工业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战前的中国工业布局。 在抗战爆发后的四年里，后方工矿业各个行业之间，甚至每个行业的各个部门之间，发展的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 采掘冶炼业。煤是战时后方各省交通和工业最急需的燃料，在整理旧矿的同时，开发了不少新矿。1938年上半年，平汉线北段各煤矿相继失陷之前，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即尽量将采掘设备拆迁，移用至后方各矿，如曾将中福公司之设备迁用于湖南湘潭、湖北大冶、江西萍乡、四川天府等煤矿。后方各省中，四川的采煤业发展较快，当时或由资源委员会直接投资，或由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提供贷款，扩充三才生、宝源、江合、东林等旧有各矿之设备，开拓运输通道；另一方面新设华安、华银、全济、华昌、义大等矿。1938年四川省产煤不过140 万余吨，1940年即增至279万余吨，两年中增幅几达100%。其他各省的煤业也得以改造扩建和新建。云南的明良煤矿扩建为明良公司，所产煤用于昆明之工厂和滇越、叙昆两路，又开办了宜明煤矿，从事炼焦。在贵州，将筑东煤矿改组为贵州煤矿公司，开采筑东和林东煤田。湖南、广西、江西、西康等省的煤矿，也在资源委员会和各该省政府的协作支持下，有了明显的发展。在西北地区，一方面由陇海铁路局与陕西省政府合作开发同官煤矿，以满足陇海路行车对煤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部投资协助陕西白水、蒲城、陇县等地煤矿改进产运，在甘肃投资开采永登煤田。从整个后方地区来看，煤的产量有较稳定的增产。1938年产煤470万吨，1939年为550万吨，1940年达570万吨，1941年增至600万吨，1942年则达631万余吨[15],资源委员会系统的煤矿产量则有较大幅度之提高：1937年为2万吨，1939年增至19.2万吨，1941年达51.7万吨[16]。 石油的开采，战前仅陕西延长永平油矿有少量生产。1938年初，政府延聘专家，设立机构，从事油矿之探勘工作。1938年，资源委员会加紧对四川巴县石油沟、甘肃玉门石油河等地的勘探。巴县的钻探获得了大量天然气，为嗣后的正式开采打下了基础。玉门地区的钻探取得了极好的结果，尽管该矿地处塞外、交通不便，采油器材、给养物资的运入和石油产品的输出颇为困难，但1939年起便正式投产，并陆续增开新井、扩大开采，又设炼油厂，生产汽油。玉门油矿投产后，产量连年增加：1939年为4160加仑，1940年达73013加仑，1941年增至20.9万加仑，1942年更提高到189.57万加仑。另外，玉门油矿1941年开始出产煤油113,040加仑，次年即增产为596,936加仑[17]。从整个资源委员会系统来看，石油产品(包括汽油、煤油、柴油)也是连年增加的：1939年仅为1.5万加仑，1940年便增至16.7万加仑，1941年达46.3万加仑。另外，天然气自1941年开始生产，当年产量为2.7万立方米，1942年就增至23.3万立方米[18]。 与煤、油、气三大能源产品相比，钨、锑、锡等重要出口物资的生产并不理想。钨砂1937年产量为11,926公吨，1939年为11,509公吨，1941年为12,392公吨。锑的产量，1937年已达14,597公吨，1939年减少到11,988公吨，1941年更减少到7991公吨。锡的产量，1939年为2501公吨，1940年增至17,416公吨，到达战时最高水准，1941年为16,589公吨，以后连年下降。有色金属方面，西南地区的云南东川、西康宁雅、四川彭县等矿，先后由资源委员会和各该省政府联合投资，进行改造扩建，除本身开采外，还收购其他小矿所产之土铜，一并冶炼粗铜。至于提炼精铜(电解铜),主要设有重庆和昆明的练铜厂， 年生产能力总共达2000余吨。但粗铜来源的限制，实际产量不高。1938年，精铜产量为580公吨，1939年为582公吨，1940年增至1415公吨(战时最高产量),1941年又下降到779公吨。至于铅、锌，有川康铜铅锌矿物局在西康会理天宝山开采，滇北矿物局亦产纯净铅、锌，湖南练铅厂和炼锌厂经拆迁后，又重建复工。这两种金属的产量也不高。1939年，精铅和精锌的产量分别是262公吨和40公吨，1941年的产量则为277和20公吨[19]。 而作为工业发展重要标志之一的钢铁业，其发展亦远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战前后方铁厂多用土法，制钢的设备尤少。抗战爆发后，面对抗战军需与众多工厂重新建设的需要，钢铁业的建立即成为各方重视的重点，并在各方努力下，取得一定成效。 国民政府有关部门除将上海等地的钢铁厂内迁外，并于1938年将湖南湘潭筹建中的中央钢铁厂的设备、汉阳钢铁厂和汉口扬子铁厂等钢铁企业的设备，迁至川、滇，改建和设立新厂。例如，为完成汉阳钢铁厂的拆迁，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于1938年3月，合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负责将汉阳和大冶两钢铁厂部分设备及六河沟铁厂百吨炼铁炉，拆迁到重庆大渡口，重建大渡口钢铁厂，并于1939年冬与兵工署第三工厂合并，成为战时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20]。另外，兵工署1937年1月接管并继续筹建此前由四川地方政府筹备的重庆电力钢铁厂，并于1939年7月1日正式成厂，改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该厂经过不断扩充，年产钢最高达到4000多吨，农产钢材、丝钉等3900多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后方最大的兵工用钢生产工厂[21]。此外，较为重要的钢铁企业还有，以炼制合金钢铁材料为主的兵工署第二十八工厂[22],资源委员会创建或接办的资渝钢铁厂、威远铁厂等，抗战时期官商合办的最大钢铁联合企业——中国兴业公司，由上海迁川重建的民营渝鑫钢铁厂。除了四川，在云南则有中国电力制钢厂、云南钢铁厂[23]。经过数年努力，后方铁厂家数已由战前的几家增至114家，资本总额约为1.2亿元，每年最大生产能力9.9万吨，炼钢厂有10家，资本总额约1亿元，生产能力达3.9万吨[24]。后方各省钢铁冶炼设备也在逐渐扩充，技术不断进步，历年钢铁产量不断增加。如下表所示(单位：吨):
可见，战时后方地区铁与钢的历年产量均有提高，但尚属较低的水准。 电力。战前中国本国资本之电业生产比较落后，在二十三个省区内，国营民营电厂合计仅460家。1936年装机容量35.587万千瓦，发电77255万度，且发电厂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后方电厂数寥寥无几，资本总额才686万元，装机容量仅1万千瓦，发电1400万度。抗战开始，全国电厂沦陷达三分之二，其时后方华中、华南及西南各省电厂共有141家，而川、康、滇、黔、陕、甘六省则仅占到30家，且设备陈旧落后，无法满足后方工业需要。有鉴于此，经济部加强了对后方电力事业的投资与建设[25]。通过向国外购买电机设备，拆迁战区发电设备等措施，后方电气事业得以初步发展。从1938至1940年的三年里，资源委员会在川鄂区、湘黔区、云南、四川、湘潭、西安、安庆等地区建设电厂，特别是利用后方水利资源，建成多处水力发电站。至1941年，大后方各省已有电厂116家，资本总额1.35亿元，装机容量已达5.3万千瓦，发电9300余万度。其中四川省就有发电厂27家，资本7000余万元，装机容量2.3万千瓦，发电4900余万度；云南电业资本总额1400余万元，装机容量6000千瓦；陕西电业资本总额400余万元，装机容量5000千瓦；湖南电业资本总额1000万元，装机容量3000千瓦；广西电业资本总额600余万元，装机容量5500千瓦[26]。战时历年后方地区总的发电容量和发电度数见下表：
不仅发电容量与度数逐步增加，电厂的分布区域也在逐步扩展，工业用电的比率不断加大，后方工业电气化程度有所提高。 机器制造业。战前中国机器制造业集中于上海，且以机器修理和零件制造为主，也有若干种纺织机之制造，但电动机和工作机的制造极少。而在后方地区，机器制造业完全是空白。抗战爆发后，机器工厂在内迁工厂中为数最多，迁入后方的机器厂有180余家，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增加到680余家，资本总额达3.3亿元，从业工人30000以上，使用动力16000马力。所制造的机器，已着重于工具机、作业机和电动机。从地域分布来看，四川最多，有330余家机器制造厂，资本总额约1.6亿元；广西有87家机器制造厂，资本总额9000余万元；在贵州、云南、甘肃、湖南等省，也设立了机器制造厂。这里，还可以从典型机器产品生产指数的变化来看后方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以1938年工具机的产量指数为100,那么1939年达204,1940年为296,1942年增至367;又以1938年内燃机的产量指数为100,1939年为151,1940年为529,1941年达706[27]。后方各省主要机器产品(含电器工业产品)产量见下表：br>
化工业。主要指制造液体燃料及酸碱等基本化工品的工厂。化学工业战前甚不发达，1936年全国共19家，集中于天津、上海和广东，资本总额1000余万元，年产各种酸约34.4万担，碱86万担。化工业原本在后方属于空白，经过数年之发展，工厂数达44家，其中酸厂31家，碱厂13家，资本总额4.8亿元，各种酸的生产能力为1.9万吨，碱的生产能力为1000吨，但受到原料的限制，实际年产量酸类2000吨，碱3500吨[28]。此外，主要由资源委员会规划筹建了后方的工业酒精生产企业，1938年6月首先在重庆设四川酒精厂，1939年又成立资中酒精厂，在其他省份也先后设立或接办了20余家酒精厂。1939年后方各厂酒精产量共约28万加仑，1940年增至66.9万加仑，1941年产量达129.8万加仑，1942年达到239.6万加仑[29]。工业酒精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液体燃料匮乏的局面。同时，经济部于1938年设植物油提炼轻油厂于重庆，试自植物油炼制轻油，以代汽油，并取得初步成效。1940年，经济部令资源委员会调查五通桥附近煤产，筹建为焦油厂，以低温蒸馏方法，从烟煤中提炼动力油料，如汽油、柴油、灯油等，并于1941年正式出产，陆续扩充[30]。历年化学工业重要产品产量增减情形，如下表所示：
纺织业。抗战爆发时，后方棉纺织业仅有纱锭25,000枚。后经上海等地迁入纱锭22万余枚，纺织厂数增加到55家；至1941年底发展到76家，资本总额1.78亿元，纱锭30余万枚。后方棉纺织厂约有65%在四川，30%在陕西。整个后方棉纺织业的规模，仅及战前中国棉纺织业的4%,华商棉纺织业的10%左右。由于原料和重要器材的不足，实际开工纱锭数约为25万枚，实际开工布机1800余台，另有千余台未开工。从毛纺织业来看，后方地区的机器毛纺织厂都是在抗战爆发后设立的，如重庆附近的中国毛纺织厂、民治纺织厂，乐山的川康毛织公司，西安的西京、西北毛纺织厂。与重工业有所不同的是，在后方纺织业中，民营企业在资本和生产能力方面，均略高于国营企业[31]。 面粉业。战前中国机制面粉厂有百余家，集中于江苏 山东、河北，年产量约7500万袋，最大之厂家日产达1.4万余袋。抗战爆发后，战区不少面粉厂迁至后方，如迁至陕西宝鸡的有福新、大新厂，迁至西安的有和合、同兴厂，至重庆的有庆新、正明等厂。加上战前后方原有的面粉厂，至1941年后方面粉厂总数为70余家，集中于陕西和四川，广西、湖南次之，云南、江西又次之。另外，后方机器厂制造了不少小型面粉机，以增加各厂的生产能力。当时后方面粉厂的规模都不大，最大的陕西咸丰面粉厂日产也只有5000袋，大多数厂日产在2000袋之下。据统计，1938年后方各厂生产面粉151.3万袋，1939年为192.6万袋，1940年增加到323.92万袋，1941年的产量达到了451万袋，1942年进一步增至488万袋[32]。 后方主要民生用品历年生产情况见下表：
总之，通过国民政府的大力扶持，在大量内迁厂矿企业的基础上，大后方的工业在1942年前取得了快速发展，成就斐然。据经济部统计，截至1941年底止，依工厂登记法准予登记之后方工厂共有1350家。其中，冶炼工厂由4家增至87家，机器厂由37家增至736家，电工器材厂由1家增至44家，化学工厂由78家增至380家，纺织服装工厂由102家增至273家，水泥厂由1家增至7家，酒精厂由3家增至133家，机器制纸厂由3家增至14家，面粉厂由6家增至17家，炼汽油厂已达22家，炼润滑油厂5家，炼柴油厂15家，煤、铁矿由33区增至112区[33]。后方各省摆脱了战前工业寥寥无几的局面，并开始形成了一些工业区。后方工业的发展，为支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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