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公益慈善事业

自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聂斯脱利斯派(景教)传入中国后，直到16世纪末年，基督教在华扎根开花的一切努力基本上付之东流。明末，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大批传教士飘洋过海，天主教在华传播工作又经历了短期的辉煌后而遭禁衰落。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的深渊，随着列强的“大炮在天朝呼啸”①,天主教各修会或外方传教会与基督教(即新教，又称耶稣教)诸教派的传教士遂有组织地大批涌入中国；赤县神州，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天主教和基督教影响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的痕迹。20世纪的前二十余年，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从1922年开始的为时五六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经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教会在华却迭遭挫折，几受冲击，又渐有复苏；在风风雨雨中，竟发生了不同以往的若干新变化。
天主教在本世纪前20年发展最为迅猛，到1920年时，中国天主教徒达一百九十余万人，其中遣使会最多，约有六十万信徒，次为耶稣会(35万人),再次为方济各会(28万人)和巴黎外方传教会(24万人)。相对于基督教和东正教而言，天主教不仅组织系统较严密，行动较一致，教区划分比较稳定，互相干扰较少，且更注重大量吸收教徒，这是它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在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之际，中国信徒中的大批爱国人士，不断呼吁要求自办教会、自行传教，不再隶属于外国教会。进入20世纪后，组办民族教会已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中国基督徒的心声。与此同时，义和团运动的发生，给了所谓传教事业以巨大的打击，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只好承认：“中国排外运动之所以发生，乃系由于华人渐渐自觉，外来新文化实与中国国情不适之故。”②天主教要想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传教活动就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融会，它才能真正在中国扎下根。1919年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再一次觉醒。运动中，不少地方的天主教徒也纷起响应，如天津曾组成公教救国团，号召教内同胞：“奋发风云，誓保国土……为全国之一助”③。在这种背景下，天主教开始了其“中国化”的历程。
1919年，罗马教皇本笃十五世(Benedict ⅩⅤ )下旨，要求中国天主教各修会尽量启用中国籍的神职人员。他强调指出：每一个国家都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只有当该地有足够的接受过训练的本地教士，传教士的工作才能认为有了一个愉快的结局，教会才算真正建立”。1926年，教皇再次强调，天主教会若非建立在当地神职人员基础之上，“基督的国度就不可能在任何国家建立起来，也不可能取得可靠的进步”④。为此，1922年，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 ⅩI )首次派遣刚恒毅(Celso Cost-untini)任教廷驻华专使，负责协调组织“中国化运动”。刚恒毅担任该职直至1932年才卸任，后由蔡宁接替。刚恒毅来华后，很快与直系军阀打得火热，借以获得世俗政权的支持。1923年12月，天主教会在湖北蒲圻建立起第一个“国籍宗座监牧区”,任命华人神甫成和德为监牧。次年4月，又确定河北安国为“国籍第二宗座监牧区”,以中国神甫孙德桢为监牧。5至6月，刚恒毅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公开的天主教全国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正常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并将中国教区重新划分为蒙古、东北三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苏皖、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贵州、云南等17个大教区。1926年10月，教皇庇护十一世亲自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孙德桢、赵怀义、朱开敏、胡若山、陈国砥、成和德等六名华人神甫“祝圣”升为主教。1933年6月，教皇庇护十一世又在罗马为樊恒安、崔守恂、李容兆等三名中国籍主教“祝圣”。到1936年，中国籍主教已增加到23人。增加中国籍神甫也是“中国化”的另一重要措施。1900年中国籍神甫仅470人，到1930年时已达到1 500人，1933年为1 600人。与此相应，中国籍修女到1933年约增加到3 600人。
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实则将华人神甫推至前台，而由外籍传教士在幕后操纵，借以减少扩张其势力时所能遇到的障碍，亦即“通过中国人为基督对中国进行和平的和精神的征服”⑤。在此过程中，天主教会也颇为注意利用中国统治当局来扩张其影响。1928年，教皇庇护十一世曾向中国天主教发布“特别通谕”,承认国民政府，且要求教徒们积极支持新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化”措施。次年，刚恒毅则以教皇特使身份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移灵奉安典礼。30年代，天主教在华各修会曾布置各天主堂传教士，去实施“反共扶蒋”的政策。1934年，教皇庇护十一世更以罗马教廷名义，公然承认伪满洲国，使大批中国爱国基督徒为之痛心不已。凡此种种，无不暴露了一些天主教神甫所标榜的“超政治”原则的实质所在。
由于天主教推行了“中国化运动”,也由于它与中国官方互为利用，虽然其在华事业曾遭逢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所受影响较小，故其势力在30年代仍有缓慢发展。到1936年时，在华活动的大小男修会有31个，女修会46个，教徒约二百八十万人，比1920年增加了90万人，比1931年增加了约三十万人。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基督教新教伦敦差会派遣传教士马礼逊(Robeit Morrison)来到澳门，从此开始了新教教会在华的传教史。1889年以后，新教国际性对华传教组织——内地会大批向中国派出传教士，其教士很快遍布了中华全境。1901年，基督教徒约有八万人，传教士1 500人，到1920年，信徒增加到了36万人，发展速度颇为惊人。这二十年间，中国基督教教堂从三百余座上升到一万座，差会由六十一个增加到一百五多个，尤以湖南、湖北、云南、直隶、广西、江西、贵州诸省发展最快。基督教各差会组织上相对独立、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中心，其中美国基督教差会于20世纪初大量涌入中国，其势力逐渐超过了英国及北欧差会之总和。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日益觉醒，为适应这一趋势，基督教各差会有逐渐联合的迹象，且陆续开始推行“本色运动”。所谓“本色运动”,即培训大量华人神牧人员，淡化教会的西方色彩，逐步实现中国教徒的“自传、自养、自治”。这时，各差会大多冠以“中华”二字，借以摆脱“洋教”的丑号，“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刷西洋的色彩”。如圣公会各差会于1912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圣公会总会”会议，组织了“中华圣公会布道部”;信义会各差会组成了“中华信义会大议会” (1920年);长老会各差会成立了“中华长老联合会”(1916年)等。1913年，一批美国差会负责人在中国开会，决定由在华各差会联合组成“中华续行委员会”,作为各差会互通声气的机构。1922年5月，有七十多个在华差会的代表1 200人参加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了传教、教育、出版、慈善、妇女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成立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表了《教会的宣言》。“宣言”要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的。”本色运动的重点被放在中国农村。1923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专门设置了一个“乡村工作特别委员会”,准备对农村经济、教会、生活、建设等进行全面调查。192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又与南京金陵大学联名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有十五个省的十六个差会的217名代表参加。会议决定，以农村教堂为中心，开展情报调查与农村改良活动，借以推广“本色教会”。
从1927年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一再要求各差会“反共扶蒋”,配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及“新生活运动”,并提倡尊孔读经。1930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决定选择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作为农村实验试点区，由美籍传教士毕范宇(Frank W.Price)主持，由金陵神学院与金陵大学农科具体负责试行。1931年，毕范宇带学生赴淳化镇“实习”,他竟驱使学生大量搜集农村情报。翌年，他在该镇设置了“乡村训练中心”,占地36亩，除试验种植农作物、组织农民学习新种植技术、推广农作物新品种、办理乡村合作信贷外，又以传教为外衣，对农民进行“党化教育”,并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33年夏，为配合蒋介石集团对红色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大批基督教上层传教士聚集庐山开会，讨论“基督教与共产主义”问题。其结论是：共产主义乃基督教之大敌，在中国只有基督教才能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了万里长征，国民政府与基督教方面数度磋商，决定先选择原闽赣边区政府所在地的黎川县作为“实验区”,组成“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 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Geoige W.Shephecd)担任“实验区”总干事。蒋介石曾对牧恩波等人说：“这是给你们一个表现基督教怎样能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机会。请你们和我合作，筹划一个详细的复兴程序。”⑥黎川实验区共分教育、妇女、卫生、农业、新运(新生活运动)五个部，主要活动是接办民众学校，改良试验农作物，提供农业信贷及种子、农具等，并对农民进行反共宣传和宗教灌输。两年后，由于“实验”效果太差，江西省国民党地方当局将其归人“省府所颁布之实施管教养卫之三年计划”中，旋因全面抗战爆发，遂烟消云散。
在江西遭到失败后，1936年，传教士们又在华东展开活动。这一次决定由毕范宇负责，先对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农村进行广泛调查。同年12月，调查活动正式开始，截止次年5月28日，毕范宇共收到十六个省的三十六个差会送来的122份调查报告。紧接着抗战爆发，毕氏的“乡村建设”计划宣告搁浅。此外，30年代基督教还在河北的定具、潞河、保定，山西的太原、新德，江苏的睢宁、大场，山东的福山，湖南的汉寿，湖北的皂市，四川的成都、重庆、壁山、潼南，浙江的上虞，福建的福州以及上海等地搞过“乡村建设”试点。
自1922年3月“非基督教运动”爆发后，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大受影响，其发展速度开始减慢。到1926年时，全国约有四十万基督教徒，比1920年约增加了四万人左右。二三十年代之交，受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基督教的传播成就甚微。从1932年起，在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速度重新加快。到1937年时，全国共有教徒约六十五万人，传教士约六千人，其中美籍传教士约占60%。
17世纪后半期，东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东正教在中国并无显著发展，其传教士、信徒人数均极少。截止1916年，全国共有东正教堂22座，传教站40处，传教士20名，教徒约五千六百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取消了东正教的一切特权，但仍承认东正教为一合法的宗教团体。可是，沙俄在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却长期依附于居留在塞尔维亚的流亡教廷(卡尔洛夫齐东正教会),拒不承认革命后国内的东正教教会莫斯科教廷，并积极参与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的反苏反共活动。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后，沙俄时代的贵族、官吏、主教、司祭、商人、军官、大地主、大资本家等流亡分子，纷纷涌入中国的新疆、东北、平津沪等地，他们许多人摇身一变，就成了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在此背景下，东正教在中国出现了畸形的“繁荣”状态。到1929年时，东正教在北平、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先后建立起教区，在青岛、张家口、烟台、武汉、广州、满洲里、长春、沈阳、大连等地建立了教会。据统计，除北平分会教徒人数不详(1917年约一千人)外，哈尔滨教区1922年有教徒3万人，1938年上升到25万人，上海教区在1931年有2万人，天津教区在1930年约五千人，新疆教区在1931年约一万人。30年代总计，东正教在华信徒近三十万人，其中流亡俄侨占到94.6%,中国籍教民仅在汉、蒙、新疆俄罗斯族中存在，为数亦甚少。总的来看，东正教若与天主教、基督教相比较的话，其在华势力远不能与后者相埒。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在中国均有程度不等的发展，其间教会所办的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是各类教会学校的兴办与发展，使之在中国教育事业中占居了重要地位。随着20世纪前20年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各类教会学校纷纷诞生。到1914年时，属于基督教系统的教会学校，共四千一百余所，学生总数约近十二万人。其中以美国所办的最多，有二千八百多所，学生近七万人；英国次之，约有一千六百多所，学生四万余人；德国较少，仅有学校约一百八十所，学生五千余人。天主教系统的教会学校，该年有八千零三十四所，学生十三万余人，绝大部分为初等学校或教理学校。同年，中国官立学校为57 267所，学生有163万人，与教会学校相比，学校为5:1,学生人数约为6:1。可见，这时的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界中占居着较大的比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教会学校在华的发展受到了较大影响，独有美国势力却急剧膨胀。战后的1918年，各类教会学校约有一万三千所，其中大学14所，其余中学占15%,小学占85%;学生总数约三十五万人，天主教系统的约十五万人，基督教约二十万人，大学生仅有一千余人。该年中国非教会学校学生总数约530万人(公立学校学生430万人，私立学校学生100万人),教会学校学生占全部学生人数的比例下降到7%弱。20年代以前，教会所办大学主要有：上海的震旦大学(1903年)、圣约翰大学(1905年)、沪江大学(1915年),苏州的东吴大学(1901年),杭州的之江大学(1910年),福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4年)、协和大学(1918年),南京的金陵大学(1911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武昌的华中大学(1910年),广州的岭南大学(1916年),北京的燕京大学(1916年),长沙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14年)等。这14所大学中，除震旦大学为天主教所建立外，其余全为基督教各差会所办。当时，中国仅有国立和省立大学3所(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私立大学5所，合计才8所，而教会大学竟达14所。这一时期，天主教办学的重点显然集中在小学和神学方面，基督教则更侧重于中高等学校。
1919年后，教会学校的发展势头有所减弱。到1926年时，基督教系统的各类学校增加到6 000所，学生约三十万人；天主教所办学校约九千所，学生五十余万人，二者总计学校约一万五千所，学生约八十万人。由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也由于受两次“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此后教会学校与中国官私学校相比，教会学校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直到1937年时，教会学校在校生总数约一百万人，其中大学生8 000人，中学生9万人，小学生与神学院生约九十余万人。教会学校在全国学校总数中所占比重已不足1%。天主教与基督教相比，两者在小学数量、生员方面约为3:1,中学为4:6,大学为1:9。可见，基督教重点仍在大学，天主教重点在小学和神学，这一总体格局却未有多大改变。
各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在华办学的目的之一，当然“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属于“文化侵略政策”的一个方面⑦。但在另一方面，它毕竟向中国输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道德及伦理思想等，对于开阔中国人的视野，培养造就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以至于向中国引进近代西方的教育理论、办学体制和管理方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是教会医疗事业发展颇快，为近代中国培训了大批西医人才。教会医疗事业作为传教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借以取得中国人的好感，从而减少“传播基督福音和开设教堂”的障碍。早在1834年，美国就派遣了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的广州活动。但在1900年以前，教会在华医疗事业的规模一般都很小，数量也不多。进入20世纪后，传教士更为注重发展医疗事业，除扩大原有医院规模外，又在各地新设了不少医院和诊所。属于法国天主教系统开设的新医院著名者有：昆明的法国医院(1901年),重庆仁爱堂医院(1905年),广州的韬美医院(1905年),青岛的法国医院(1906年),上海的广慈医院(1907年),南昌的法国妇幼医院(1929年),上海的普慈疗养院(1935年)等。到1937年为止，属于法国系统的天主教会在华开办的医院共约七十余所，有床位约五千张。
英美系统的基督教差会所办医院，到1937年时，已有三百多所，床位约二万一千张；另有小型诊所约六百处。其中美国经营的医院约一百四十余所，病床一万余张，约占50%,其余属英国及欧洲大陆系统。根据美国平信徒调查团的报告来看，教会医疗事业的经费来源为：医院收入占51%,各种捐款收入占49%。⑧早期教会医院一般不收费，大部分靠捐款维持，目的是以广招徕，“博取人民的信任”,为“基督教铺平道路”⑨。进入20世纪后，一般教会医院都收费，但往往采取以富养贫的办法，对少数贫病者施医施药或减少医疗费用。
传教士举办的医疗事业，在客观上曾把西方的医术和西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护理)教育传入了中国。进入20世纪后，在华主要教会大学均先后设置医学院，多数教会医院也附办护士学校。中国近代的大部分西医人才都出自于教会办的医学院校。传教士医生在中国也编辑、创办了一些中、英文医学刊物，翻译、出版了不少西医西药书籍，为中国西医学的创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再次，教会慈幼事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慈幼事业包括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慈幼机关，属教会慈善事业的另一类形式。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博取中国人民的好感，从而借机发展教会势力。在举办育婴堂和孤儿院方面，天主教比基督教要“热心”得多。属于法国系统的天主教办的较大的育婴堂或孤儿院，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南昌、青岛、武汉、重庆、贵阳、长沙、广州等大城市。仅上海一地，1937年时由法国天主教所办的慈幼机关即有土山湾孤儿院、圣母院育婴堂和一所聋哑学堂。据1934年的统计，属英国系统的天主教会所办的慈幼机关，仅在汉阳、建昌、威海卫有寥寥数处，收容孤儿百余名。美国系统的天主教会仅在武昌办有一所聋哑学校。
相比之下，基督教开办的慈幼机关就少得多了。据1935年不完全统计，英国各差会办理的慈幼机关，主要分布在太原、长沙、保定、新安、宜昌一带，另在汉口、北京、福州等地开设有盲童学校。美国各差会所办的慈幼机关则分布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武昌、长沙、兴化、烟台等地，规模一般都很小。1928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慈幼团体——“中华慈幼协济会”,推孔祥熙为会长，设总部于上海。该会内设儿童保障、儿童教养、儿童卫生、儿童研究、社会教育五个部；在一些大城市设有分会，在上海开办了慈幼教养院，在南京办有模范教养院，另在上海编辑发行《慈幼月刊》,后改称《现代父母》杂志；同时还出版了一批儿童保育书籍，其目的不外乎是企图插手干预非教会团体办理的慈幼事业，并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装点门面。
最后，教会救济事业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876—1879年，华北的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天主教与基督教传教士纷纷进入灾区活动。他们在募集捐款、发放赈款及食品、医药的同时，也四处搜集灾区情报，广泛招收灾民入教。在此基础上，1878年1月26日，西方来华传教士与外交官和外国商人联合组成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其总部设于上海，这是西方国家在华组织的第一个救济机构。
进入20世纪后，每当中国发生较大灾荒时，传教士们无一例外地都要积极活动。1911年，中国黄、淮两河发生大水灾，美国方面通过红十字会向中国捐助了一些钱款和慰问品，主要由传教士负责向灾民分发。从这时起，传教士与其他外籍人士在北京、天津、济南、开封、太原、汉口、上海等地，分别成立了救济团体。1920年，这些团体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全国性国际救济组织。1921年11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它设总部于北京，共推举有21名委员(外国人11名),决定对黄淮两岸、长江沿岸饥馑旱灾进行有计划救济，并采用以工代赈之法，发放贷款给灾民以从事修筑堤防、道路、修建蓄水库及振兴实业等工程。华洋义赈会成立后，次年6月，即出资委托燕京大学的泰勒教授率9所教会大学的61名学生，分赴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240个指定农村点进行调查。该会经费主要从中外各方募集而来，如1921年美国曾向华北灾区捐献了469万美元，1928年，美国及其他方面共捐助了33.6万美元，次年为140万美元，1930年为143万美元。30年代中期，华洋义赈会最为活跃，它在中国北部、中部共设有13个分会，1934年度的基金约有五万元，总支出为23.4万元。据该会报告称，1921—1936年间，该会共收到捐款5 000万元。1937年，华洋义赈会将总部迁至上海，由于战争的影响，经费来源骤降，救济活动逐渐萎缩以至于停顿。
教会救济事业固然是在“盗窃中国人的心”⑩,但不可否认，它确实也有慈善的一面，对于减缓灾情、救死扶伤、安置难民毕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另外，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中国的活动也值得一提。基督教青年会自1844年在英国创立后，很快向西欧、北欧及北美各国传播，并于1876年传入中国。青年会早期的宗旨是对青年实施宗教和道德教育，为适应青年的爱好，往往会设立一些图书阅览室、社交室、体育活动室、经济餐厅、简易宿舍等福利事业，借以引起青年的兴趣。进入20世纪后，它又逐渐演变成一个推行社会改良主义、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基督教外围团体了。1895年，公立学校校际性的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成立后，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1912年10月，正式成立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20世纪的前20年，青年会在华发展速度极快，并于1922年达到了顶峰。该年全国有市会40处，会员53 800余人；校会有200处，会员24 100余人，外籍干事103人，中国籍干事550人。随后，由于“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会员人数急剧下降，1929年又发生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北美协会对华青年会的经济援助大幅度下降，使得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一蹶不振。1931年后，青年会在华活动才略有起色，其重点也转移到了“社会服务”方面，主要在城市青年职工中展开活动，农村方面则设立了一些“农村事业实验处”,另外在上海、东北还搞了一些战地服务活动。到1935年，全国有市会40处，校会122处，会员总数2万余人，三分之二以上为非教徒。
基督教女青年会于1890年传入中国，到1922年时，全国已有市会12处，校会八十余处。此后，女青年会的活动同样受到冲击而减弱。1923年，在杭州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会议，组成了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设会址于上海，并决定出版《女青年报》。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但在二三十年代，青年会却多次组织了反共说教的“布道大会”,公然鼓吹阶级调和与干涉中国内政。与此同时，男女青年会也致力于开设补习学校、半日学校、夜校及少数中学，以开展“平民教育”。另外，也办一些刊物，出版了不少的宗教、妇幼及鼓吹社会改良的青年读物。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入会，男女青年会还开办了一些体育健身设施，如健身房、弹子房、游泳池等，并组织体育竞赛，培训体育师资，举办体育及卫生讲座等。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社会生活方式，对于青年人摆脱旧传统的束缚起到了示范和启迪的作用。尤其在体育方面，曾向中国介绍了当时欧美流行的一些现代体育项目，培养了一批体育师资和裁判员、教练员，发起组织和主办过几次大型运动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再则，30年代后，随着日寇铁蹄的深入，青年会中的爱国之士深感国难族危，决心唤起青年的抗日救亡热情。1934年冬，上海方面首先发起举办民众歌咏活动，教唱抗日歌曲，鼓舞爱国热情。这一活动迅速由青年会延伸到社会各阶层，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1936年6月7日，在上海西门外公共体育场曾举行了一次群众歌咏大会，5 000名爱国青年踊跃参加，齐声发出了决不当亡国奴的巨吼，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誓死保卫祖国的钢铁意志。这一活动虽持续时间不算太长，但却是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中国活动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总之，天主教、基督教及东正教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均有程度不等的发展。天主教与基督教所开展的“中国化运动”、“本色运动”,使之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变化。教会所办的各种社会公益及慈善事业，均比以往有较大发展。甚至于它们所开展的平民教育、农村改良、引进现代体育等活动，也都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留下了自己的影子。这一切，使基督教干预和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诸多方面的痕迹，变得比以前更深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