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的独立

根据“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苏条约谈判中，中国确认了外蒙古独立的现实。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临时联席会上特别解释了外蒙独立的问题。他说：“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事实上已完成其独立的体制，如今已届二十五年。当此世运一新之会，正重敦旧好之时，我们必须秉承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方针，用断然的决心，经和平的程序，承认外蒙之独立，建立友好的关系，使得这个问题能够完满的解决。否则将使中国与外蒙古之间，永无亲善之可言，其对于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更将因此而发生重大的影响。”^[1]中国随后为履行条约义务，敦促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外蒙古政府于9月21日决定在10月10日至20日间进行公民投票，并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参观，“俾重向全世界表示蒙古人民独立之意志与愿望”^[2]。10月18日，内政部次长雷法章率领由蒙藏委员会、军政部和内政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达外蒙古首都库伦(即乌兰巴托),参观定于20日进行的投票过程。据蒙古独立中央委员会公布，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决定是否独立的公民投票。凡年满十八岁的公民均有权参加，全境共设投票点4251个，投票采用公开记名签字的方法，决定对独立是“赞成”还是“反对”。据公布，在有资格参加投票的494,960人中，有487,409人参加投票，结果百分之百同意外蒙古独立^[3]。其实谁都知道，公民投票不过是形式而已，外蒙古独立是雅尔塔协定早已决定的现实。
11月1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收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乔巴山的电文，内称：“谨将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会议主席团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之决议案，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举行关于国家独立问题之公民投票之纪录，送达阁下，即认为中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之正式文件。”^[4]12月10日，国民党第十六次中常会决定承认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5]2月间，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苏伦札布率代表团访问重庆，完成了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的最后手续。双方并商定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公使。
对于外蒙古的独立，国民党内外都曾有强烈的批评声浪，尤其是在东北接收受挫之后，这种批评更为强烈。1947年3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对此作了专门解释，以消除党内外的批评。他称：“外蒙古的问题完全是我个人的主张，不能怪外交或军事方面负责的人，这在历史上我个人负责任，与外交当局没有关系。这个政策是我决定的，但是我相信外蒙虽然离开了我们中国，而是自由独立，不是给予人家割据的，我相信我决定这个政策没有错误，而是根据外蒙古当时的情形，应该给他们独立。至于决定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想以外蒙的独立，使得我们东北完全收回，至少以外蒙掉换东北是事实的话。外蒙古虽然独立，而东北没有完全收回来，旅顺大连也没有完全收回来，这不是我们政策的错误，如果说是错误，就是我个人的错误，不过这个政策一定成功，东北一定可以完全收回，而外蒙古一定可以独立。”^[6]蒋的这个解释应该说是事实，当时他确实是企图以允许外蒙独立作为苏联将东北交给国民党的交换，并为此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而作出了决断，而且外蒙已经长期脱离中国的实际管辖，其独立又是苏联所坚持，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显然无力与苏联抗衡，蒋因此而弃名求实，谋取实利。至于后来的情况，则非蒋当初可料。
外蒙古独立以后，在新疆北部的北塔山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喧腾一时。北塔山海拔一千五百米左右，位于新疆东北阿勒泰地区，距奇台县城二百余公里。中苏条约谈判时，对于外蒙古疆界问题，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同意以现有疆界为准，但现有疆界究为何指，双方理解显然不同。外蒙古独立后，认为北塔山属其管辖，1947年6月2日，蒙古边防军派代表至北塔山，要求驻守该地的中国军队于四十八小时内撤离。驻军连长马希珍以守土有责予以拒绝，但答应向上级请示。因为交通不便，层层转递，待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收到请示电报已是事发之后的事了^[7]。　
6月5日，外蒙古军队突然向北塔山中国驻军发起攻击，并有飞机、大炮助战^[8],守军予以还击，双方激战竟日，互有死伤，但中国军队守住了阵地。北塔山冲突消息传到迪化，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立即决定派一个团前往增援，另以一个团准备支援奇台。6日到8日，外蒙军队续向北塔山进攻，均为守军击退。双方共计死伤百余人。
北塔山武装冲突的消息传出，除了中国外交部在6月11日向外蒙提出强烈抗议外，国民党中央社大肆渲染所谓外蒙军队深入国境几百里及苏联支持蒙古进攻事，借此进行反苏宣传，意图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在对苏外交上争取主动。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张沅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此事并非寻常边疆冲突事件，我政府极为重视，当地军事当局，已奉命坚守疆土，慎重处理，我政府并拟派大员赴新疆，指示地方当局^[9]。外交部长王世杰电令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政府、并经外蒙驻苏使节向外蒙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有关负责人员，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苏联坚决否认其与冲突有关，声称中国的抗议“不符事实，并系挑拨性之虚构”^[10]。身处新疆第一线的张治中致电蒋介石和王世杰，认为中央社电讯夸大事实，北塔山不过是局部一时冲突，以目前情形论，不宜扩大事态，主张只向外蒙提抗议即可。陷于内战漩涡中的国民党，政治经济正处危机之中，不可能在如此遥远之地再受牵制，且对苏关系一向敏感，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研究后认为：“最近外蒙军侵入新疆之事件，性质颇为复杂，事态亦相当严重，迥非偶然发生之边疆纠纷可比，亦非外蒙之独自行为，显有其背景。当此内乱外患交相剪逼之际，政府应付之策，自宜审慎考虑，轻率固属不可，畏葸亦为非计。”提出：1.不使事态扩大；2.尽力保守阵地；3.恢复原有态势^[11]。蒋介石亦无意扩大事态。他指示新疆当局：一面极力避免足以扩大事态之行为，一面固守防地，不许轻易退让，并将当地情形，逐日分电外交部，以便随时研议对策^[12]。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针对传媒对北塔山事件的过火宣传，在对各宣传机构的指示中，要求对蒙苏此项举动作适当之批评，但措辞应采取就事论事态度，不宜激烈，尤不可予人以开始反苏运动之印象，对所传苏联在东北协助中共军队之行动暂不涉及^[13]。中蒙双方在经过若干次互提外交抗议后，此事不了了之。北塔山续有一些冲突，但不至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大局。
因为北塔山冲突的发生，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遵照外交部命令，在联合国大会反对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理由为北塔山“在民四所定蒙新疆界西，有档案地图可证，且历在新疆省治之下，又有中国军警驻扎”,而外蒙以正规军攻击北塔山，“非普通边界纠纷可比，纵有问题，不用和平方法解决，实不爱好和平，不应入会”。“在该国有确已改变其政策及确系爱好和平之证明前，我国仍将继续反对其加入联合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还要求美国“考虑这种新的情况，不要在安理会支持接纳外蒙古的想法，而要继续保持其反对的立场”^[14]。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对下，外蒙加入联合国一事被搁置。从此，中蒙间正常的外交关系未及建立即趋于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