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传统文化的清理和总结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书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总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几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的主要典籍。堪称千古巨制，文化渊薮。
《四库全书》的纂修
《四库全书》的纂修，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但它的起因和契机，却可追溯至上年乾隆皇帝的征书谕旨和安徽学政朱筠的建议。三十七年(1772)正月，乾隆颁发征书之谕。他说：“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览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屑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巵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但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令呈送，烦复皆所不免。著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阅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谕)从这道谕旨中可以看出，尽管乾隆明确规定了搜书标准范围和具体的采集方法，但尚未有编纂《四库全书》的意图，不过借此汇聚天下书籍，使之“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以博“稽古右文”的美名。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人文荟萃的江浙和京畿地区，还是书籍罕临的僻远省份，各地督抚大吏不约而同地把皇帝的征书谕令视作例行公事，并未认真办理，以至“几近匝岁，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七日谕)。
正当乾隆的征书计划即将陷于不了了之的境地之时，安徽学政朱筠于当年十一月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其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他说：“汉唐遗书，存者希矣，而辽、宋、金、元之经注、文集，藏书之家，尚多有之，顾无刻本，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余史别，往往卷帙不过一二卷，而其书最精。是宜首先购取，官抄其副，给还原书，用广前史艺文之阙，以补我朝储书之全。”其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即“先定中书目录，宣示外廷，然后令各举所未备者以献，则藏弆日益广矣”。其三，“著录校雠，当并重也”。朱筠提出：“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候乙夜之披览。”其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主张“于收书之外，兼收图谱一门，而凡直省所存钟铭碑刻，悉宜拓取，一并汇送，校录良便”。在第二条中，朱筠特别指出，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一书，虽“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笥河文集》卷一，《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
但是，朱筠的建议却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了不同的看法。以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为代表的反对者认为朱筠所奏“非为政之要”,不过徒滋烦扰，主张弃置不议；而以大学士、军机大臣于敏中为代表的赞成者则认为朱筠的建议很有学术价值，主张立即实行。经过激烈的争论，赞成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军机大臣对朱筠的四条建议拟定了详细的实行办法。第一，关于搜访旧本抄本，遵照原奉谕旨办理即可，“不必另定章程”。第二，金石图谱“应如该学政所奏，令各该省于收书之外，凡有绘写制度名物如聂崇义《三礼图》之类，均系图谱专家，宜并为采辑；其有将古今金石源流裒叙成书如欧阳修、赵明诚所著者，亦宜一体汇采”。第三，关于辑校《永乐大典》,经初步检阅，证实其中确有“现在流传已少，不恒经见之书”,足以“裨补缺遗，津逮后学”。但由于“卷帙繁多，所载书籍又多散列各韵之中，非一时所能核定”,应检派修书翰林“逐一详查，其中如有现在实无传本，而各门凑合尚可集成全书者，通行摘出书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伏请训示遵行”。第四，关于著录校雠，当俟书籍汇齐时，“敕令廷臣详细校订，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大学士刘统勋奏折)。

钦定四库全书(清乾隆年间文渊阁写本)

军机大臣议定的措施，很快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他下令将《永乐大典》“详加别择校勘”,“择其醇备者付梓流传，余亦录存汇辑，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谕)。
从乾隆初期的征书转而变为编纂《四库全书》,表面上看来似乎十分偶然，但在偶然性的背后，却蕴藏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因素。乾隆年间，正值中国社会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为清统治者从事大规模的封建文化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伴随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考据学逐渐兴起，封建文化也相应进入一个全面总结整理的阶段。学术的发展既提出了整理古代典籍的任务，也具备了总结传统文化的条件。而作为盛世君主，乾隆皇帝也雄心勃勃，要在文治武功上超越乃祖乃父，凌驾于前代帝王之上。他熟谙中国传统儒学，深知“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非文莫阐”(《乾隆《御制文二集》卷一三，《文渊阁记》),因此，自其即位以来，便大力提倡注经编书，标榜“稽古右文”。可以说，朱筠的建议和军机大臣议定的措施，不仅反映了清代学术文化发展的要求，而且也迎合了乾隆倡导“文治”的需要和好大喜功的虚荣心。这样，到乾隆中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由官方出面组织全国著名学者编纂大型丛书，全面系统整理中国历代典籍的任务，便被提了出来，最终促成了纂修《四库全书》这项文化工程的付诸实施。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馆。为保证《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来源，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采访图书，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为此，乾隆再次下诏访求图书。在乾隆的迭次严谕之下，各省督抚始大力搜访，并分别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有的设立书局，聘请专人管理访书事宜，江苏即在“江宁、苏州两处分设公局，派员专司收掌”(《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日江苏巡抚萨载奏折);有的根据方志、书目等按图索骥，访求书籍，如湖南“于各州、县《人物》传内摘取所著书名，饬各该州县官访购，志乘不载之书，准本家子弟自行呈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湖南学政褚廷璋奏折);有的利用书商贾客，多方查访购觅，浙江即专委湖州知府留心物色当地书船贾客，“俾令四散搜觅”(《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六日浙江巡抚三宝奏折)。在江浙、京畿等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地方官还根据乾隆的谕令，重点征集藏书家藏书，如浙江号称“书肆最多之区”,藏书家居各省之冠，地方官便逐一查访当地藏书家情形，计征得天一阁范愁柱家藏书六百零二种，鲍士恭家藏书六百二十六种，汪启淑家藏书五百二十四种，吴玉墀家藏书三百零五种，孙仰曾家藏书二百三十一种，汪汝家藏书二百十九种，郑大节家藏书八十二种，所获数量十分可观。而“都下藏书之家及四方仕宦于朝者咸以书献”(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一七，《汇辑四库全书联句》诗注),其数量亦自一部、数部至上百部不等。一时之间，征书活动进入高潮，总计前后征集图书数量达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内二百七十二种重本),其中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这些为数众多的各省采进本和私人进献本，与官府藏书、皇帝敕撰书籍，以及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通行本书籍一道，都被送至四库全书馆，为学者从事大规模的考校编纂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广阔的天地。
为了保证编纂质量，四库全书馆吸收了一大批学有专长、名重一时的文人学者，如戴震、纪昀、陆锡熊、周永年、邵晋涵、朱筠、姚鼐、翁方纲、程晋芳、任大椿、王念孙、金榜、陈际新、彭元瑞、刘墉等人。他们荟萃一堂，按照一定的取舍标准，对通过各种途径集中到四库馆内的数以万计的书籍，进行了甄别采择、爬梳辑校、考订辩正、整理编目的全面清理工作。
(1)《永乐大典》的辑佚。
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是四库全书馆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元年 (1403)敕撰的一部大类书，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全书以《洪武正韵》为纲，“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庾词逸事”(《永乐大典·凡例》),无不详载备录，因此号称“遗编渊海”。为保证辑佚工作的顺利进行，乾隆亲自规定了采辑标准：“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又“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者”,辑出“汇付剞劂”;“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没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至于“本系现在通行及虽属古书而词义无关典要者”,则“不必再行采录”(《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根据乾隆的旨意，总裁很快拟定了办理章程，将当时尚存的九千八百余册《大典》分派至各纂修名下，规定每天应阅册数，以计日程功，考核督催。纂修官则各司其职，逐一检阅，并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校核，凡有符合采辑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处“迅速缮写底本”。底本缮成后，又对照原书，详细校正，再“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然后呈送总裁。总裁“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其应刊、应抄各本均于勘定后即赶缮正本进呈”,至于“应删者亦存其书名，节叙删汰之故，附各部总目后”(《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办理四库全书处奏折)。经众多学者长达数年的辛勤努力，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数百种古书幸得亡而复传，蔚为大观，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的辑佚成就和学术水平。
(2)内府书籍的办理。
清内府各处如武英殿、懋勤殿、摛藻堂、味腴书屋等地，都藏有不少前代流传旧书，以及本朝皇帝敕令纂修的书籍。《四库全书》开馆后，这些内府藏书也都集中到翰林院西斋房，由总裁指定纂修官专职办理。由于这些书籍或经官刻，或属敕撰，因而大多直接送交缮书处缮写，少数“旧刻显然讹误”,或因种种原因需改纂增补者，则由纂修官予以校阅并酌情修改。与《永乐大典》的爬梳辑校工作相比，内府书籍的办理比较偏重于改纂增补，特别是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皇帝不断下令临时增纂一些书籍收入《四库全书》,因而，部分馆臣的工作重点也随之转入各种书籍的纂修，一直持续到乾隆末年。
(3)进呈书籍的校阅。
在《四库全书》所收各类书籍中，进呈书籍所占比例最大，因而纂修工作相应说来也最为繁杂。
其一，甄别。即对各省进呈和私人进献的万余种书籍进行全面的清理别择，上自“罕见之书”,下至“寻常著述”,均列入校阅单内，以供进一步校阅考核，斟酌去取。至于琐屑无当，“倚声填调之作”,或“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则摒弃不取。若发现有“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的书籍，也逐一剔出，有的甚至被划入禁书范围，遭到销毁或改易的厄运。
其二，校阅。进呈书籍经过初步的清理甄别之后，总裁即根据校阅单分别发下，由纂修官进一步作详细的考订校阅。校阅工作大致包括版本鉴别、辩伪考证等重要内容。一般说来，在版本选择方面，“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对前代流传伪书，纂修官则根据自己的学识和水平，尽可能予以正本清源，“并斥而存目，兼辩证其非”(《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力求弄清传世书籍的真实面目。至于考证，则是纂修官做得最多的一项工作。他们或广泛参校不同版本，择善而从，或考之《永乐大典》,订讹补阙。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不少长期以来“绝无善本”之书，一旦“神明焕然，顿还旧观”(《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九，《水经注》提要),成为绝无他本可以代替的珍本。

任大椿(1738—1789),江苏兴化人。清经学家。

其三，提要。书籍经过甄别、校阅之后，纂修官的最后一项任务，便是给它们各撰一篇提要，叙列作者爵里，记述版本源流，撮举典籍要旨，考订文字得失，并根据乾隆制定的标准，提出应刊、应抄、应存的建议。大体说来，凡“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当刊；“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以及阐明学术，长短互见，“瑕瑜不掩”者应抄；至于那些“言非立训，义或违经”,以及“寻常著述，未越群流”等所谓“俚浅讹谬”者则存其目。若进而发现有粗疏不经，或“违碍触悖”的书籍，也略记数语，提出不应存目或销毁的建议，一并呈送总裁审核检阅，斟酌去取。最后再“进呈御览”,由乾隆予以定夺。凡应刊、应抄之书，均交缮书处组织专人按规定格式予以抄录，收入《四库全书》。其中应刊之书除缮写外，还专门送交清内府刻书机构武英殿，列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广为刊刻流传。至于应存之书，则不再抄录，只将书目提要列入《四库全书总目》。
经过长达九年的辛勤工作和艰苦努力，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贮藏宫中文渊阁。为“广布流传，以光文治”,乾隆下令，除原定将《四库全书》缮写四部，分别贮藏宫中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今沈阳)故宫文溯阁之外，再增缮三部，颁发江浙“人文之区”,分别庋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这样，继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之后，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第二、三、四部《四库全书》相继办理完竣。续缮三部《四库全书》,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同时告竣。乾隆五十年(1785),内廷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四阁《四库全书》先后装潢送藏完毕。此后，江浙文汇、文宗、文澜三阁《四库全书》的装潢庋置事宜也陆续完成。一时之间，内府藏书臻于极盛，插架之供不啻千缃万帙，而江浙三阁《四库全书》,也因特许士子入阁抄阅，所以很快成为事实上的图书集聚传播中心，不仅起到了“喜惠艺林，启牖后学”的作用，而且大大促进了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与《四库全书》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的，是大型目录书籍《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这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官修书目，原是专为《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而编纂的目录提要，但由于它继承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晰介绍、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因而使得其文化价值和实际意义远远超出了《四库全书》本身，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全面的系统的批评和总结。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吸取历代目录著作的经验教训，选择了传统目录学注重“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著录方式，明确规定了各书提要的撰写体例：“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并在分析《汉书·艺文志》以后各种图书分类法得失利弊、考查前代目录著作图书归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选择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严密、完善的分类体系，把《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上万种书籍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尤为重要的是，《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中国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并于其下所分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刻，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四库全书总目》卷首)。通过这些系统的部类小序乃至案语，《四库全书总目》由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入手，对传统学术进行了全面总结和评判。

纪昀(1724—1805),河北献县人。清代学者。任《四库全书》总纂，编定《四库全书总目》。

位列四部之首的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以及历代注经之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经典是封建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因而经典的研究，亦即经学，也相应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学术，构成封建文化的主体。历代封建知识分子根据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不断予以新的解释，阐发新的涵义，经学本身也因此而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各有其长处，也各具其弊端。《四库全书总目》在《经部总序》中，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两千年来经学发展的历史：“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并进而总结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这些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封建社会经学演变的实际情况的，尤其是对汉学、宋学弊病的概括，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不仅如此，具体到每部经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总目》也能一一述其端绪，陈其得失，为读者了解各类书籍的状况以及学术的变化提供了便利。
史部收录的主要是有关历史、地理、职官、政事、人物传记等方面的著述。在中国历史上，史籍的起源很早。汉代以后，随着纪传体通史、断代史专著的出现，历史书籍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不仅自成一部，而且还取得了仅次于经的重要地位。《四库全书总目》阐述了史部书籍的发展过程：“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于《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对史书撰述的几种主要体裁，《总目》也详晰地叙述了它们的产生及发展：“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肯定了编年、纪传以及纪事本末体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创新作用。其他如地理、职官、政书等门类的始末源流，《总目》也分别予以了考述。
子部书籍，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汉代刘向、刘歆校书编目时，曾专立“诸子略”,收录当时各学派的著作。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引申以及图书分类的改变增并，有关兵法、术数、方技乃至释道之类的书籍也一并移入子部，使子部的内容日益庞杂。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着重叙述了子部渊源及其包括内容：“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别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对种类繁多、包罗宏富的子部书籍，《总目》进而从理论上说明了其分类排列的合理性：“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冠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之谱录。群言歧出，不名一类，总为荟萃，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这些评述，反映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子部书籍所括内容的认识以及重视的程度，也使读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集部主要收录历代文学家的总集、别集以及诗评一类著述。在四部分类中，集部的形成和史部一样，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四库全书总目》一一叙述了集部所收各类书籍的渊源流变，如论别集说：“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这些叙述和评论，都沿流溯源，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产生、发展及其变化。

焦循(1733—1820),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清代经学家。著有《焦氏笔乘》等。

当然，《四库全书总目》在“辨章学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清理和总结，同时也反映在各考镜源流”的同时，也通过书籍的进退取舍，以及书目提要、分类排列，乃至议论评介等方式，来直接间接地反映出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以及统治者的意愿要求，诸如尊崇儒学，提倡封建伦理观念；重道轻艺，鄙薄科学技术；封闭自大，不愿意了解外部世界，等等。鲁迅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清代中叶，伴随着汉学的兴盛，以《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整理的阶段，许多散失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而这不仅是《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根本意义所在，也体现了一代儒学的重要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