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在全国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建议，要求政府及早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1932年春，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长的钱昌照，建议蒋介石筹办一个国防设计机构，着手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蒋表示同意，并让钱昌照筹办。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32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该会隶属于参谋本部，地址设在南京三元巷2号。该会是一个秘密机构，一切活动均不公开，对外只称“南京三元巷2号”①。
蒋介石很重视国防设计委员会，亲自担任委员长，并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秘密经费中每月拨出10万元充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活动经费；委员会秘书长由翁文灏担任，副秘书长由钱昌照担任，具体负责各项工作。11月29日，蒋介石将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正式呈报国民政府备案，并在呈文中称：“值兹国难当头，国防机务，万端待理，为集中人才，缜密设计起见，特设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期确定计划，从事建设。”②
《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国防设计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总理全会事务；委员36至40人，由委员长聘任。组织条例还规定：该委员会设秘书厅，并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一人。秘书厅下设一个调查处、一个统计局和一个专员室。秘书厅的主要职掌为：(一)关于国防事业之调查事项；(二)关于国防事业之统计事项；(三)关于文书之收发、分配、撰拟、保管事项；(四)关于会议记录事项；(五)关于职员之进退、考核事项；(六)关于典守印信事项；(七)关于会计、庶务事项；(八)关于图书仪器等之购置、征集保管事项。前项第一、二项两款之职掌，由调查处和统计处专司。
国防设计委员会所聘请的委员，多为各界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首批委员共39人，除翁文灏、钱昌照外，还有黄慕松、杨杰、陈仪、周亚衡、林蔚、丁文江、陈立夫、王宠佑、刘鸿生、穆藕初、曾昭轮、赵石民、陶孟和、刘大钧、吴鼎昌、徐新六、唐有壬、杨端六、万国鼎、沈宗瀚、胡石青、陈伯庄、顾振、沈怡、颜任光、钱昌祚、周鲠生、钱泰、徐淑希、俞大维、谢冠生、裴复植、王世杰、蒋梦麟、胡适、杨振声、周炳林。1934年又增聘了一些委员，并按专业进行了划分。国际贸易专门委员会委员有孙拯、叶景萃、吴申伯等；电器专门委员会委员有王崇植、朱其清、恽震等；国防军备专门委员会委员有王守竟、洪中、吴光杰等；国防化学专门委员会委员有吴承洛、范旭东、林继庸等；矿冶专门委员会委员有李四光、金开英、孙越崎、刘厚生等；边疆研究专门委员会委员有向达、竺可桢、张其昀等。
根据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的规定，该委员会工作的目的是：“在按现代的国防需要，及本国之物资与形势，以制成整个的国防计划。”③国防设计的范围极广，不仅包括军事，还包括财政、工业、农业、资源、教育等诸多方面，正如钱昌照所说：“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为了制定完整的国防计划，国防设计委员会设立了军事、国际、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文化教育、人口土地及粮食等七个组。每组均聘用一批专门委员，从事调查统计和研究工作。
军事组主要工作是对中国军事现状的调查和拟定战时军备建设计划。在现状调查方面，军事组先后制定了六十四种调查表格，通过有关主管部门分发各有关单位填送，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在制定军备计划时参考。在军备建设计划方面，国防设计委员会认为，一旦中国遭到敌国大规模进攻，“而依我之作战方略，所需军队每方面多者十万，少者三五万，遂以援应补充之数共为五十万人，则即可以五十万现代的陆军为设计之起点”,“所需军队之人数即经拟定，则应按照现代的战争之需要，规定其编制以及所需兵器之种类及其数量。由此更按照一定的标准，计算所需弹药之种类及其数量”。根据这一原则，国防设计委员会从成立到1934年5月，军事组先后与有关军事部门拟具了《国防军事建设计划》、《国防军备十年计划》、《国防航空五年计划》、《兵工整理计划》等，并依此作为兵工生产及资源开发设计的依据。
国际组的主要工作是：第一，调查各国在华经济情况，以判明中日之间战争一旦爆发，各国的态度，并尽可能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第二，分析研究欧洲的国际关系；第三，研究中国边疆问题，包括边疆测量、地理、历史等；第四，调查研究日本及伪满洲国，以判明日本的扩张意图及主要目标，以及伪满洲国与日本的一切关系。
经济及财政组主要从事中国资源的调查研究，其重点在于矿产资源、石油以及与国防有关的重要工业品等。对于其他经济问题，该组重点研究货币问题和贸易问题。对于前者，国防设计委员会对美国提高银价及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深感忧虑。为了研究有关对策，该组会同全国经济委员会进行分析研究，并派人赴欧洲考察各国货币制度，以供财政部门参考。对于后者，国防设计委员会认为：“自东北失陷，华侨海外商业零落以来，我国国际收支日趋逆转，长此以往，势必完全破产。是以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均衡之研究实不容缓。”为此，国防设计委员会对近八年来的海关贸易统计底册重新统计，并按照国别与货别分别编拟，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同时，国防设计委员会还委托在欧美等国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调查和研究各国的贸易以及关税制度，以便在制定中国贸易政策时参考。在财政方面，国防设计委员会认为：“目下中央财政收入，偏重沿海区域，海疆一有疏虞，财源立告断绝，由国防而言之，深可危虑。”同时内地省份的田赋、营业税等均为地方财政收入，中央无法完全掌握。为此，该组把工作重点放在财政现状的调查与租税制度的研究上。该组分别向有关部门收集了近年来的实际财政收入数字，以及内外债务与偿还情况，并分别派员到湘、鄂、赣、皖、苏、浙、豫、晋、绥、陕、察、冀、鲁等省实地调查，以掌握各省的财政情况。在此基础上，该组还注重租税制度的研究，会同部分专门委员并与中央研究院的租税问题专家合作，“以期能对于制度及办法之改良有所贡献”。
原料及制造组主要是对中国矿产资源以及石油、金属等战略物资进行调查，以谋求主要工业原料及产品的自给，掌握中国资源状况和现有工业能力。该组先后对长江流域及铁路沿线各煤矿进行了调查，内容包括煤矿的地点、交通设施、矿山公司的历史、组织、资本、工厂设备、矿山区域、煤矿工程、产品质量、不同时期煤的价格、目前经营条件、劳动条件、辅助工程和现在的改进、将来的发展计划等。从1933年起，该组先后对全国铁矿和部分地区铜矿以及有色金属、硝磺、金属运销、上海炼钢厂、湘鄂豫冀等地炼铁厂进行了调查。此外，为谋求战时石油的自给，国防设计委员会还于1933年组建了勘探队，赴陕西延长等地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1934年夏，该勘探队改组扩大为陕北油矿探勘处，由孙越崎为处长。这是国防设计委员会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生产单位。该探勘处在延长和延川两县进行钻探，不久，延长第一口油井成功出油。在工业方面，该组先后对华北、华南的各注册工厂进行分类调查，并对全国手工业也予以了调查。此外，该组还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有关专家合作，进行了烟煤提炼汽油法的实验和天然气提取汽油法的研究；与矿冶研究所合作进行了铜、锌、铅、锰、锡提炼法的研究；直接由铁沙制炼上等军用钢的研究；耐火材料研究等。
运输及交通组则重点对中国的铁路、公路、航运状况进行调查，内容包括战时运输需求量、军事运输需求量、目前的运输能力以及交通沿线的经济状况等，并拟具了详细的调查报告。该组还注重对全国电信事业状况的调查，以及制定国防无线电通讯网系统计划。该组先后对全国无线电台、全国有线电报、电话以及全国电信材料、电信人才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此外，该组还从事电信技术及设备的研制工作。为了完成这些研究工作，国防设计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电子技术实验室，隶属于运输及交通组。该实验室先后进行了军用无线电机、无线电测向仪、夜视仪、军用便携式电话机、声纳、防空测音器、炮位遥测仪、袖珍发电机的研究和试制。其中袖珍发电机的研制成功，已部分取代了进口燃油发电机。
文化及教育组主要工作是从事编制国语、公民、历史、地理等教科书，并进行各国青年训练方法研究和全国人文地理总图的编制等。
人口土地及粮食组则是有选择性地进行了一些重点调查，其中人口方面进行了全国人口测算、江苏句容县抽查、户籍行政调查、军人体格研究等工作。土地方面则对长江六省农政地政概况进行了调查，并在江苏句容县进行了详细的土地调查，在江苏武进、南通及浙江22个县进行了田赋调查。在粮食方面则先后对华北、华中及华南等地的粮食运销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对江苏句容县、泰县等地的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抽查。此外，该组还对各国的粮食贸易、各国民食习惯等进行了调查研究。
除上述七组之外，国防设计委员会还派员先后到陕、甘、青、宁西北诸省进行了调查，其内容包括水利测量、地质矿产、垦牧及民族、农作物及移垦、人文地理等方面。④
从以上各组的工作重点及主要活动可以看出，从1932年11月到1934年秋，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的侧重点是在国防经济的调查统计以及一些与国防有关的技术研究上，制定各项具体的建设计划尚未全面展开。1934年9月，由于各项调查统计工作基本就绪，该委员会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向制定各项具体建设计划方面。⑤
1934年9月10日，国防设计委员会为“处理事务方便起见”,将原组织条例加以修正，在秘书厅下增设了“计划部”,列为各处室之首，并规定计划部的职掌为关于国防事业之计划事项。从1934年9月到1935年4月的半年多时间里，该部先后制定和着手制定了《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 《四川水力发电计划》、 《运输动员及统制初步计划》、《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等。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军政部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易名为资源委员会，并由参谋本部改隶军事委员会，由翁文灏、钱昌照任委员会正、副委员长。与国防设计委员会一样，资源委员会也是一个秘密机构，衙署前既不挂牌，国民政府公报中也不刊登任命状。直到1938年它的条例组织规程才向世人公布。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国防设计委员会侧重于“调查”、“设计”,而资源委员会不仅要“调查设计”,同时还要直接参加“国防基本工业”的建设与管理。
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初，主要仍从事于国防设计委员会未完成的工作，即继续收集国情资料的调查工作。到1936年初，此项工作告一段落。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乃由调查向设计转移。同年3月，翁文灏根据以前收集的各种资料，拟具了《国防工业初步计划》,该计划的中心内容是在江西、湖南一带建立一个国有化的重工业区，并开发西南各省的矿产资源。计划所包括的行业主要有冶金工业(钢、铁、铜、铅、锌、钨、锰、铝)、电力工业、电力应用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化学工业等，所涉及的领域是前所未有的。不久，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工业初步计划》所描绘的大致轮廓，制定了一个《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并于同年6月由军事委员会呈国民政府核准。
《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共分十个部分，其主要内容是：
(一)统制钨、锑，同时设立钨铁厂，年产钨铁2000吨；
(二)建设湘潭及马鞍山炼钢厂，年产30万吨，可供国内需要之半；
(三)开发湖北灵乡及湖南茶陵铁矿，年产30万吨；
(四)开发湖北大冶、阳新及四川彭乡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3600吨，可供国内需要之半；
(五)开发湖南水口山及贵县铅锌矿，年产5000吨，可供国内需要；
(六)开发江西高坑、天河，湖南谭家山及河南禹县煤矿，年产150万吨，补充华中、华南煤产不足；
(七)在江西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陕西延长、延川，四川达县、巴县油矿，年产2500万加仑，可供国内需要之半；
(八)建设氮气厂，年产硫酸亚铁5万吨，同时制造硫酸硝酸， 以为兵工之用；
(九)在湖南湘潭建设机器厂，包括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及工具机厂；
(十)在湖南湘潭建设电工器材厂，包括无线电厂、电管厂、电话厂及电机厂，每年产品可供国内需要。⑥
从内容上看，《三年计划》吸取了翁文灏的《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关于短期内发展国防工业的基本思路，其核心点依然是要在湘赣一带建立一个自成体系的国有化工业区，其目的是为了防备日寇侵略。
《三年计划》确定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周转资金与技术基础两大问题。该计划由国民政府核准备案时，当局者所核准的总经费为法币2.7亿元，并拟由国库分期拨发资源委员会。但是，对国民政府财政实情有较深刻了解的翁文灏等人对于国库能否于三年内拨出上述款项一直表示怀疑，因而提出了尽量利用外资和利用外国技术的方针。翁文灏在《三年计划》公布后不久即宣称，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基本上仍使用中世纪技术的农业国，枯竭的财政状况和不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同短时期内发展国防重工业的艰巨任务形成鲜明的对照。严峻的现实迫使政府必须采用特别手段，“尽量利用外国资本，尽量利用外国技术”。钱昌照后来也说：“我们认为，中国的国民所得很少，每年积蓄能力有限，资本市场又没有组织起来，要想加速工业化，非利用外资不可……外资的流入，绝没有可怕的理由，就看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知道，科学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一切建设需要的技术，要是我们自己没有把握，切莫负起过重的责任”。“我们时间不多，不容我们从容研究，也不容我们随意尝试”⑦。
资源委员会所寻求到的第一笔外国贷款是由德国提供的。还在1935年4月，德国特使克兰(Hans Klein)来华与蒋介石洽商，要求以德国的军火和机械设备换取中国的战略原料，蒋介石欣然同意，要孔祥熙负责经办此事。孔祥熙认为此事无利可图，不愿积极进行。蒋介石遂两次致电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令翁接办此事。在此之前，资源委员会已在筹划创办工矿企业，苦于缺乏资金，无法进行。钱昌照等人得悉此事后，认为这是一个现成的好机会，因此他们积极支持翁文灏接办此事。翁与克兰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磋商，于1935年达成了原则协定。1936年2月，由资源委员会顾振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起程赴德，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正式签订了《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一亿金马克的信用借款，作为中国采办德国工业设备的周转资金，中国以钨、锑、生丝、猪鬃等农矿产品偿付。德国政府为办理此事，特别设立了一家以克兰为首的合步楼公司常驻中国，专门职掌从中国进口农矿原料及向中国出口工业设备。国民政府则指定由中央信托局和资源委员会分别办理农产品和矿产品的收购与运交事宜。在这一亿马克贷款中，90%以上用于购买军火及兵工设备，余下的10%弱，即9 819 114马克用于购买重工业设备。资源委员会即用此款项向德国订购了机械、电工、化工、冶金等厂矿的设备。其中工业部分为4 921 114马克，占50.1%;矿业部分3 570 000马克，占36.4%;电业部分1 328 000马克，占13.5%。到1941年7月中德断交时止，资源委员会收到的从德国购置的机件设备约值3 527 418马克。
《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的签订，为资源委员会实施《三年计划》注入了可靠的启动资金。
与此同时，经过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国民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有所改善，因而在1936财政年度预算中拨款1000万元，供资源委员会兴建重工业厂矿之用。于是从1936年开始，《三年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当年破土动工的厂矿有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中央钨铁厂、彭县铜矿、阳新大冶铜矿、中央机械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高坑煤矿等十家。1937年度又陆续增设了湘潭煤矿、天河煤矿、四川油矿、灵乡铁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四川金矿、青海金矿及龙溪河水电厂等十一家企业或筹备机构。⑧
《三年计划》中所筹设的一些厂矿工程在初期进展较为迅速。如中央钢铁厂，1936年5月成立筹备委员会，6月筹备委员会委员黄伯樵、程义法等即赴德国，与德方就合作细节展开磋商。不久，合步楼公司就派遣以杜尔教授为首的专家团赴湖南考察厂址，规划厂区，指导土木工程建设。厂址勘定后，即根据德方设计要求，钻探地层，平填土方120万立方，铺设了厂内管道水沟，建造了仓库，购置了各种建筑材料和建筑机械，并建造了三处临时码头，修建了7公里长的厂内轻便铁路，又从厂址筑铁路支线16公里，接通了湘黔、粤汉、浙赣诸铁路干线，以备运输机械设备。此外，钢铁厂还建造了一批中外职员和工人用的宿舍、食堂、浴室等生活设施。⑨再如设在江西吉安县的中央钨铁厂，1936年8月筹备委员会成立，1937年初土木工程正式开工。至同年7月，钨铁厂厂房已大致竣工，发电机器设备已装就十之八九，电炉部分也正在装置。再如中央电工器材厂，下辖四家分厂，其中三家设在湖南湘潭。1937年3月开始建厂，到1938年初，三家分厂的厂房及总厂的办公楼、码头堆栈、职工宿舍等均先后竣工。电子管分厂并于1938年5月开工试厂，7月下旬正式出货(11)设在湖南湘潭的中央机器厂于1936年9月正式开工，到1938年初也已完成了大部分基础工程，只待外购机件运到，即可开工。除上述工厂外，其他各厂筹备工作进展也较为迅速。
但是，遗憾的是，《三年计划》虽然得到了贯彻实施，但并没有能够最终完成。直接原因则来自于战争。事实上，正当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 日本侵华的步伐也在步步紧逼，形势极为紧张险恶。 自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随着战局的恶化， 日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了湘赣等省。原来远离战区后方的地区，一变成了前线。正在加紧建设的各项工程均被迫停顿。中央钨铁厂原定1938年10月开工，但由于日军前锋逼近江西，工厂安全已无保障。同年7月，经蒋介石核准，资源委员会决定暂停中央钨铁厂工程，并迅速组织人力将所有机器拆卸运至香港存储，拆卸工作于9月底全部完成。中央钢铁厂的命运也如出一辙，1938年7月，资源委员会奉行政院指令，工程暂停进行，所有机器工具拆卸运存湘西。多年的工作在一日内丧失殆尽。中央机器厂于1938年6月停工，千里迢迢地迁至昆明。中央电工器材厂于1938年7月停工，机器设备分迁昆明、桂林两地。其他各厂矿筹建工程也都深受战事影响。原设于四川等地的部分厂矿，虽不需迁移，但因交通封锁，订购设备难以运入，工程进度均大为迟滞，乃至被迫取消。到1938年中期，资源委员会设计的在湘赣一带搞一个重工业区的《三年计划》实际上被终止。但是，即使如此，这一计划的制定和部分实施，对中国工业的发展依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不少从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辗转迁至内地，重新安装生产，不但对于提高内地工业发展水平，改变中国工业不合理状况，而且对于增强抵抗日寇侵略的物质力量，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