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藏王接客

袁 枚

裘南湖者，吾乡沧晓先生之从子也。性狂傲。三中副车不第，发怒，焚黄于伍相国祠，自诉不平。越三日，病；病三日，死。魂出杭州青波门，行水草下，沙沙有声。天淡黄色，不见日光。前有短红墙，宛然庐舍。就之，乃老妪数人，拥大锅煮物，启之，皆小儿头足。曰：“此皆人间坠落僧也，功行未满，偷得人身，故煮之，使在阳世不得长成即夭亡耳。”裘惊曰：“然则妪是鬼耶？”妪笑曰：“汝自视以为尚是人耶？若人也，何能到此？”裘大哭。妪笑曰：“汝焚黄求死，何以哭为？须知伍相国吴之忠臣，血食吴越，不管人间禄命事。今来唤汝者，吴公将汝状转牒地藏王，故王来唤汝。”裘曰：“地藏王可得见乎？”曰：“汝可自书名纸，往西角佛殿投送。见不见，未可定。”指前街曰：“此买纸帖所也。”裘往买纸帖。见街上喧嚷扰扰，如人间唱台戏初散光景。有冠履者，有科头者，有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亦有生时相识者，招之绝不相顾，——约略皆亡过之人，心愈悲。向东果有纸店，坐一翁，白衫葛巾，以纸付裘。裘乞笔砚，翁与之。裘书“儒士裘某拜”。翁笑曰：“‘儒’字难居。汝当书‘某科副榜’,转不惹地藏王呵责。”裘不以为然。睨壁上有诗笺，题：“郑鸿撰书”,兼挂纸钱甚多。裘素轻郑，乃谓翁曰：“郑君素无诗名”,胡为挂彼诗笺？且此地已在冥间矣，要纸钱何用？”翁曰：“郑虽举人，将来名位必显。阴司最势利，吾故挂之，以为光荣。纸钱正是阴间所需，汝当多备贿藏王侍卫之人，才肯通报。”裘又不以为然。径至西角佛殿，果有牛头、夜叉辈，约数百人，胸前透“勇”字补服，向裘狰狞呵詈。裘正窘急间，有抚其肩者，葛巾翁也，曰：“此刻可信我言否？阳间有门包，阴间独无门包乎？我已为汝带来。”即代裘将数十贯纳之勇字军人，方持帖进。闻东阁门闯然开矣，唤裘入，跪阶下。高堂峨峨，望不见王。纱窗内有人声曰：“狂生裘某，汝焚牒伍公庙，自称能文，不过作烂八股时文，看高头讲章，全不知古往今来，多少事业学问，而自以为能文，何耻之甚也！帖自称 ‘儒士’,汝现有祖母八十余，受冻忍饥，致盲其目，不孝已甚，儒若是耶？”裘曰：“时文之外，别有学问，某实不知。若祖母受苦，实某妻不贤，非某之罪。”王曰：“夫为妻纲；人间一切夫妇罪过，阴司判，总先坐夫男，然后再罪妇人。汝既为儒士，何卸责于妻？汝三中副车，以汝祖父阴德荫庇，并非仗汝之文才也。”言未毕，忽闻殿外有鸡鸣，呵殿声甚远；内亦撞钟伐鼓应之。一勇字军人虎皮冠者，报：“朱大人到！”王下阁出迎。裘踉跄下殿，伏东厢窃视，乃刑部郎中朱履忠，亦裘戚也。裘愈不平，骂曰： “果然阴间势利！我虽读烂时文，毕竟是副榜；朱乃入粟得官，不过郎中，何至地藏王亲出迎接哉？”勇字军人大怒，以杖击其口，一痛而苏。见妻女环哭于前，方知已死二日，因胸中余气未绝，故不殓。此后南湖自知命薄，不复下场。又三年卒。

天堂地狱之说，由来已久。一切宗教，都宣扬天堂地狱(即使名称有所不同),以为世人为善者死后入天堂享乐，作恶者死后堕地狱受苦，用作扶正和挽救世道人心的手段。至于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一依世俗社会的道德准则为标准。
设立天堂地狱，目的既为了赏善罚恶，因此宗教家想象的天堂地狱的主宰者——神，必然是公正无私的。加以我国古代就有“聪明正直之谓神”的说法，所以不仅公开作恶，甚至暗中为非作歹的伪善者，也难以逃过神的鉴察。旧时神庙中常有“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人间私语，天闻若雷”的牌匾；阴曹地府更有所谓的“善恶生死簿”,能把人一生做过的事记载得历历不爽。
由于宗教思想长期以来深入人心，加以人间多不平事，人们负屈含冤，怨愤难伸时，往往诉之于神，其中最激烈的手段，就是在神庙焚烧诉状，俗谓之告阴状。据说凡告阴状的人很快即死，就是此则故事中所说的“焚黄求死”,如果他所告得直，被告的人亦受报应，甚至证人也要被召利阴曹地府去作证。这当然是迷信，且也大大损害了设置天堂地狱的本意。因为宗教家以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所谓 “举头三尺有神明”,神的赏善罚恶，是防止人们作恶。如果听任恶事发生，必要被害者求告才能得直，岂非大大降低了神的权威。
《地藏王接客》,写的即为告阴状故事，就故事内容，可知作者是相信告阴状之说的，裘南湖也该确有其人，他的行为、遭遇大体也是符合实际的。至于阴曹地府的情状，显为作者幻设，但描摹很精心，如写裘实未死 “胸中余气未绝”,不过是生魂入冥，因此“行水草下沙沙有声”,并且“天淡黄色，不见日光，”来描写冥间环境。老妪数人在锅中煮小儿头足，亦为刻画冥间特征。
比较有意思的，是作者写阴曹地府一如人间，一样有佛殿，一样有街道，一样有商店做交易，一样要用名帖拜客，官府门房一样要收陋规，特别是冥间的势利还超过人间。作者笔下的冥间既如此，那么神灵正直可敬，就不免要大打折扣。
但是作者的用意，并非在于破除迷信。在袁枚之前，描绘天堂地狱的作品多矣，或写得等级森严，或写得阴森可怖，甚至也有把天宫地府的主宰写得如人间官府衙门一样昏庸的。原因在于所谓天堂地狱，本是人们头脑中虚幻的产物，近代思想家早已指出，它们是人间社会的折光，作者写冥间一如人间，倒是符合这个原理的。
而且作者写这则故事，决非游戏笔墨，所讽刺的，也不是地藏王的势利。抨击的锋芒，针对着当时所谓 “儒士” 的狂傲和不通世务。“狂生裘某，汝焚牒伍公庙，自称能文，不过作烂八股时文，看高头讲章，全不知古往今来，多少事业学问，而自以为能文，何无耻之甚也！”深切时弊斥骂得可谓痛快淋漓。
袁枚 《小仓山房文集》卷二有一篇题为《原士的文章》,可为这则故事作注脚。袁枚以为士农工商称四民，四民中所以特别重士，因为 “公卿大夫非士莫为”,是未来的官员。可是“士不可少，正不可多”,士少天下才能太平。
清代科举，以八股时文取士。读书人为了进身做官，拼命揣摩全无实际用处的八股时文，正如故事中裘某所说：“时文之外别有学问，某实不知。”所以只能愈读愈蠢。而科举考试，却只能在这类人物中选择，因此即使中第，他们居官的效果也可想而知。所以当时的有识之士，多抨击八股科举，与袁枚同时的吴敬梓，写作小说《儒林外史》,形象地刻画了八股科举制度 害人心的罪恶。但他们都不能提出替代八股取士的有效办法，《儒林外史》中提出的“文行出处”,更是空洞玄虚。这是时代的悲剧。
当时士为四民之首，地位在农工商之上，加之八股时文更养成了士“狂傲”的习性。如故事中的裘某，总以为“文章自己的好”,却不清楚八股文的优劣并无科学标准。多次考试不中第，就埋怨试官不公，以至于告阴告状诉不平。而且全然不通人情世故，旁人好意相劝，他却一则不以为然，再则又不以为然。自称儒士，被他藏王责以儒家基本道德，却无言可对。基至在地藏王指出“汝三中副本，以汝祖父阴德荫庇，并非仗汝之文才也”之后，居然仍自以为了不起，且到地藏王盛礼迎接朱履忠，依然愤愤不平，发出“果然阴间势利！我虽读烂时文，毕竟是副榜；朱乃入粟得官，不过郎中，何至地藏王亲出迎接哉”的詈骂，以为读书作文正途出身，无论如何要比捐班出身高尚。中毒如此之深，简直难以救药。这和《原士》文章中抨击今之士人的痼弊，如出一辙。
故事结束很风趣，裘某醒来后，居然下再下科举考场考试，但认识限于“自知名薄”,仍不知自己深中八股科举之毒。作者实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悟。
袁枚自己是从八股科举中混出来的，因此深知八股时文之弊。在他的《随园诗话》中收有一首题为《刺时文》的道情：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二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策。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高背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由此可知，《地藏王接客》的故事，是作者借阴曹地府的背景和地藏王之口，抒发他对八股时文的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